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简要叙述可知，从原生家庭“分化”出来的过程中，我不需要跟身边的家人进行斗争，因为他们并没有阻止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没有干涉我的人生。如果表弟汤姆当初也从事原生家庭方面的工作，他的“分化”过程可能跟我的大不相同。
除了上述提到的内容之外，实现自我分化的过程还主要包括：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中，对每个家庭成员的人生产生兴趣，并询问他们的生活情况。我要想办法与他们建立联系，面对他们的喜怒哀乐各种感情，但自己一定要保持客观冷静。这对我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形成独立于原生家庭的、更清晰的自我。在与生活中其他重要人物交往的过程中，我也能保持真正的自我。在我关心的人面前，我成了一个负责可靠的人。
我和母亲之间还需要实现一点点“分化”，而这个过程是通过稍微有些对抗的方式完成的。前几年，我去母亲居住的洛杉矶出差时，常常不会告诉她。因为她总是要求我没事的时候就去陪她。当我跟她在一起时，我们什么也不做。她从来不问我的事情，我也不告诉她任何事情。我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她那儿。所以去洛杉矶出差时，我更喜欢跟朋友们待在一起。随着原生家庭领域工作的开展，我终于有机会对母亲说：“你想见我，我很高兴。我同样也愿意来看你。但我也想去见见我的朋友们。所以有些时候，我到洛杉矶会来看你，而有时候我要去找朋友。”她一开始不高兴，但还是同意了。这是因为以后我去看她，都是自己主动来的。后来，我每次去看她，都相处得很愉快。
从事原生家庭领域的工作还使我在家庭关系方面获得了另一个回报：当家人处于困境之中时，我可以出现在他们身边。例如，母亲临终前得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致命疾病，但她对自己的病情表现得毫不关心。别忘了，她从不喜欢提问题。于是，我就问她能否跟她一起去医院，又给她看了看我想咨询医生的几个问题。我想从医生那里得到问题的答案，也想让母亲好好听一听，因为这对她有很大帮助。这些问题主要包括：这种病的性质和特征，母亲可能的最终结果，她还能活多久，尤其是死亡将会怎样到来。母亲表示她自己也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同意我跟她一起去看医生。幸运的是，医生并没有刻意隐瞒什么，也愿意和我们讨论病情。这个行动后来证明十分有用。母亲从来都是个十分实际的女性，她利用医生提供的信息，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提前准备好了自己的后事，以免自己去世之后家里发生混乱。我们还会在一起聊聊从前共同度过的时光——虽然我住在2500千米之外，但只要有时间，我还是会尽量陪在母亲身边。临终前，母亲同意我用空中救护车把她送到了华盛顿州北部的医院，因为那里离我居住的地方更近。到那里不久，母亲就去世了。
原生家庭方面的工作还改变了我内心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的自卑和羞耻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以前一直对自己和自己的原生家庭感到惭愧。这种感觉让我常常缺乏自信。当我第一次向其他专业人士介绍自己的家庭时，我在讲话的过程中甚至哭了出来，因为我感到自己的家庭实在不够好。我对家人感到羞耻，也对自己感到羞耻。但是在从事原生家庭工作的过程中，我对自己原生家庭的认识发生了改变。我认识到，他们艰苦奋斗、克服重重困难，才取得现在的成就。因此，我越来越对自己的家人感到骄傲。我不再紧盯着他们的不足，转而关注他们奋斗的力量和优点（在简要介绍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对此详细描述）。接着，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我个人内心的自卑和羞耻感完全消失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人们对原生家庭的看法往往代表着其内心深处对自我的认识。在开展原生家庭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我的来访者不仅改变了自己在原生家庭中的客观地位，也改变了对自我的主观认识。
假如能跟家人共同生活更长一段时间，我也许能做更多的工作。但是对于目前所做的一切，我已经感到很满意了。如果没有从事原生家庭领域的工作，我肯定不会在家人遇到困难时出现在他们的身边，给他们情感上的慰藉。我也不会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如果没有从事此项工作，我也许会一直满怀愧疚，因为我无法让母亲知道自己多么爱她，也非常愿意帮助她。此外，因为从事原生家庭方面的工作，我和家人的关系更近了。在我表弟、母亲和姨妈去世的时候，我能第一时间得到消息，联络其他家人，并且料理后事。他们去世之后，我成了整个原生家庭中唯一担负责任的成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