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春夏之交，是我家甩脱贫困转向小康的有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
创造这个重大转折的最大功臣是乐怡。
其实，造成当时我家经济状况最低谷的也是乐怡。为了给她学缝纫及买缝纫机，我家入不敷出，债台高筑。穷到什么地步呢？
那年的元月底是春节。腊月二十八的晚饭后，母亲带乐怡去找大队信用社的蒋会计，想贷点钱款过年。
蒋会计家在九房坪，离我家两三里山路。母亲并不怕走山路，但怕贷了款后遭人抢，所以叫乐怡陪着。爹爹、清波和我在家等消息。
家里穷到买不起过年的菜了。母亲心想，只要能贷到五块钱，就能买几斤过年的肉。如果能贷到十块钱，就多买几斤肉，吃不完的熏成腊肉，甚至可以买两条鲢鱼——鱼肉煎得干干枯枯的，鱼头鱼尾煮汤做成我最爱吃的鱼冻。
但那天晚上，母亲和乐怡却空手而回。蒋会计说没钱。母亲和乐怡都知道，这几天有好些人家在他那里贷到款了，便跟他说好话：“麻烦你帮忙凑凑，看明天有没有，我们明晚再来。”
第二天，大年二十九了。晚饭后，天上下着冷雨。母亲带乐怡提着灯盏，打着油纸伞，穿着冰冷的塑料胶鞋再次到了蒋会计家。又空手而回。
第三天，大年三十了。晚饭后，母亲和乐怡踩着泥泞到他家，既是空手拜个年，又是贷款。母亲心想，这次应该可以贷到款了。听说这两天还是有人从他那里贷了款，而他们不会在年三十晚上再贷款了。虽然款贷得有些迟了，但总比没有强。初一上午去买肉，家里中午就有肉吃。
到了蒋会计家，只有他堂客在。母亲和乐怡一边跟他堂客聊着天，一边等他回家。我家与他家不属于同一个生产队，且成分差异大，母亲跟他堂客不是很熟。虽然已经摘了“四类分子”的帽子，但隔阂和歧视的彻底消除或许还需要一些时间。母亲和乐怡在他家等了一个多钟头，他回来了。
遗憾的是这次依然没有贷到款。
回家的路上，乐怡很气愤，怨恨那人只贷给别家不贷给我家。但母亲在路上教导乐怡：“做人应学会体谅别人，信用社的钱肯定不充裕，否则他不会不贷给我们；应有包容之心，即使他待人不公正，但他并没有恶意要与我们作对；要与人交善，不要与人交恶，不要自己堵自己的路。以后还可能找他贷款，他家也可能请你做衣服。”
乐怡的悟性很高，在母亲的辅导下，经过约两个月的实践，就能熟练操作了。或许是益阳大城市师傅的公式和要领确实不同凡响，乐怡缝制的衣服比荷塘公社原有的缝纫师傅的更好看，更受好评。
乐怡能凭缝纫手艺挣钱了。
人家自己买布，交给乐怡做。做成一件褂子收八角钱，如果用料是的确良就收一块二。做一条长裤也收八角，的确良长裤收一块二。的确良要用熨斗熨，所需成本高一些，功夫也大一些，所以收费贵一些。
我见过乐怡用过的第一代熨斗：铁质的，很沉，它其实就是一只盛木炭的容器，只不过它的底是溜滑的。乐怡在熨斗里放入数根未燃的木炭，再将一块燃得正旺的木炭放进去，用蒲扇猛扇一会儿。然后将熨斗盖子拧紧。衣服在熨前要洒些水，将布打湿，以免布被熨斗烧坏。乐怡熨衣服时，熨斗后壁透气的“小屁眼”常冒出黑烟。所以，乐怡熨衣服时总是微闭着双眼，经常被熏得满眼泪流。
那台标准牌缝纫机的质量不好，只能车得动薄薄的布，车不动稍厚一点儿的布，如果是布夹棉就更应付不了了。母亲很有魄力，她卖掉了那台用了不过三个月的标准牌缝纫机。
母亲的同学，即毛坨原来的班主任老师钟家厚主动帮我家买回来一台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
钟家厚是个小学教师，他自己是没能力买到蝴蝶牌缝纫机的。但他儿子在县供销社，能想办法弄到——钟家厚老师想让清波嫁给他儿子，于是先让我家吃了买到蝴蝶牌缝纫机的甜头。蝴蝶牌缝纫机买回来后，钟家厚老师跟母亲和爹爹挑明了想法。母亲和爹爹没同意：“还是那句话，不想让恋爱影响清波工作，20岁以后再考虑。”
有了上海产的名牌缝纫机，乐怡如虎添翼，她制作的衣服征服了张目桥的农民。
有些人请乐怡收徒，给他们家女儿或堂客传授缝纫技术。
经母亲、爹爹与乐怡的短暂商议后，我家作出一个决定。那年春季稻抽穗前，即乐怡从益阳回来仅三个月后，我家对外宣告：刘乐怡师傅将举办缝纫培训班，学制三个月，学费每人40块钱，学会随时可出师，学不会免费再学。
消息放出去后一个星期内，报名者就有15人。这些人中有的是庄子湾人，比如罗国兵的大孙女凤妹子和刘玉科的女儿菊香满；有的是藕塘人，比如我堂哥刘欣焕的堂客胡喜莲，还有的甚至是二区那边的。
应报名者的要求，缝纫培训班第一期立即开班。
17岁的乐怡，成了缝纫培训班的师傅。
她的徒弟——当然都是女弟子，共15人，学费就是600块！这在农村是天文数字了，而这还未含乐怡继续帮人做衣服的工钱。600块除以3个月，平均每个月工资就是200块。这相当于五六个刘清波老师的月薪了，甚至比省长的月薪还高呢！
每个月200块的收入，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徒弟们不是入学前就全部交清学费的。她们有的提出要开班后才交，有的说要学完后才交，有的说先欠着等有钱了再交。母亲一概答应。
具体的开班日期已记不清了，但我们都记得开班一段时间后才迎来春季稻的收割期。
乐怡的徒弟中，有的家庭劳动力充足，她们在家搞完农忙就来我家帮忙。在这些娘子军的帮助下，我家的春季稻在一片哈哈声中愉快而又快速地收割回来了。
收棉花就更快了，我家只种了两分地棉花，乐怡和她的女徒弟们像风一样扑进棉田里，一茬棉花就进筐了。再过个把星期，她们又一阵风似的把第二茬棉花搬回了家。
那年我家的两分地就收了差不多一百斤皮棉花。
这么多棉花根本用不完，再加上棉花买卖放开了，布匹的买卖也放开了，整个桃江县也难找几台打棉机和纺车了，农村人早已习惯上街买新衣裳新棉被了，母亲决定不再种棉花了——庄子湾里其他人的想法跟母亲都一样——庄子湾的山里田里几乎再也看不见棉花了。
那年年底，经与爹爹商量，母亲把我家的田和山土承包给小哥，我家不再种田垦土了，小哥每年给我家1500斤晒好的谷，并负责替我家交公粮和农业税。
我记得，乐怡的缝纫班从来都不是统一进度的。总有人插班进来，也有人因出嫁等原因须提前毕业——这些特殊情况也会带来学费的特殊情况。还有些人学得慢，跟了一期又一期。
办了培训班后，就有人闻风来收税。
交税是应该的，本无在此叙说的必要，但当时桃江农村的税款标准基本处于无序的状态，收税人的权力也近无条条框框限制，用现在话来说就是“有权就任性”，所以还是值得一记。
自解放以来，我家还不曾跟税务打过交道。
有一天，有两个男青年来收税，也不说是哪个单位的，更不会主动亮证——后来我们猜是公社或区里搞税务的——他们问我家带了多少徒弟，乐怡如实回答。
为首的那个不信，慢悠悠地说：“隐瞒一个罚款200。”
母亲赶紧给那两人搬来竹椅，送上热茶，说：“真的是15个徒弟，不信可随便打听。但只有3个人交了钱，只收到120块学费。”
为首的那个把集中摆放的缝纫机数了两遍，眼睛一瞪：“16个！想罚200是吧？”
“这台机子是我的！”乐怡急着分辩，“我的机子是蝴蝶牌的，徒弟们没有上海牌子。”
他自嘲地“哦”了一声，算是同意了15个徒弟的说法。
看为首的那个坐下喝了一口茶，母亲便上前问他要交多少税。
他说：“不管你家收到了多少学费，按徒弟的人头学费计算，每个人头收20%。”
他算了算，板着脸说：“120！”
乐怡吓了一大跳，她说：“我家总共才收到120，要交120？怎么要收这么多？”
“150！”为首的那个板着的脸更往下一沉。
乐怡正要争辩，母亲立即赔笑插话：“同志，你莫误会，我女儿不懂你们的政策，只是向你请教。既然按政策要交120，我们如数交！”
“如数交？150！”另一个男青年恶狠狠地说。
乐怡急了：“我刚才没说半个不交钱，我也没还你半分钱。为什么突然加30？”
培训班上十几个大姑娘小媳妇都很气愤，年轻的把气愤摆在脸上，掺在话语里，年长的赶紧圆场，上前说好话。
母亲赶忙到卧室把120块钱交给那个为首的。那为首的说：“算了！算了！”领着另一个人扬长而去。
看他们走了，徒弟中年长的赶紧告诉母亲和乐怡：“刚才吓死人咧！‘税老虎’有特别厉害的两招，你们不晓得吧？”
母亲和乐怡由此得知，收税人的两招：一是“坐地起价”，随便他出价，他爱出多少就出多少；二是“坐地加价”，稍不如意就随便加价，对方如果反对或争辩，他就越加越多。
后来，据母亲和乐怡回忆，不仅那次交税没有收据，之后很多次都没有收据。我家是从第一次收到收据后才知道交税是有收据的，但后来再次遇到没有收据的情况时也绝不开口要，因为担心他们“坐地加价”。
那年秋天，我跟着清波到曹家嘴学校读书。那一年，我深刻感受到有工作的好处，我很羡慕清波和她的同事们。
清波跟爹爹一样，经常被分配到不同的学校。这对于力争全公社乃至全区教学成绩第一的清波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正是由于频繁调动，经常中途接手基础优劣不一的班级，很多教师彻底放弃对课堂成绩的追求，但清波却持之以恒地追求期期第一。每个学期她都带回来一两张奖状和洗脸毛巾、水杯，甚至开水瓶之类的奖品。
曹家嘴学校离我家大概三里路，我跟清波住校，但我俩也常回家。
清波回家都会尽量帮助家里做事，也会去帮助大哥和小哥。但她无须日晒雨淋，也不需要下田上土，她一般就是到灶下烧烧火，顶多到猪圈喂喂猪、到晒谷坪翻翻谷。
那年深秋，乐怡帮清波做了一件呢子外套。
呢子是当时风靡全国的布料。我后来才知道，呢子其实也可以有红、蓝、绿等色彩。但当时在桃江范围内，只有黑色的。
我第一次见到清波的呢子衣，便惊诧于它卓尔不凡的高贵气质。它明显不同于我平时见过的布料。我用手指轻轻摸着清波的呢子衣，立即感受到它挺括中不失柔软，像威严的女皇对我莞尔一笑。
它是那么的厚，那么的暖和。穿上它，再冷的寒风也奈何不了清波。入冬后，农村人在织绒衣外面加两三件化纤毛线衣，再套上笨重的棉袄依然瑟缩，清波只需在呢子衣内穿一件薄毛衣就行，冬风里依然保持着苗条玲珑。
那件漂亮的呢子衣很难侍候，但我那时候还不懂，这其实跟漂亮的女人难侍候是同一个道理。它极容易沾灰，却不能水洗。清波每次都得麻烦乐怡。我见乐怡先把它平铺在桌上，扯齐扯平，再将一条厚毛巾在温水中浸湿后，稍稍拧干，小心地平铺覆盖在呢子衣上，然后用细棍进行拍打。拍打也不是普通的拍打，乐怡似乎点到为止，像打在弹簧上一样迅速弹起，给我的感觉是深怕伤了呢料的筋骨似的。这样的效果是呢子衣内的脏物全转移到热毛巾上了。反复几次把毛巾洗涤干净，竟然等于把呢子衣洗涤干净了。
有了呢子衣不久，美丽动人的清波收到公社联校的通知，她被作为荷塘公社的优秀青年教师，推荐去桃江县教师进修学校参加培训，脱产带薪学习半年，学习期从11月至次年5月底。
我家离县城有18里山路，如果走大路得二十多里。当时从张目桥到县城基本靠步行，除非愿意倒走五六里路到红茶厂再花四角钱坐汽车，但有时可能要站在红茶厂傻等半天却等不到车。爹爹和母亲下决心给清波买了一辆小巧的松鹤牌自行车。
有了自行车，清波就能星期六放学后骑车回家，星期天早上骑车回进修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