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北京土著，我热爱北京，热爱得毫无道理，热爱得鼻涕眼泪。臭名昭著的沙尘暴来了，我拉了几个大老外手下，走在长安街上，我说：“没见过吧，不用去火星了，今天这里就是火星了。”
城市总要比拼，香港人说，他们有法律和制度，他们有金融市场和国际信息。上海人说，他们有便利店和金茂凯悦，他们有最老的殖民经历和务实的地方政府。北京土著说，我们有故宫，长城，天上人间，我们有群莺乱飞的“北漂”。
像是每年如期上市的大闸蟹，如期飞舞的柳絮，每年，一批批的“北漂”小伙子带来扰动人心的才气和力气，一批批的“北漂”小姑娘带来搅乱人性的脸庞和乳房。香港天灾人祸造成的昂贵，在最差的馆子吃六个小馅饺子也要20块，“长安居不易”，年青人不能漂。《新民晚报》上全是如何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继而提升自己的薪水，上海漂的人没有味道。
胡赳赳就是北漂文青的代表。
第一次见他是在一个茶楼，厚厚的眼镜，瘦弱的身材。同坐的还有另外几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胡赳赳说：“使劲儿吃，这个茶楼是自助式的，不吃白不吃。”
我常常想像胡赳赳刚杀到北京时的情景，觉得心驰神荡，血管里胡人的基因“滋滋”沸腾：留江东爹娘在身后，留夺去自己童贞的姑娘在身后，来到北京，没有关系，没有工作，没有存款，提一个箱子，里面三条内裤，三双袜子，一本稿纸，一腔性情，半打避孕套，就来了。我继而联想到沈从文，下了火车，抬眼望见前门楼子，听见鸽哨响起，小学文化的沈从文掂量了一下自己骨血里的才气，说了句类似凯撒第一次到高卢说的话：俺来咧，俺瞅见了，俺都摆平咧。
北漂文青胡赳赳的杂文里，一大类是反映一个北漂对北京的切肤感受：
“大学毕业后我的轨迹很明确，一直北上，在河南一个县城里做了两个月的大夫后逃遁了，主观原因是难以忍受清苦，我跟同伴说，我还是适合在都市里生活，因为我还有欲望。就这样我怀揣着两百元钱到了北京，并且在火车站还被一个女人给骗了，她谎称她是卫校老师，钱包丢了问我要钱给单位发传真。”
“很多时候，我都能够想像自己是一只蟑螂，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探头探脑，日出而息、日没而作，仰望着头上的星空的同时也仰望着这座城市，我只希望自己不要被一泡尿憋死，也不要被谁一指头给废了。这就是我的道路，也是我所希冀的平安。”
“长安街是一支筷子，平安大道是筷子的另一支，它们南北夹击，合伙架起了故宫这道大菜，秀色可餐的后海则是平安大道外侧的汤汤水水，等待人们的拂袖而来，或者拂袖而去。”
这些文字的主旨简洁：快来北京，这里，钱多，人傻，还臭牛逼。文字感觉敏锐凌厉，北京泡吧磕药的那些腕儿无法企及，他们这辈子都别想，他们已经被北京废了。
北漂文青胡赳赳的杂文里，另一大类是反映一个北漂对江东以及还在江东的那个夺去他贞操的姑娘的记忆：
“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许多镜头，对于小镇的我来说，那是一场遥远的闹剧。而我，端着一个破了缺口的粗瓷大碗，在说不清是衰败还是兴旺的堂屋里，边吃饭边看一台1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几只母鸡在我的脚边端详着，后来它们十分不幸地在吃我喂给它们的白色塑料泡沫后腹胀而死。堂屋里还有几个堂弟堂妹，他们围着门轴绕来绕去，门上的木雕可以看出有一只断嘴的鸟、麒麟的前半身和一头完整的大象，跟门板一样在堂弟堂妹的转动下摇摇欲坠。这是他们的游戏，他们喧闹的时候整个午间显得极为宁静，如果他们的笑声盖过了电视机发出的声音，堂屋外的阁楼上的白色鸽子就会扑愣着翅膀越过天井上空，一直到晚霞映红我脸蛋时才会回来。”
“这个时候，她，我的第一个女朋友，眼睛会盯着远方，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什么。而我则对远方置之不顾，我只知道热烈地看着她，从侧面看她的睫毛，看她嘴唇边细密的汗毛，我调动我嗓子间公鸭的力量，翻唱崔健的《一无所有》，这首惨遭语文老师批判的歌，惹来了她的笑，那笑声像是从她的胸膛伸出的一只摇着银铃的手。”
这些北京本地长不出来的文字，带着原始的力量和意象，丰富我们的汉语。
第二次见他，我在燕莎的萨拉伯尔请他吃韩国烧烤，看见比我还单薄的人，我多点了一份火锅面。“多吃。总要胖些，要不然如何支撑文字？”“我有个非法同居的女友，按食谱饲养我。我还有个老妈，最近赶来照顾我。”
胡赳赳的一个老领导教给他人生的道理：“你在这里干编辑，月刊的稿子半个月就编好了，剩下时间写点小说，当个作家。”我也要和他说，多写，占有话语权，成为颜峻，许知远和谢有顺。
我抬起头，我看见，远远的，胡赳赳的文字江山，半个太阳爬上来。
200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