有些非常有用且有效的启发式加工，很容易变身捣蛋鬼，给我们惹来麻烦。原因就在于这些启发式加工太容易被触发了。几十年前，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发现了锚定与调整启发式[1]。当我们必须要对一个不知道的数量做出估计时，锚定和调整启发式加工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使用这种认知策略时，我们会先锚定一个最容易从大脑中提取出来的相关数字。然后，基于已知的特定信息调高或调低这个锚。
这个信息处理过程看起来还不错。可是，当这个可以被用于锚定的数字与我们即将要处理的问题毫无关系时，问题就出现了。在一个经典实验中，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向我们展示了锚定倾向在使用认知资源时是何等吝啬——它完全懒得对锚定数据与问题间的关联性进行评估。实验让被试看着一个数字转盘，当指示器停留在任意一个数字上时（通过故意操作使这个数字是65），询问被试：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的百分比是高于还是低于这个数字。在回答完是高还是低之后，要去被试尽量准确地估计非洲国家在联合国所占的百分比。另一组的被试所经历的实验程序与之相似，唯一不同是指示器停留的数字是10。他们也被要求回答是高还是低的问题，并尽量对真正的百分比做出最为准确的估计。由于在第一个问题中使用的是随机数字转盘，按道理说，第一个问题中出现的数字与被试回答第二个问题应该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情。但是，研究结果发现，出现在转盘上的数字严重影响了被试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第一组被试（45%）对第二个问题的估值远远地高于第二组（25%）。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两组被试都在使用锚定和调整启发式加工——高锚定组调低了锚定值，低锚定组调高了锚定值——但两组的调整都太过“黏性”。他们两组的调整力度都不够，因为他们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个锚定值其实是以随机的方式选择出来的。锚定和调整启发式揭示了锚定过程中对认知资源的吝啬，而无暇顾及锚定值与当前问题之间的关联性。
哪怕在锚定值非随机选取的情况下，认知吝啬鬼对锚定值的依赖性也太强了。因为，相对于从记忆中回忆、提取与当前问题相关的信息，使用锚定值是一个更为简单易行的捷径。研究发现，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房产中介在对地产的真实价值进行评估时，也会受到挂牌价格的影响。在汽车销售过程中，锚定与调整也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销售人员希望引导顾客将预期价格锚定在MSRP上（官方指导零售价），然后以这个价格为基础开始讨价还价。因为他们知道，锚定调整过程是“黏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MSRP的影响，最终的调整结果并不会偏离MSRP太远。消费者类杂志和网站给出的建议与上述做法完全相反，他们建议消费者获取经销商的进货价，并以此为锚定点往上还价。对于二手车来说，情况也很类似。销售人员希望从广告价格为锚定点开始议价，而消费者导刊则建议消费者参考蓝皮书[2]中的价格议价。销售人员和消费者导刊的做法都是对的。他们都知道协商的起点对于最终的协商结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都知道，控制了锚定点的那个人，也意味着控制了整场谈判。
依赖于锚定的启发式加工在很多重要的情境中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司法判决。在人身伤害案件中，原告所要求的赔偿金额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法官对案件的判决以及原告最终获得的赔偿数。另外，统计数据表明，检方提起公诉的罪名也会影响到法官的保释决定。看来，大法官们也是认知吝啬鬼，他们屈服于简单的启发式加工，以减轻自己的认知负担。
锚定效应的产生与参照点的盲目使用有关。这类不动脑的信息处理过程会导致荒谬的行为。例如，它会让人放弃较多的收益，而选择较少的收益（例如，倾向于选择5美元，而不是6美元）。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斯洛维奇及其同事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这个研究让被试对两个赌局的好恶进行评价，赌局一是7/36的概率赢得9美元和29/36的概率输掉0.05美元；赌局二是7/36的概率赢得9美元和29/36的概率一文不赢。结果发现，人们对赌局一的偏好度更高。他们还报告了另一项相似研究的结果，在对两个都会输钱的赌局进行好恶评价时，人们对7/36的概率赢得9美元和29/36的概率输掉0.25美元的偏好性高于上面的赌局二！在两场都会输钱的赌局中，人们以5美分和25美分作为参考值，认为9美元是一笔大数目金钱。在无损失赌局中，并没有提供可作为参照的点，因此，人们对它的好感度较低。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研究中的被试违反了前面讨论过的优势结构，即理性选择的基础性规则[3]。
[1] 很多研究都验证了少即是多情境效应（Bartels，2006；Slovicet al.，2002；Slovic and Peters，2006）。关于可评估性，参见奚恺元等人的研究（Hsee，1996；Hsee，Loewensein，Blount，and Bazerman，1999；Hsee and Zhang，2004）。
[2] 蓝皮书（bluebook），是美国查询旧车价格的手册。——译者注
[3] 很多研究都验证了少即是多情境效应（Bartels，2006；Slovicet al.，2002；Slovic and Peters，2006）。关于可评估性，参见奚恺元等人的研究（Hsee，1996；Hsee，Loewensein，Blount，and Bazerman，1999；Hsee and Zhang，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