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悲剧在所难免，
但遭受打击未必与幸福绝缘。
人在压力下的反应，
决定他们能否转祸为福，
或只是徒然受苦受难。
谈了这么多，可能还是有人认为，只要运气够好，拥有健康、金钱及出众的外表，就很容易获得快乐。如果事业不是那么顺利，命运发给我们一副烂牌，又怎么能改善生活品质呢？不必担心月底会没钱吃饭的人，当然大可以慢慢思索乐趣和享乐之间的差异，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沉溺于这种比较之中根本就是种奢侈。假如你有一份收入很好、又有兴趣的工作，当然不妨多考虑一下挑战和复杂性的问题，但一份根本就是愚蠢而抹杀人性的工作，有什么好改进的呢？我们怎么能要求疾病缠身、贫困、遭受种种打击的人，控制自己的意识呢？一定得先改善实际物质条件，然后心流才能对生活品质有所裨益。换句话说，最优体验只是锦上添花，健康与财富才是根本。只有巩固“根本”以后，心流才有助于创造生活的主观满足感。
不消说，本书彻头彻尾都反对以上这种论调。主观体验不只是人生的一个面，它就是人生。物质条件只是次要的，它们只能通过体验，对我们产生间接的影响；心流却直接裨益生活品质，甚至享乐也有同样的效果。健康、金钱，还有其他物质上的优势不一定能改善生活；一个人除非先学会控制精神能量，否则这些优势都发挥不了作用。
相反，很多人历经艰难困苦，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充分享受到生活的乐趣。这些人怎么能在匪夷所思的恶劣环境下，找到心灵的和谐，提升复杂性呢？本章所要讨论的就是这么一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
扭转悲剧
如果以为能控制意识的人，不论发生什么事仍然会快乐，那就未免太天真、太理想主义了。一个人所能承受的痛苦、饥饿、剥夺，都有一定的限度。正如亚历山大大夫所说的，“心灵统治肉体的论调，虽然没有生物学或医学的根据，却是生命过程中最根本的事实”。整体医学、诺曼·卡曾斯对抗绝症成功的故事，以及西格尔大夫有关自我医疗等书籍的出版，都使20世纪盛行的建立在唯物观点上的保健理论不得不重作调整。我们在此要强调的是，一个懂得在生活中找到心流的人，即使在全然绝望的情形下，也仍然能找得到乐趣。
米兰的马西密尼教授收集到的资料中，有些处于极端困境仍能找到心流的实例，令人叹服不已。他的研究对象有一组是半身不遂的病人，他们年纪轻轻，便因意外事故丧失了运用肢体的能力。这项研究最出人意料的发现是，大多数患者都说，导致半身不遂的那场意外是他们一生中最不幸，但也是最有意义的事件。悲剧事件的正面意义在于，它带给受害者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并减少了冲突性或不必要的选择。学会面对残疾挑战的病人觉得，人生方向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重新学习生活就是一种骄傲和乐趣。他们把意外事故从精神熵的来源，转变为内在秩序的开端。
苦难是人生的契机
这群人中有个名叫鲁吉奥的青年，他在20岁那年骑摩托车出事，腰部以下全部瘫痪。在这之前，他只是个浑浑噩噩的加油站工人，喜欢踢足球、听音乐，自认人生没有目标，也一直没发生过什么大事。车祸以后，他体验到的乐趣大有提升。休养期间，他去念大学，并获得了语言方面的学位。现在他自己开业，替人做税务顾问。他觉得学习与工作都是强大的心流泉源，钓鱼和射箭的效果也不错。最近，他还赢得了区域射箭比赛的冠军—是坐着轮椅出赛的。
鲁吉奥接受访问时说：
瘫痪使我重生，所有我过去做的事都必须从头开始学习。我必须学习自己穿衣服，好好用自己的头脑；必须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利用它，却不试图控制它……这需要专注、意志力、耐心。说到未来，我希望能不断进步，打破残障的限制……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目标。在半身不遂以后，在这些方面进步就成为我的人生目标。
还有一个名叫法兰戈的青年，他的腿在5年前瘫痪，还有相当严重的泌尿方面的问题，必须动好几次大手术。事故发生前，他是个电器工人，工作带给他很多乐趣，但他最强烈的心流体验来自每星期六晚上的有氧运动。腿部的瘫痪对他构成格外沉重的打击。常人难以想象的障碍，非但没有削减法兰戈体验的复杂性，反而使它变得更丰富、更充实。现在他担任其他半身不遂患者的心理辅导员。法兰戈自认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帮助其他病人重建信心，并提供恢复健康方面的协助。他最重要的人生目标是：“觉得我对别人有用，帮助最近才出事的人接受这种处境。”法兰戈跟一位曾因车祸瘫痪而极为消沉的女孩订了婚。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他开车（有配合残障驾驶的设计）载她到附近的山上去玩，不料车子抛锚，他们两个被困在荒凉的山路上。女朋友惊慌失措，甚至连法兰戈也不知如何是好，但他们终于找到人帮忙。诸如此类化险为夷的小事件，使他们觉得更有自信。
目盲心不盲
米兰研究小组的研究对象，有一组包括数十位先天或后天失明的人。访谈记录中最值得注意的仍是，很多人认为失明是一桩使人生变得更充实的积极改变。以碧拉为例，她现年33岁，12岁时因视网膜脱落而永久失明。失明使她不必再目睹家中的暴力与贫困，她的人生因而有更远大的目标和收获，这都是拜丧失视力所赐。她跟很多盲人一样，都在当电话接线员。她提到的心流体验包括工作、听音乐、帮朋友洗车，以及“我做的任何事”。她觉得工作时最大的乐趣就是，得知她负责接通的电话，通话非常顺畅，谈话衔接得如行云流水。这时她会觉得：“好像上帝似的，非常满足。”碧拉认为，失明对她的人生有积极的影响，因为“它带给我连大学文凭也无法带给我的成熟度……例如，我周遭的人认为极为严重的问题，我都不受影响”。
现在30岁的保罗，6年前完全丧失视力。他并没有把失明列为积极的影响，但他提到这次不幸事件带来的四个正面结果：“首先，虽然我知道，也接受了自己因失明而造成的限制，但我还是会不断试图克服这些限制。其次，我决心要尝试改变我不喜欢的状况。第三，我会小心避免重复过去所犯的错误。最后，我现在已没有幻想，但我会努力包容自己，同时也包容别人。”
保罗和大多数残障者一样，都把控制意识看做最重要的目标，实在很令我们意外，但这并不代表挑战只限于精神层次。保罗是全国西洋棋协会的会员，也参加盲人运动会，平日靠教音乐维生。他把弹吉他、下棋、运动、听音乐都列为目前的心流源泉。最近，他在瑞典的残障游泳联谊赛中赢得了第七名。他的妻子也是盲人，在一个失明妇女的体育队担任教练。现在他计划用盲人点字，写一本古典吉他弹奏的教科书。
还有安东尼奥，他在高中教书，妻子也是盲人；他们目前面临的挑战是领养一个盲童，这很可能是意大利第一宗如此特殊的案例。安妮妲说，用黏土雕塑、做爱、阅读点字，都能产生强大的心流。生下来就失明、现在已85岁的狄诺，已婚，育有两个孩子，以整修旧椅子为业，他说工作始终能带给他多姿多彩的心流体验：“我用天然藤修理椅子，不像一般店里用合成材料……当你调整得恰到好处，弹性刚刚好时，感觉实在太棒了—尤其一试就成功的话……完工以后，椅子保证可以再坐20年。”另外，还有很多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
流浪汉的告白
马西密尼教授的另一组研究对象中，包括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露宿街头的人在欧洲大城市里很常见，我们常会认为他们很可怜。不久前，这些无法适应“正常”生活的人，还可能会被诊断为精神病或更严重的症状。事实上，他们之中很多人确实是被各式各样的灾难打垮而落得孤苦伶仃。但再次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们之中也有很多人能把悲惨的境遇变成十分满足的心流体验。我们从众多实例中特别选出一段具有代表性的记录。
芮亚是埃及人，今年33岁，睡在米兰公园，以到慈善机构吃救济餐维生，偶尔需要钱用，就到餐厅里帮人洗盘子。接受访问时，访谈者先读了一段关于心流体验的描述给他听，然后问他是否有过类似的感受，他回答道：
是的，我从1967年到现在的生活一直就是这个样子。1967年“以阿战争”[3]结束后，我决心离开埃及，就一路搭便车来到欧洲。从此以后，我就过着心灵非常集中的生活。这不仅是一次旅行，还是自我的追寻。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些亟待发现的东西。我老家的人在我决心徒步来欧洲的时候，都以为我疯了。人生最棒的事就是了解自己……我从1967年到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找到自己。我必须跟很多事物作斗争。我经历过黎巴嫩的战事，经过叙利亚、约旦、土耳其、南斯拉夫，终于来到这儿。我也经历过各种自然灾难。在暴风雨中，我睡在路旁水沟里；我出过意外，有朋友就死在我身边，但我的注意力不曾松弛过……这是一场持续了20年的冒险，它还会持续到我这辈子结束……
我像一只刚孵出来的雏鸟，展开这场旅程，从此我就能自由的飞翔。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自己，亲自体验生命的每个形式。我也可能还是在老家的床上呼呼大睡，或到镇上谋一份现成的工作，但我选择跟穷人在一起，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受过苦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结婚、做爱，并不能让你成为男子汉；做男子汉就得负责，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说些什么，什么时候又该保持沉默。
芮亚的话还很长，但他说的每句话都完全符合他坚持追求的精神目标。就像2 000年前浪迹沙漠、寻求启示的先知，芮亚也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清晰无比的目标：控制意识，建立自我与上帝沟通的桥梁。是什么使他放弃“人生的好东西”，去追求一个如此捉摸不定的目标？他是否天生荷尔蒙不均衡？他的父母是否造成他心灵上的创伤？这些颇能引起心理医生兴趣的问题，我们在此都不予讨论。芮亚为何与众不同并不重要，但是他能把大多数人无法忍受的处境，转变成有意义、有乐趣的生活，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注意的。很多养尊处优的人都还做不到这一点呢！
纾解压力
英国哲人约翰逊说：“让一个人得知他两个星期后会被处决，对于他集中精神有莫大的帮助。”这种说法也适用于我们刚才所举的每一个例子。人生的中心目标受到重大打击，如果自我没有因而完全毁灭，就可能迫使我们用全副精神能量，在硕果仅存的目标周围建筑一道藩篱，防御命运再度发动攻势；要不然，灾祸也可能带来一个更清晰、更迫切的新目标，那就是克服挫败造成的新挑战。如果选择第二条路，这场悲剧不见得对生活品质有不利的影响。事实上，正如鲁吉奥、保罗以及不计其数像他们一样的人，旁观者眼中的厄运，或许反而能使他们的人生变得更充实。即使失去一种最基本的能力，例如视力，也不代表意识会因而变得贫瘠，结果往往正好相反。是什么造成这样的结果？同样的打击，为什么有人从此一蹶不振，却也有人用它创造内在的秩序？
心理医师通常把这种问题归为“压力的适应”。很明显，某些事件产生的心理压力特别大，例如，丧偶之痛比抵押房屋借款严重得多，被迫质押房屋又比接到交通违规罚单严重得多。显而易见的是，在同样的情况下，有些人一味自艾自怜，有些人却咬紧牙关、力图振作。一个人应对压力的态度，就称为他的适应能力或适应方式。
在分析压力下的适应能力之前，先要谈谈三种不同的支持来源。第一种是外来的助力，尤其是社会给予的支持。例如，罹患重病时，若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和挚爱的家人在旁照顾，情况就会缓和许多。第二种是个人的心理资源，包括智能、教育水准以及其他相关的人格因素。比方说，对于内向的人而言，搬家到另一个城市、结交新朋友构成的压力，比外向的人更大。最后一种资源则是一个人对付压力的策略。
在这三种因素中，第三种最重要。光靠外来的支持缓和压力的效果不大，这一招往往只对本来就很坚强的人有用。心理资源大多也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我们很难使自己变得更聪明、更外向。然而适应策略不但能改变压力产生的效果，也最具弹性，可以完全由自己控制，因此特别值得重视。
40岁失业
一般人面对压力的反应，可分为积极、消极两大类。研究哈佛大学毕业生的生活状况达30年之久的心理学家范伦特，把积极的反应称为“成熟型防御”，其他学者则称之为“转换型适应”。消极反应分别被称为“神经过敏型防卫”或“退化型适应”。
我们以吉姆为例，说明两者之间的差别。吉姆是一个财务分析师，本来拥有一份养尊处优的工作，40岁时却被炒鱿鱼了。在人生压力的量表上，失业大约居于中间位置；它的影响当然会随个人的年龄、技能、储蓄、就业市场的状况而有所不同。吉姆面对这件不愉快的事，可以作两种选择。他可以过隐遁的生活，晚起、否定一切、拒绝去想它；他也可以把挫折感发泄到家人和朋友身上，或借酒消愁。这些行径都属于“退化型适应”或“神经过敏型防卫”。
当然，吉姆也可以保持冷静，暂时压抑自己的愤怒与恐惧，合理地分析问题，并重新评估处事的先后顺序。这样他可以重新界定问题所在，设法解决—例如，他可以换到更需要他的技能的工作岗位上，或接受新训练，从事别的工作。选择这些出路，就是“成熟型防卫”或“转换型适应”。
很少有人会只用一种策略渡过难关。吉姆很可能在失业的第一晚喝个酩酊大醉，跟一年到头都在抱怨他的太太大吵一架，但第二天或一星期以后，他会冷静下来，开始思考下一步要怎么办。各个人应用策略的能力有别，赢得射箭比赛冠军的半身瘫痪者、双目失明的西洋棋高手，承受的人生压力远超常人，他们是“转换型适应”中的佼佼者。但也有人在不算太严重的压力下就轻言放弃，从此降低生活的复杂度，不作他图。
勇气是应变的开始
把不幸的灾祸变成幸运的契机，是一种难得的天赋才能。具备这种能力的人被公认为是社会的“适存者”，他们的力量来自弹性或勇气。不论我们如何称呼他们，能够克服万难、超越障碍，已足以使他们鹤立鸡群。事实上，一般人谈起他们最佩服某个人的理由，大多不外乎勇气过人、不畏艰难。培根引用禁欲学派哲学家塞涅卡的话指出：“人在得意时表现出的种种优点令人羡慕，但人在困境中表现的种种优点更令人佩服。”
在我们的一项研究中，受人佩服者的名单包括一位半身不遂的老太太，她一直保持心情愉快，并随时乐意聆听别人的苦恼；还有一位青少年夏令营的营地辅导员，在一名学员游泳失踪，所有人都惊慌失措时，还能保持冷静地组织救援队，成功完成了一次救援任务；另一位女性主管则在男性的嘲弄与打压之下，克服艰苦的环境，获得成功。19世纪的匈牙利医生塞麦尔维斯，无视其他医生的冷嘲热讽，坚决相信只要医生在接生前把手洗干净，很多妇女就不至于在分娩时丧生。这些人和其他数以百计的榜上有名者，都因相同的理由受人尊敬：他们坚持自己深信不疑的事，不在别人的反对之下退缩。他们有超乎常人的勇气—也就是古人所谓的“美德”。
一般人特别重视勇气，当然是有原因的。在所有美德当中，首推把困境转变为乐趣盎然的挑战的能力，而这也最有用，在求生时最不可或缺，且最有可能改善生活品质。能欣赏别人所具有的这种能力，代表我们已对这种人付出注意力，必要时我们极有可能效法他们。因此，佩服有勇气的人本身就是一种优点，会这么做的人已经为灾祸的来临，作了最好的准备。
仅是把摆脱混沌的能力命名为“转换型适应”，或把具备这种能力的人称为“有勇气”，还不足以充分说明这份独特的天赋。正如法国剧作家莫里哀的剧中人，声称睡眠是“入睡能力”，如果我们说良好的适应是“勇气”这种美德所造成的，根本就是把事实真相越搞越糊涂。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名词和描述而已，还需要了解它的整个运作过程。不幸的是，我们目前在这方面所知还相当有限。
化腐朽为神奇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从混沌中创造秩序的能力不仅限于心理层次。事实上，有的进化观认为，复杂的生命形式依靠从精神熵中汲取能量而生存—把废物重新加以利用，改造成有结构的秩序。曾获诺贝尔奖的化学家普利高津，把控制随机运动中，原来会散失掉能量的物理系统，称做“耗散结构”。例如，地球上的植物界就是一个庞大的耗散结构，因为它靠光进行光合作用，光本来只是太阳燃烧的副产品，没什么用途。植物有法子把这种可能浪费掉的能量，转变为叶、花、果、树皮及树干生长所需的原料。又因为没有植物就不会有动物，所以也可以说，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靠着耗散结构把混沌塑造成复杂的秩序才得以存在。
人类也会运用可能报废的能量，实现自己的目标。科技上的第一个重大发明—生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初，火都是由偶发事件所引起的：火山爆发、闪电、各种易燃物的自燃。自然腐朽的树木到处弃置，毫无用途可言。人类学会用火以后，原来可能散失的能量就可以用来温暖他们的洞穴、炊煮食物，还可以用于冶铸金属用品。利用蒸汽、电力、汽油、核能推动的引擎，也是基于相同的原理，把原来不是散失掉就是与我们的目标背道而驰的能量，重新加以利用。要不是人类学会把无秩序的力量转变为可以利用的形式，我们就不可能生存得像今天这么顺利。
不如意事常八九
前面已谈过，心理的运作方式也遵循类似的原理。自我的完整取决于把中立或破坏性事件，转变为对自己有利状态的能力。如果被开除是找一份更符合个人志趣的工作机会，就不是什么坏事。一个人一生中好运连连的时候，可说是微乎其微，每个愿望都实现的可能性更可谓是等于零。所有人早晚都必须面对与目标相违背的情况：失望、罹患重病、财务困境，到头来还有不可避免的死亡。这些事都会产生消极的回馈，造成心灵的脱序。它们都对自我构成威胁，并破坏它的正常运作。如果受到严重的心灵创伤，一个人可能就无法再把注意力集中到主要目标上，自我就此失去控制力。重大的伤害会使意识陷入一片混乱，当事人可能就此丧失心神，也就是产生各种精神官能症。在比较轻微的状况下，饱受威胁的自我能继续生存，但不会再成长；它在攻击下畏缩，退居自卫的屏障之后，在不断的自我怀疑中茫然度日。
也正因为如此，勇气、弹性、坚忍不拔、“成熟型防卫”或“转换型适应”（亦即心灵的“耗散结构”）都不可或缺。少了它们，我们就会一直处于精神“陨石”的火力扫射之下。若能发展积极的应付策略，至少可以把不利的情况转为中立，或进而把它们变成有助于自我茁壮、复杂的挑战。
适应技巧随年龄增长
转换型技巧通常是在青春期的晚期养成，较年幼的孩子或刚步入青春期的少年，大多依赖社会网络所提供的屏障免于伤害。当孩子受到任何打击—即使是诸如成绩考砸了、下巴长了颗青春痘或学校里同学不跟他说话这类小事，他们都觉得像是世界末日，生命不再有意义。倘若别人能适时给予正面的回馈，只需要几分钟就足以振作他的精神。一个微笑、一通电话、一首好歌，就足以吸引他的注意，使他忘记忧虑、重建心灵的秩序。我们从心理体验抽样法的研究中得知，健康的青少年沮丧的时间每次平均不超过半小时（成年人从恶劣的心境中复原，却平均需要两倍的时间）。
不过，大约到十七八岁左右，青少年大多就已经能比较清醒地看待不利的状况，如果一件事情未能按照预期发展，也不至于构成致命的打击。大多数人到这个年纪，已开始有能力控制意识。这种能力部分归功于时间的历练：曾经失望、熬过失望。长大了的青少年知道，其实事态并没有乍看之下那么糟。部分则由于知道别人也会遇到相同的问题，而且终能解决。得知自己的问题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使年轻人的自我产生新的觉悟。
当年轻人在自行拣选的目标上建立了坚强的自我，任何外来的失望都不能撼动时，适应型技巧的发展就已臻至巅峰。对某些人而言，这股力量来自认同家庭、国家、宗教、意识形态而确立的目标；对其他人而言，这股力量来自精通一套和谐的符号系统，诸如艺术、音乐、物理等。印度的年轻数学天才拉马努金，把所有精神能量都投注在数学理论上，贫穷、疾病、痛苦及短暂的寿命，虽令他疲惫不堪，却不能使他分心—甚至还进而刺激他更努力地发挥创造力。弥留之际，他还对自己发现的方程式赞叹不已。他心灵的宁静悠远，正反映出他所运用的象征符号秩序井然。
化危机为转机
为什么有些人的力量被压力削弱，有些人却变得更坚强？答案很简单，懂得如何把无助的状况转变为新的心流活动，并加以控制的人，会为自己找到乐趣，在考验中锻炼得更坚强。这样的转变可以分三个步骤来讨论：
第一，不自觉的自我肯定。罗根曾对受过严格体能折磨的人作过一项研究，这些人包括单独到北极流浪的探险家、集中营的囚犯等，他们共有的心态就是，深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不妨说他们是自信，但同时他们的自我又似乎并不存在：他们一点儿也不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能量不用于控制环境，而是致力于寻求一种与环境和谐共存的途径。
抱持这种态度的人，不把环境视为敌人，也不坚持自己的目标和企图必须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他只觉得自己是周遭的一部分，应当在运作的体系当中尽一己之力。而矛盾的是，承认自己的目标或许是一个更伟大的实体的附庸，为了成功，可以遵守一套并非出于自己选择的游戏规则，往往是强者必备的特征。
在此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假定某个寒冷的早晨，你赶着要去上班，但车子却发动不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会变得越来越固执，一心一意非赶到办公室不可，没法子拟定其他计划。他们可能咒骂车子，拼命转动车钥匙，或愤怒地猛敲仪表板，而这些动作通常都不会有任何效果。他们的自我太强，使他们无法适应挫折，也不能实现目标。比较理性的态度是，认清不管你是否急着赶到公司，汽车自有它的运作方式，唯一能发动汽车的法子就是按照它的规矩来。如果你实在不知道点火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倒不如叫辆计程车，或干脆请一天假，在家做些别的有用的事。
基本上，要达到这样的自信，一个人首先要对自我、自己的处境、自己在环境中的地位，都有相当的信心。一名优秀的飞行员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技巧，对飞机有信心，也知道万一遇到飓风或机翼结冰，该如何应付。他对自己在任何天气状况下的适应能力都有信心，并不是因为他能强迫飞机服从他的意志，而是因为他把自己当做调节飞机性能、配合天气的工具。他是飞机航行安全不可或缺的环节，但只有在他以一个环节自居时，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第二，注意力集中于外界。注意力向内集中时，精神能量都被自我的关注与欲望吸收，很难再去观察周遭环境。懂得如何把压力转换成充满乐趣的挑战的人，很少花时间想到自己，他们不会把所有的能量都用在满足自己的需求上，或为受社会制约的欲望烦恼。相反，他们的注意力随时保持警觉，不断处理来自周遭环境的资讯。注意焦点仍由个人的目标决定，但尤需保持开放，随时注意外界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尽管这些变化不见得跟他想要实现的目标直接相关。
开放的态度使一个人更客观，能够注意到变通的可能性，自觉是周遭环境的一部分。攀岩者修伊纳把那种与环境融合为一的感觉表达得很好，他描述攀登险峻的约塞米蒂谷埃尔卡皮理岩壁的经历说：
花岗岩的每个结晶都像从石头上凸显出来，云朵的变化万千，一直吸引我们的注意。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们发现岩壁上布满了小昆虫，它们小到几乎看不见的程度。我盯着一只小虫足足看了15分钟，看它爬来爬去，对它鲜红的外壳赞叹不已。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供你观看和感觉，你怎么可能厌倦？我们跟如此充满乐趣的环境结合在一起，无微不至、无远弗届的感知，带给我们一种多年来不曾有过的感受。
达到这样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不仅是享受心流体验乐趣的重要因素，也是克服困境的中心机制。首先，把注意力从自我转移出去，欲望受挫就较不可能干扰意识。精神熵是因为注意力集中于内在的无秩序而产生的，这时若把注意力转而投注在周遭的事物上，压力造成的破坏就会减轻。其次，如果一个人沉浸在环境中，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利用精神能量参与到环境体系之中，这样一来，他就更能了解体系的特性，可以用更好的方式适应不利的情况。
再回到前面那个车子发动不了的例子：如果你的注意力全都放在及时赶到办公室这个目标上，你心里想的可能只是万一迟到会有什么后果，对不肯合作的车子满怀敌意。因而，你就不大可能注意到汽车要告诉你的信息：引擎油气太重，或电瓶没电了。同样，如果飞行员一心只想着他要飞机怎么做，就可能忽略有助于安全导航的资讯。第一个单人飞渡大西洋，开创飞行纪元的林白，把完全对环境开放的心理状态描述得非常好：
我的驾驶舱很小，墙也很薄，但在这个小空间里，尽管思潮汹涌，我却觉得很安全……我对驾驶舱里每个细节都非常清楚—所有的仪表、扳手、结构上的每个角度。每件东西都具有新的价值。我细看管路上焊接的痕迹（曾经有多少肉眼看不见的沉重压力凝固在金属的皱褶中）、高度表上四溅散开的油漆……成排的燃料阀……这一切我过去不以为然的东西，现在都觉得十分醒目而重要……我一方面驾驶着复杂的飞机，在空中飞行；另一方面在机舱里，周遭只有单纯的东西，思考也摆脱了时间的局限。
他还讲到他过去的一位同事G在空军服役时的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说明当我们过度以安全为念、忽略了现实状况时，反而可能造成严重的危机。朝鲜战争期间，G的部队参加一次例行的跳伞演习。有一天，一组受训的伞兵发现标准型的降落伞不够，有个惯用右手的人，被迫使用左手开纹的降落伞。负责军需品的士官长向他保证：“两种伞完全一样，只是拉绳在背带左边。你可以用任一只手开伞，但是用左手会比较容易些。”全组登机，飞到8英尺的高空，大家在目标降落区的上空，一个接一个往下跳。一切都很顺利，只除了一个人：他的降落伞没有打开，活活摔死在沙漠里。
G是负责调查降落伞为何没能打开的特别小组成员。死去的士兵分配到用左手开启的降落伞，在他的制服右襟，标准降落伞开伞拉绳所在的位置已被完全撕裂，甚至右胸也被他染血的右手抓得皮开肉绽，只要再向左几寸就是拉绳实际的位置，但那根绳子完全没有动过的痕迹。降落伞一点儿问题也没有，问题就在于这个人下坠时，一心一意只想在习惯的部位找到拉绳，他知道拉开绳子自己就安全了，但他的恐惧太过强烈，根本没想到真正的安全只差几英寸。
危机迫在眉睫时，我们自然会动用精神能量自卫，但这种内在的反应不见得有助于适应状况。它往往反而使内心的混乱加剧，削弱反应的弹性。更糟的是，它还可能使一个人变得孤立于世界之外，独自面对挫折。相反，如果我们继续跟事态发展保持接触，就会出现新的可能，启发我们采取新的因应对策，不至于被完全排除在生命的主流之外。
第三，找寻新出路。应付造成精神熵的状况，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阻挠我们实现目标的障碍上，消除它，并重建意识的和谐，这种方法比较直接；另一种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整个状况，包括自己在内，探讨有没有其他更合适的目标，寻求不同的解决之道。
比方我们可以假定，应该可以升为公司副总裁的费尔，眼看着升迁机会可能落到另一位跟总裁处得特别好的同事头上。这时他有两个基本的选择：设法改变总裁的想法，证明自己比较胜任副总裁（第一种方法）；或考虑新的目标，如转到公司别的部门，或干脆转行，或降低事业野心，多投注精力照顾家庭、社区或自我人格的发展（第二种方法）。任何一种方法都不会是绝对的好，而重要的是，费尔选择的出路对他整个人生目标有无意义，能否帮助他享受到人生最大的乐趣。
不论采取何种对策，只要费尔把自己、自己的需要看得太重，一旦事态不能按照预期发展，他就会出问题。若不保留注意力寻觅实际的变通之道，就非但找不到有乐趣的新挑战，反而会陷入压力的重重包围。
俯拾皆是的契机
人生各种状况都可能成为成长的契机。我们已谈过，即使像失明或半身不遂这样的灾难，也能转变为带来莫大乐趣、增加复杂性的状况。甚至死亡的逼近，也能创造意识的和谐，不需要感到绝望。
然而，这些转变都要求当事人随时作好迎接意外的准备。很多人都对遗传和社会制约习以为常，全然忽视了选择不同行动的可能性。完全遵守遗传和社会制约，在万事顺利时，没什么问题。一旦目标受挫—这是早晚必然会发生的事，一个人就必须设定新目标，为自己创造新的心流活动，要不然他就会在内在的混乱上浪费大量能量。
如何找出变通的策略？答案很简单：只要怀着不以自我为出发点的信心，对环境保持开放的态度，充分投入，出路自然就会展铺在你眼前。发掘人生新目标的过程，在很多方面都跟艺术家创造一件艺术品的历程颇为相似。传统艺术家开始为画布上颜料时，已经知道自己要画什么，他会坚持自己的构想，直到完工为止；但一位原创艺术家一开始只有很强烈的感受，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他会随着画面上兴之所至的色彩与图形，修正构图，最后完工的作品可能和先前构想截然不同。如果艺术家服膺内心的感觉，了解自己喜欢和不喜欢什么，对画布上呈现的一切付出注意力，就一定会完成一幅好画。另一方面，如果他坚持原先的构图，对眼前次第呈现的其他可能性置之不理，画出来的肯定是幅平庸之作。
我们在人生初始就有种种预设的期许，包括基因为了确保生存而规划的基本需求—食物、舒适、性、控制其他生物；我们的文化塑造的特殊需求—苗条、财富、教育、讨人喜欢也包括在内。如果我们接受这些目标，而且运气够好，或许能如法炮制这个时代和地域对外表与社会地位的理想，但这能算是精神能量最好的用途吗？万一无法实现目标又该怎么办呢？除非我们能像密切注意画布上变化的画家一般，对周遭的一切付出关心，根据事物直接给我们的感觉加以评估，不受成见拘囿，否则就不可能察觉到其他的可能性。这么做我们就会发现，事实往往与我们的预期相反，帮助别人远比击败他人更令人满足，跟两岁的孩子聊天也比陪董事长打高尔夫球更有乐趣。
培养自得其乐的性格
本章再三强调的是，外来的力量无法决定困境能否转变成乐趣。一个健康、富有、强壮、有权力的人，在控制自己的意识上，并不见得比一个疾病缠身、贫穷、衰弱、受尽迫害的人更有胜算。一个能从生活中找到乐趣的人，和一个被生活压垮的人之间的差别，无非是外在因素的综合和个人对这些因素的阐释，也就是由他把挑战视为威胁或行动的契机所造成的。
“自得其乐的自我”倾向于把潜在的威胁解释成充满乐趣的挑战，因此得以维持内在的和谐。一个永不觉得厌倦、很少感到焦虑、投入周遭事物，并经常处于心流状态的人，可以说是具备了“自得其乐的自我”。这一词的意义也就是“拥有自足目标的自我”，大多数人的目标都受生理需要或社会传统的制约，亦即来自外界。自得其乐的人，主要目标都从意识评估过的体验中涌现，并以自我为依据。
自得其乐的自我会把可能发展成精神熵的体验转变成心流。培养这样一个自我的规则很简单，直接源于心流模式，可以简略地归纳成以下几点。
确立目标
要体验心流，先得有一个清楚的奋斗目标。一个具备“自得其乐的自我”的人会干净利落、镇定自若地作抉择—从择偶、就业等终身大事，乃至周末如何消磨、待在牙医候诊室时做些什么等小事。
选择目标与认知挑战有关。如果决心学打网球，我就该学发球、打反手拍和正拍，训练体力和反应。或者过程也可能刚好相反：因为我从击球过网中得到乐趣，我渐渐把学打网球当成一个目标。两种情形下，目标与挑战都是相辅相成的。
从目标与挑战中确立行动的体系后，在体系运作中所需的技巧就显而易见了。如果我决心辞去工作，转行经营度假事业，我就该学习旅馆经营、财务管理、选择开业地点等。当然，这整件事情的发展过程也可能正好相反：我认为自己的技巧可以经由一个特定的目标充分发挥—我可能因具备足够的条件，才决定投入度假休闲这一行。
在培养技巧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行动造成的结果，也就是留意所有的回馈。一位优秀的度假休闲业经营者，必须对创业企划书在一位银行家心目中可能引起的反应作出正确的评估，还必须知道旅客会喜欢哪些措施和设备，哪些又可能引起他们的反感。若不能对回馈保持密切注意，他很快就会与行动体系疏离，技巧不再进步，效率也一落千丈。
一个人有没有“自得其乐的自我”，最根本的不同在于，自得其乐的人知道目标完全由自己选择，并不是什么随机效应，也不是外来力量所造成的。这个事实造成两个乍看可能截然相反的结果：一方面，自行做主的信念使一个人更能全心投入目标，他的行动确实而有内在的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对目标有主控权，必要时他可以很容易修正。由此可见，自得其乐的人待人处事既能做到前后一致，又能保持相当的弹性。
全神贯注
选定行动体系以后，具备自得其乐性格的人就会一头扎进他所做的事情里面。不论是驾飞机绕地球飞行一周，还是吃罢晚餐清洗碗盘，他都会把注意力投注于手头的工作上。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学会在行动的机会与本身具备的技能之间取得平衡。有些人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诸如拯救全世界，或在20岁以前成为百万富翁等，希望破灭时，大多数人都会觉得沮丧，精神能量浪费在没有结果的追逐上，使他们委靡不振。在极端的情形下，很多人因对自己的潜力丧失信心而停滞不前，于是选择安全而微不足道的目标，使复杂性的发展局限于最起码的层次。在行动体系中妥善运作，最重要的就是使环境的要求与行动的能力保持在伯仲之间，相去不远。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走进一个拥挤的房间，决定加入派对，也就是尽可能多认识一些人，玩个痛快。如果他缺乏自得其乐的性格，很可能就没法子主动展开人际接触，而会退缩到角落里，希望有人会注意到他。要不然，他也可能表现得太聒噪、太招摇，不合身份的虚情假意，极可能引起别人反感。这两种策略都不可能成功，也无助于玩得愉快。但一个自得其乐的人，一走进房间，就把注意力由自己身上转移到派对—也就是他打算加入的“行动体系”。他会观察所有的来宾，研究判断哪些人可能在兴趣和气质上跟自己合得来，开始与对方谈论双方可能都感兴趣的话题。如果回馈很消极—例如话题变得很乏味或对方接不上，他就可以换个话题或换个谈话对象。只有在一个人的行动与行动体系提供的机会相称时，才可能真正投身其中。
集中注意的能力越强，投入就越容易。注意力脱序、精神容易涣散的人，总觉得被排除在心流之外。任何转瞬即逝的外来刺激，都有可能使他们分心。如果分心不是出于自愿，就可见对自我缺乏控制。令人意外的是，大多数人都不曾在加强控制注意力上下过什么工夫。如果没法子专心阅读一本书，我们非但不设法提升注意力，反而丢下书，打开电视，让剪接粗糙、不时被广告打断、情节低俗的电视节目进一步割裂我们的注意力。
避免过于自我
投入需要专心，保持投入更要不断专注。运动员都知道，比赛中只要一分神，就可能招致惨败。重量级拳王如果没看见对手一记左钩拳，很可能就被打昏过去；篮球选手若因观众的欢呼而分心，上篮就会失误。任何置身复杂体系中的人，都面临相同的考验：他必须不断投入精神能量，才不至于被淘汰出局。不肯用心聆听孩子说话的家长，会损害亲子间的互动关系；心有旁骛的律师很可能辩输案子；心不在焉的外科医生，则会使病人不再上门。
“自得其乐的自我”能维系投入的状态。最常见的一个分心因素—自我意识过强，在这种人身上并不构成问题。他们并不担心自己的表现好不好，别人怎么看他，只是全心投注在自己的目标上。有时候，全心投入能把自我意识排除到意识之外，但有时候却正好相反：因为缺乏自我意识，所以能强烈投入。自得其乐性格的各项因素往往互成因果，难以区分。选定目标、培养技巧、加强集中注意的能力及摆脱自我意识，何者为先，其实并不重要。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点开始，心流活动一旦展开，其他因素自然水到渠成。
一个人把注意力投注在互动关系上，不为自我烦恼，得到的结果乍看可说是矛盾的：他不再自觉是独立的个体，但自我却变得更强大。自得其乐的个人借着把精神能量投入所属的体系，得以超越个人的极限。个人与体系结合，自我的复杂性才能更上一层楼，就由于这个缘故，曾拥有爱而失落胜于从未爱过。
一个凡事以自我为中心、只谋私利的人，自我或许觉得很安全，但是跟一个愿意为了互动而投入周遭活动的人相比，前者的自我显得非常贫瘠。
芝加哥市政府对面的广场，一座毕加索户外雕塑举行揭幕典礼时，我也在场，旁边站着一位专办个人伤害案件的律师，我们有过数面之缘。主席致辞时，我注意到他脸上的表情十分专注，嘴唇开阖，喃喃自语。我问他当时在想什么，他说他在估计，如果小孩爬到雕像上，摔下来受伤的话，市政府一共要付多少钱来解决纠纷。
这位律师把任何事情都转化为他专业领域上的问题，因此他一直处于心流状态之中，这是否很幸运？换个角度看，他只注意自己熟悉的事情，对这项典礼在美学、服务民众、社交等方面的意义浑然不觉，是否错失了成长的良机呢？或许两种说法都没有错。但长此以往，只从自我的小窗户观看世界，毕竟是一种局限。即使是深孚众望的物理学家、艺术家或政治家，倘若只对自己在宇宙中有限的角色感兴趣，早晚也会变成一个空洞无聊的人，丧失生活的乐趣。
从当前体验中寻求乐趣
拥有“自得其乐的自我”，能够学会确立目标、培养技巧、接收回馈，并懂得如何投入和参与，即使客观情况极为不利，也仍然能找到生活的乐趣。能控制心灵就能运用周遭发生的事情，成为乐趣的来源。大热天迎面吹来一阵凉风，摩天大楼的玻璃帷幕掩映的晴空云影，处理一笔生意，看一个小孩跟狗玩耍，喝一杯白开水，都可能产生莫大的满足感，使生活更充实。
要达到这样的控制需要决心与纪律。纵情逸乐，把一切烦忧置之度外的生活方式，并不能带来最优体验；轻松而顺其自然的态度，也抵挡不住混沌来袭。本书从一开始就强调，把随机事件转变成心流，需要培养技巧，扩充自己的能力，不断追求成长。心流会鞭策一个人发挥创意，表现杰出。不断加强技巧，维系乐趣的需求，正是文化不断演进的原动力。它促使个人与文化都向更复杂的境界迈进。在体验中创造秩序的报酬，推动世界不断前进，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铺路，当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取代我们的地位时，一定比我们更睿智。
然而仅仅学会控制一时一刻的意识状态，还不足以把所有的存在都化为心流体验—我们还必须有个整体目标，使日常生活中每件事都具有意义。如果一个人在不同心流活动之间穿梭，没有衔接的秩序，走到人生终点时，回顾经历过的每件事情，就很难说出其中有什么意义。从自己做过的事情当中创造和谐，是心流理论赋予追求最优体验者的最后一项任务。通过它，整个人生串联成具有一贯目标的大心流活动。
3 “以阿战争”，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为巴勒斯坦问题而发动的战争，前后共有五次，文中提到的1967年的战争为第三次。—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