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00~1909年，荣格一直是一个开业的精神病学家。他先是在苏黎世的伯格尔斯精神病医院实习，后来成为一名专职的精神病医生。在与弗洛伊德认识之前，他已经独立地治疗了大量的病人，面对各种情绪性的、心理的器质性疾病，他做了许多细致的观察和实验研究，为他后来创立独立的分析心理学体系奠定了基础。他早期所撰写的大多数文章都和心理疾病有关，都是探讨精神病理学问题的。只是在他辞去伯格尔斯医院的工作后，他开始进行私人开业，这类精神病理学方面的文章才明显减少。但是，他对被试进行观察分析的兴趣仍然十分浓厚，因为这些观察和分析对他的许多理论观点是一种客观的支持，而且，由于西方社会人们所推崇的科学主义倾向，使那些只有得到实践依据支持的、可以重复观察的事实才被看作科学的。荣格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也不得不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
在精神病理学中，荣格的兴趣主要在于发现那些对其研究有用的普遍性原则，并且根据这种普遍性原则来探讨那些更加深入、更加有意义的心理学问题。现在看来，荣格对精神病理学的贡献主要是他对“情结”的研究。因为情结是心理疾病的病原学中的一个关键因素，由于某种个体的或社会的原因，情结从自我中分离出来，以妄想、幻觉等病态的心理活动形式自主地进行活动。在正常人看来，这是一些精神病人或神经症患者的病态心理活动表现。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荣格是怎样在心理治疗中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的。
1.心理疾病的诊断范畴
荣格在巴塞尔大学接受训练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的时候，在精神病理学界和开业医生们看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对心理疾病进行确认和分类。荣格的授业恩师尤金·布洛伊勒就是因为对精神分裂症进行了识别和命名而闻名于世的。在他之前，人们把精神分裂症称为早发性痴呆。但是，荣格是一个独立意识相当强的人，他并没有追随布洛伊勒的兴趣，即使在不得不进行诊断范畴的分类时，他也只是偶尔地或附带地进行。他的研究兴趣不是进行病理学分类，而是要探讨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功能及其对心理治疗的意义。因此他说：
“与医学的其他方面进行对比，可以说，在那里，一个确定的诊断做出后，总要在逻辑上紧跟着某种治疗，并且或多或少地根据症状预测能否治愈。对任何特殊的精神性神经症的诊断都至多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是必要的。至于根据症状预测能否治愈则完全不依赖于诊断。因此，我们不能掩盖这个事实，即对神经症的分类是令人相当不满意的，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仅仅一次特殊的诊断并不意味着任何真实的东西。一般地说，把‘精神性神经症’诊断出来，认为它和某种器质性障碍有明显的区别，这就足够了——这个词的意思也不过如此。”[1]
所谓“器质性障碍”实际上就是现代精神病的同义词。荣格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精神病学家一样，都认为精神病确实有器质上的原因。但是，荣格对这种分类的工作实在不满意，因此，他也没在这方面下功夫，没有做出更加细致的区分。
不过，荣格的一个学生汉德森（Henderson）却对此很感兴趣，并对此做了进一步探讨。他根据荣格的类型学理论，对神经症子类别的诊断提出了怀疑。在他看来，有些精神病理现象并不一定是真正病态的，而是这个人的不占主导优势的态度或功能类型在发挥作用的一种表现。例如，一个主导类型是外倾-情感型的人，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得沉默寡言。这是他的不占优势的内倾态度或思维功能在发挥积极作用的表现。尽管这种表现和他日常的行为有很大的差别，但这种现象并不一定是病态的。所以，他说，那些“未能在其病人身上挖掘出这种人格根源”的心理治疗专家，“最终必然还得重新发现这种材料，而且还得重新形成一种类似于荣格的类型理论”[2]。关于荣格的类型学理论及其在心理治疗中的应用，请参见后文。
显然，荣格本人对研究心理疾病的兴趣并不在于进行分类和识别，他感兴趣的是探讨神经症和精神病背后的原因，认为这才是导致这种疾病的心理动力学因素。在他看来，只有找到了致病的原因，才有可能找到治病的方法。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理论观点和思想指导，才使他和其他瑞士精神病学家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才使他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心理病理学观点。
2.神经症及其治疗
我们知道，神经症是一种非器质性精神障碍，主要表现为神气或精神上的不适感，或产生强烈的内心冲突，或者因为某种不愉快的情感体验而苦恼，由此而导致的病理上的体验会长期存在或反复出现。现代医学已经发现，遗传、心理、社会文化、身体等多种因素都有可能诱发神经症。荣格是个精神病学家，他当然会对引发神经症的原因进行认真思考。在他看来，神经症是由于情结的作用而导致的一种人格分裂。由于情结是人皆有之的，因此，每个人都有患上神经症的可能。荣格认为，如果情结与意识很不相容，就很容易产生神经症的人格分裂。例如，一个患有洁癖症的人对于任何他认为不干净的东西都有一种强烈的恐惧感，那么，在与朋友、同事、亲人们的交往中，这种洁癖就会使他逐渐陷入孤立状态，当这种状态发展到极端时，也就意味着他的洁癖情结非常强有力，并且有可能导致他发生人格分裂。这时自我已经变得完全无能为力，神经症便由此而产生了。
那么，究竟神经症有哪些表现呢？怎样才能正确地区分神经症和非病理现象呢？这的确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现代医学虽然比荣格时代进步了很多，但仍然有许多误诊。荣格本人曾对神经症和一种令人讨厌的心理状态做过区分：“（有些人）在某些日子里，或者时常会突然地失去他们的心理能量，他们迷失了自己，但又会在某种神秘力量的影响下清醒过来。这些现象本身并不是病理学的，它们属于人的一般现象。但是，如果它们变成习惯性的，我们就可以正确地说这是一种神经症，这些是导致神经症的东西，但它们也是正常人中的例外的情况。被情绪冲昏了头脑本身并不是病理现象，它只是令人讨厌而已。我们没有必要为一件令人讨厌的事情而发明一个诸如病理学这样的词，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其他不是病理现象的令人讨厌的事情，例如，收税者。”[3]
显然，我们不能把所有异常现象都归结为神经症，就像我们平常因为一句话就说别人是“神经病”那样。实际上，神经症是一种反复发作的不正常心理现象，它的内容表现为一种特异反应，在每个人身上的具体表现是有个别差异的。当然，神经症也表现出一些共性，心理治疗学家就是根据这些共性而给某些病症命名的。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许多国家流行一种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hysteria）。这种疾病的症状表现为，感觉运动机能不良，如眼睛失明、身体瘫痪，但却找不到任何器质性原因。这种病理现象引起了法国南锡派精神病学家和弗洛伊德的兴趣。弗洛伊德早期与布洛伊勒合著的《癔症研究》以及其他一些著作就列举了很多这样的病症。现在这种病比较少见了，有些精神病专家认为，导致这种病症降低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在人们心中造成复杂的心理矛盾。对此，荣格也表示赞同，他明确指出：“神经症是……一种严重的疾病，特别是就它对病人的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来看……从某种严格的意义上说，与其说神经症是一种疾病，倒不如说其是一种心理社会现象。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把‘疾病’这个术语扩展到人体机能紊乱这个观念之外，而且迫使我们把神经症患者看作一种病态的社会关系系统。”[4]
由此可见，荣格很早就把神经症和社会原因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在他那个时代提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大多数精神病学家也不一定赞成。这种病因学分析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也就是说，人们开始从导致疾病的社会关系脉络（context）来寻找原因，当然，他们主要是从家庭系统开始的，很少有人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原因。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们对神经症原因的分析和最近的一些研究证明。
神经症是人类的一种独特的心理疾病。由于它没有器质上的原因，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神经症视为“魔鬼附体”，用封建迷信的歪门邪说来解释它的病因。随着科学的进步，人们已经发现了导致神经症的一些原因，尽管人们对此还有很多争论。例如，弗洛伊德和荣格产生分歧并最终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就是神经症的病因学问题。弗洛伊德认为，每一种神经症都产生于童年时代特有的心理创伤，而这种心理创伤通常是指被压抑的性创伤。但荣格却坚持认为，神经症更可能是由于长期积累的某种经历所造成的，而不是偶然一次性创伤。
因此，荣格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分析导致神经症的原因，确实取得了一些有效的成果。例如，他对内外倾态度类型的分析，就成为后来许多人分析神经症病因的一种方法。目前，有些研究者已经发现了态度类型与神经症之间的相关。雷切克（Rachel）曾对365名正在申请教师资格证书的女大学生进行梅彼类型指标测验，并且用鲍恩的自我报告调查表进行分析。结果发现，中等的和极端外倾性格的人在自我报告调查表上的心理调整测验中的得分都比较高，极端内倾的人得分要低于中等内倾的人。得分高意味着心理调整水平高，因此，外倾性格的人较少患神经症，而内倾性格的人则较易患神经症，尤其是极端内倾的人。
但是，这项研究是美国人在美国这个崇尚外倾的国度里进行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自然而然地认为内倾者是不健康的。如果把这种研究运用在比美国更重视内倾的文化环境中，那么，研究的结论可能就大不相同。实际上，有一些美国和英国的研究者已经发现，内外倾和神经症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也有些研究认为，内倾和外倾性格的人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神经过敏症状。例如，英国伦敦大学心理学家艾森克在一系列研究中发现，“外倾性格的神经症患者倾向于形成癔症的或病态的症状，而内倾性格的神经症患者倾向于形成抑郁症状，如焦虑、反应性抑郁症或强迫性特征”[5]。
除了性格因素可能与不同的神经症状有关之外，年龄因素也是导致神经症的一个起因。荣格认为，童年期神经症主要是由父母引起的。例如，他的一个学生曾经治疗过一个9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三个月来体温一直低于正常值，整天无精打采，吃不下饭，睡眠不好，最后居然连学也无法继续上下去。在治疗分析中发现，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正在闹离婚。虽然他们竭力想把这事瞒着孩子，但孩子仍然发现了，这是导致她患病的根本原因。直到这对夫妇正式做出离婚的决定之后，这个小女孩的病症才有所好转。
对成年人而言，神经症的原因又有所不同。荣格非常重视人的后半生，在他看来，人过中年以后，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情绪问题可能会逐渐增多。因为这时个人已经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他注意的焦点便逐渐地从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虽然他还必须和外部世界打交道，但他对个人内部目标的重视已多于对外部目标的重视。因此，我们经常发现，一些中年以上的人喜欢把自己封闭在个人的目标范围内，从事自己所喜爱的事情，而对各种外部世界的诱惑相对淡漠了许多。但是，这些人又具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很多团体和机构又迫切地希望他们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从外部施加各种压力使这些有经验的中年以上的人继续为他们工作。这样，由此而带来的内外部需要和目标的矛盾就会使他们产生心理失调。荣格所治疗的很多病人的病症就是由这种原因造成。
一个人患上神经症固然不是好事，但是，神经症是一个人的潜意识进行自我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它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也是荣格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荣格认为，神经症是有机体进行自我治疗的一种尝试，是人的精神允许被压抑的内容进入意识领域，从而扩展人格的一种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是病态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它毕竟反映了一个人的精神现实。心理医生的责任就是帮助他正确地认识这种现实，并且为他指出解脱困境的出路。但是，荣格为病人指出的出路却是一种相当独特的人生之路。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述，我们可以把神经症患者比作一个掉进河里正在下沉的人。如果他能够像潜水员那样，索性潜到河水深处，那么或许他就能够在那里发现埋藏着的珍宝。当然，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他们并不知道哪里埋藏着珍宝，但荣格认为，心理医生应该知道，他们应该把神经症看作一个人自我实现欲望的一种反应。从这个意义来说，神经症患者或许比正常人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心理治疗学家就是要帮助病人发现自己的潜力，使这些积极的方面通过心理治疗而得到正确的实现。
3.精神病及其治疗
精神病（psychosis）是一种比神经症更加严重的精神障碍，目前还没有完善的定义，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定义，精神病是“精神功能受损程度已达到自知力严重缺失，不能应付日常生活要求或保持对现实恰当接触”[6]。但这个定义显然是比较含糊的，医生无法据此做出判断。现在精神医学界一般把精神病分为器质性和功能性两大类，器质性精神病主要指大脑器质性病变所引起的精神病、身体症状所引起的精神病和中毒所引起的精神病；功能性精神病主要指精神分裂症、躁狂症、抑郁性精神病和偏执性精神病等。由此可见，器质性精神病与神经症的区别相对比较容易发现，而功能性精神病和神经症的区别则比较难以发现。这是因为它们都是非器质性的，那么，荣格对此又是怎样区分的呢？
荣格关于精神病与神经症之间差异的区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其研究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在荣格于20世纪20年代之前所写的论著中，他把当时被认为是癔症的神经症看作外倾性格者常患的疾病，把精神分裂症看作内倾性格者常患的疾病。20年代以后，他则经常用潜意识内容和意识自我的关系来描述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差异。
我们知道，在精神病学领域，荣格是靠他对情结的研究起家的，因此，他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情结的作用。在他看来，情结不仅是神经症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精神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的直接原因。精神分裂症的最直接表现，就是这些情结导致个体构成多重人格。不过，由于荣格的兴趣在于研究病因和进行治疗，而不是在于进行分类，所以，他并没有明确说明多重人格究竟是精神病还是神经症。他认为，在神经症状态下，“这些分裂的人格仍然处于一种相互联系之中，这样你总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的印象……而在神经分裂症的情况下……你所见到的只是一些片段，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找到一个整体”[7]。按照这种观点，在神经症中，潜意识内容的力量要小于意识自我，它不可能把意识自我完全征服，但可以通过与自我目标相反的行动对自我产生强烈的影响。这种强烈的影响是潜意识对意识自我的一种同化作用，它和精神病中潜意识把意识自我完全征服或压倒的状态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在精神病中，意识自我完全被潜意识内容所占据，病人的精神世界充斥着潜意识的原型、幻想或妄想，即使在清醒的状态下也会时常被一些可怕的意象所控制。
以上只是对精神病和神经症的表现形式所做的理论分析，但在实际的心理治疗中，荣格发现，原型心理内容出现在病人的梦或幻想中，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一定患有精神分裂症，因为在神经症患者和正常人的梦或幻想中也有这类原型心理内容。那么，这样一来是不是说就无法明确区分神经症和精神病了呢？其他一些精神病学家所做的研究证明，精神病患者的梦和正常人的梦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主要是依靠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出的。例如，只对梦的内容进行分析就很难发现两者之间的区别，而运用自我评定系统或其他附加手段进行研究，就能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异。例如，有人曾进行过这样的研究，让两个精神分析学家和一个心理学家根据自我评定系统对22个梦进行等级评定。这些梦中有10个是精神病患者做的，有12个是一家工业公司的8个雇员做的。结果发现，很多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也难以把精神病患者的梦和正常人的梦区分开来，但在自我评定系统上却能非常明显地加以区分。因为精神病患者的梦在自我评定系统上的每一类别得分都比正常人高。不过，这个研究没有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检验。
但在另一个研究中，对两者的比较分析却得到了统计学的部分支持。这个研究运用一套包括12个不同种类的梦的自我评定系统，来分析28个精神病患者和30个非精神病患者的梦。结果发现，有两个类别的得分在统计学上达到显著性差异，有8个类别在预定的方向上表明两者存在着差异，但并不显著，而不使用自我评定系统的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却仍然无法把两组被试的梦区分开来。这说明自我评定系统在诊断精神病患者的梦方面，是一种有一定效用的方法，但还不够完善。因此，完全依靠它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显然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荣格在对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诊断时曾运用字词联想测验，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他看来，精神分裂症患者经常有思维混乱，这种混乱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联想不连贯。因此，运用字词联想测验就能从他们对字词的反应时来判断被试是否患有精神分裂症。荣格去世以后，其他一些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学家也曾运用字词联想测验进行研究。例如，阿斯特鲁普（Astrup）和弗莱考伊（Frykai）就运用这种方法对312名精神病患者和40名正常人进行比较研究。他们把被试分到12个不同的临床小组中，对被试进行反应时和言语反应性质的测验。结果发现，正常被试的反应时要明显地好于所有的临床小组的被试。精神分裂症小组的语无伦次的反应较多，平均反应时更长。特别是在一些可能与其心理病理学经验有关的刺激词的反应上，差别就更加明显。两位研究者把自己的研究与荣格的研究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两者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
对精神分裂症做出诊断是相对容易的，困难在于找出导致这种疾病的原因。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仍然是一个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学家，荣格在这方面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人认为，他是第一个把中枢神经系统障碍与精神分裂症联系起来的人。换句话说，荣格没有把心理原因和身体器官的变化对立起来。相反，他曾假设人的情绪失调可能会产生不正常的新陈代谢，进而导致大脑受损。同时，荣格还认为：“一种未知的量，可能是一种毒素……可能会首先由非心理的原因所引起，然后只不过利用现存的情结，并对它进行特殊的转换，这样一来，情结似乎起了一种原因的作用。”[8]荣格的这种观点是他在20世纪初期提出的，这是和他对情结研究有密切联系的。
后来，荣格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在他的晚年提出了一种有所改变的观点。他说：“现在，在获得了长期的实践经验之后，我开始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发生原因说要比毒素原因说更有可能。”[9]荣格在病因学观点上的这种改变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流行的观点会对他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他个人长期的实践经验是他的理论观点的根本来源。正如凡·德·波斯特（Van de Post）所说：“（荣格）开始承认，他从来没有明确地理解究竟是什么引起了这种特殊的最严重的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在他临终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中，他提出，精神分裂症的病理学形式可能具有某种身体上的原因，它起源于个体的染色体和基因中的一些尚未发现的变化中。这就结论性地证明了，我原以为，虽然他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如此狂热地投身到心理学世界中去，但他却始终也对身体的和外部的要求及其有效性抱有开放的态度。他通过自己的实践也坚定地证明了，许多想象不到的病例，以及被宣告为无法治疗的这类疾病通过应用分析心理学都是可以恢复健康的。”[10]
总之，荣格对精神分裂症原因的分析也经历了一个逐渐的转变过程。尽管他的观点还不是最终结论性的，但他的研究给人们提供了积极的启示。在荣格逝世之后，精神分裂症的基因说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人们也同样认为，基因只是诱发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先天因索，如果有良好的后天因素，带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也不一定会患上精神分裂症。目前这种观点已经被大多数行为遗传学家、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所接受。
对神经症和精神病进行原因分析似乎是荣格的兴趣所在，他的大量作品都是针对病症进行的心理学分析。但是，仅仅分析原因显然不是心理治疗的最终目的。因此，荣格在其分析心理学的实践中也时常涉及对神经症和精神病的治疗。不过，在荣格那个时代，药物治疗还没有流行，因此，现在很多心理治疗学家和精神病医生常用的一些药物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治疗中几乎见不到。他所使用的主要是心理治疗方法。因为在荣格看来，药物治疗可能会暂时抑制症状，使精神病患者的外部表现受到抑制，这样就无法分析他患病的原因，也阻碍了医生帮助他进行心理和自我调节。因此，无论是荣格本人还是他的后继者们都坚持认为最好尽可能地避免用药。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有些药物已被证明是很有成效的。现在，一些后荣格学派的分析学家在治疗过程中，首先询问病人对药物治疗的评价，以便确定症状的原因。例如，一个人患有习惯性头痛，医生就要询问他是否经常服用药物，效果如何，他怎样看待服药的效果等。当确信服用某种药物对病人的心理不会造成危险时，分析者就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服用减轻症状的药物，然后再进行心理治疗。
【注释】
[1]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6卷，第195页。
[2] M.A.Mattoon,Jungian Psychology in Perspectiv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152.
[3]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8卷，第43页。
[4]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6卷，第37页。
[5] M.A.Mattoon,Jungian Psychology in Perspectiv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5,p.154.
[6] 车文博主编，《心理咨询百科全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4页。
[7]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18卷，第224页。
[8]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3卷，第195页。
[9] 《荣格全集》英文版，第3卷，第570页。
[10] 凡·德·波斯特，《荣格和我们的时代的故事》，1975年英文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