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下毛坨的那个月子里，母亲的“事业”经过一段时期的厚积薄发，终于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小高潮。
母亲在月子里帮人织毛线帽，织一顶可得一升米。
母亲在月子里帮人在枕巾上绣花，绣一对枕巾可得两升米。
母亲在月子里帮人绣蚊帐檐，绣一床蚊帐檐可得十斤米。
六十多年过去了，母亲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些数字。
在那个月子里，母亲的编织和刺绣活儿做也做不完。村里的人都愿意把这些活儿交给她做，有的甚至把米提前带来。
当然，母亲的编织和刺绣，是康家山最出色的。
得了这么多米，母亲及其公公、丈夫都吃得饱饱的。母亲的奶水很充足，毛坨长得胖嘟嘟的。
毛坨快满月时，曾章甫的堂婶娘、已于一年半前上吊自杀的曾乘之的媳妇儿，找到母亲和曾章甫，叫曾章甫去买一台织布机回来。她告诉曾章甫和母亲，她打听好了买织布机的具体地点和价格，去益阳三堂街那边，12斤茶籽油就可换一台新织布机。
曾章甫前两天刚去榨油厂把这年的茶籽榨过油了，刚好有新鲜的茶籽油。曾章甫二话没说，很快就把一台崭新的织布机带回了家。
堂婶娘帮忙牵起纱，挽起犁，结好经线和纬线，教母亲两只脚踩在织布机的两个脚踏板上，同时两手在恰当的时间里把梭子丢过来丢过去。
母亲很快就学会了。她一天可织三丈布。
三丈布为一匹。织一匹可得五升米。
很快，母亲也学会了自己起头纱和挽尾纱，学会了接断线。她完全可以独自操作了！
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织布。十天就可以织一机布。一机布是十多匹，卷起来，漂亮极了。
母亲织布时，就把毛坨放在摇窝里。梭子左右两边跳，怕伤着孩子，所以母亲把摇窝放在她身后。
曾浩之经常过来帮着带孩子。他摇毛坨、逗毛坨。
织布机咔咔咔的声音，摇窝叽叽叽的声音，曾浩之哦哦哦的声音，毛坨呀呀呀的声音，谱出一曲美妙的四重奏。这美妙的音乐，点缀着曾家和谐幸福的生活。
母亲刚开始织出来的布，两边偶尔会不齐整，结尾也偶尔会不好看。但乡邻们从不怪她，也不扣罚她的米。她们是那么善良纯朴。
后来，乡邻们都称赞母亲的布越织越好，像她的编织和刺绣一样，是康家山最出色的。母亲渐渐有了愧意，因为她发现乡邻们都把棉纱拿来请她织，这实际上是“抢”走了堂婶娘的活儿。
母亲后来看出堂婶娘和她丈夫的不高兴。
堂婶娘在她的前夫曾乘之上吊自杀后，带着两个儿子嫁给了村里的贫农。这位贫农是个聋子，四十多岁，比曾乘之大二十多岁，也比堂婶娘大二十多岁。
于是，母亲和曾章甫就背了20升米去堂婶娘家：一是对堂婶娘的无私传授表示感谢；二是对事实上“抢”走她的织布活儿表示歉意。
康家山的农民在基本解决了吃的问题后，在自己的田地上大量种植棉花。
入秋后，稻田里的稻谷收完，棉田里像下了雪，又像盖了洁白的棉毯。
寒露过后，雨水少了，阳光充足，人们挑着大竹筐到棉田里摘棉花。
头几茬的棉花最好摘。棉花树的枝叶绿油油的，棉桃经太阳连日的晒烤，乖乖地裂开，吐出洁白的棉花。康家山的农民双手并用，不一会儿就把一只只大竹筐装得满满的。
棉桃是渐次成熟的，熟一茬就要摘一茬棉花，否则雨水一淋，棉花就倒霉了。过了重阳，棉花树的枝叶都枯了，棉桃壳也更尖更硬了，手探进枝叶里摘棉花，往往会被戳破，刺出来的血还会弄脏棉花。摘棉花是不能戴手套的，戴手套手指就变笨了，摘不了棉花。有时候弯下腰摘枝叶下端的棉花时，不小心还会被戳伤脸和眼睛，所以摘棉花的时候得格外小心。
棉花树的生命力极强，过了小雪、大雪节气，棉花树干得快成炭了，经太阳连着晒十天半月，棉桃还能绽开，吐出洁白的棉花。摘棉花变得更难了，手指戳伤出血后，被刺骨的寒风一吹，痛得格外难受。不用等到冬至，康家山的农民都会把棉花树连根拔回家，堆在各家各户的地坪上，像山一样。拔出来的每棵棉花树上一般都挂着三五颗一时半会儿还吐不出棉花的“铁蛋”。
“铁蛋”有鹅蛋般大小，一头大，一头小。康家山人舍不得把这些“铁蛋”扔掉，都会把它们摘下来，摊开来晒。连着晒一二十天，“铁蛋”大多也会开裂，露出洁白的棉花。等到下雨天出不了工，人们就围着火炉剥这年的最后一批棉桃。
那时候，一亩棉田能收三四百斤毛棉花[1]。
棉花摘完后，各家各户会把毛棉花挑去“打棉花”。打棉花的人把各家的毛棉花从“打棉机”上头的大洞口倒下，棉花籽就从机子后面一粒一粒欢快地蹦出，干净的棉花从机子前面的洞里缓缓地滑下。
棉花籽可以榨油。榨完油后的棉花籽渣是耕牛上等的过冬粮。
各家各户在纺棉车上把干净的棉花纺成长长的棉线，拿给母亲织成棉布，再拿到太子庙的染房染上各种各样的颜色。贫下中农们过了一把“穿戴一新”的瘾！
新帽子、新褂子、新棉袄、新裤子、新袜子，男女老少五颜六色地穿戴成新中国的新农民！
母亲也过足了织布的瘾。她大部分时间都坐在织布机上，没布可织的时候才会帮人绣枕巾、绣蚊帐、编织毛线衣。
曾章甫曾动情地赞美他的媳妇儿：“美丽、端庄、聪慧、勤劳的钟祝华，是一个杰出的织女，也是一个杰出的绣娘！”
母亲一年有两百天以上能快乐地听着美妙的四重奏。她几乎不知道太子庙以外的远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她的娘家所属的桃江从益阳县划出单独成县，并与益阳县一起划归常德管辖、汉寿重新回归常德管辖等消息，也是许久以后才听曾章甫说的。
在美妙的四重奏里渐渐长大的毛坨，结结实实，十分可爱。他渐渐可以在地上到处爬，接着可以走路和跑动，可以叫翁娘、爹爹和爷爷了。
田里、土里的事，母亲基本不让曾章甫沾手。曾章甫的身体一直没有康复，母亲让他做轻轻松松的针线贩卖的老本行。母亲学会了基本的稻谷种植、施药、施肥、收割及种植各式各样蔬菜的本领。
不用织布也不用到田里土里去的时候，母亲会带着毛坨到附近的山里摘野果。这是比四重奏更让毛坨开心的事。
康家山的山里有很多野果。春天里，野生刺藤上有鲜红欲滴的三月泡。三月泡成熟以后，蜜甜中略有酸味，果汁饱满，丢进嘴里几乎不用咬就破了，充足的甜汁瞬间布满舌尖。油茶树上有茶皮与茶泡。茶皮就是老茶树砍掉或断枝以后，新长出的嫩叶有些变异而成的玫瑰红色的肉叶，水汪汪的、脆脆的，爽口极了。茶泡是油茶树上结的除了油茶籽以外的另一种果实，较少见，但运气好时一次能碰见好几个。它像桃子一样大，一个就能让毛坨吃个半饱。
夏秋季野果就更多了。酸山枣、八月炸、刺梨子、糖葫芦、地枇杷、红奶果、猕猴桃、野板栗、野樱桃，多到数不清。
冬天也有好野果：拐枣子多得吃不完。那东西没熟透时涩到舌头麻，但熟透了就甜得胜过蜜。
母亲又一次怀孕了。曾浩之却没能等到他再一次当爷爷的那一天。
乡邻们得闲时，会到母亲的屋里来，看着母亲织布，陪着母亲聊天，帮着母亲带毛坨。
与曾宅隔着一个屋的曾慧堂的媳妇儿，就是母亲织布机旁的常客，她和她的丈夫“慧堂姨”是贫雇农，但她成了母亲特别要好的朋友。
顺带说一下，汉寿人称呼别人，往往会在这人的名字后添一个“姨”字。这既不是尊他为姨舅长辈，也不是嘲笑他是女人腔，只是一个略带戏谑的亲切叫法。这么叫，说明彼此熟络且关系较好。曾慧堂性格和善，憨厚老实，所以康家山的人喜欢叫他“慧堂姨”。
曾慧堂的媳妇儿很喜欢毛坨，经常给毛坨捎几颗酸枣、几个毛桃或李子来。毛坨也很喜欢曾慧堂的媳妇儿带他玩耍。
那时曾浩之患了皮肤病，一身白皮，痒得直抓，抓得一身白皮直掉。母亲怕毛坨传染上爷爷的皮肤病，正乐得请曾慧堂的媳妇儿帮忙带孩子。
母亲织了一年多的布，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母亲靠织布赚了很多的米。自家吃不完，母亲会周济村里的穷人家，也会借出去一些。但那时除了个别人家，粮食和棉花基本上都有积余。母亲说，康家山的人基本上没有人挨饿受冻了，这是土改的成果。
初冬，棉田里的棉桃正渐次吐出洁白的棉花，母亲织布的“事业”正在巅峰，毛坨一岁多能跑能跳能唱能叫，在曾家吃的穿的有剩有余的好光景里，曾浩之在一次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感冒发烧中辞世，享年55岁。
曾浩之死之前并没有什么大病，不知道他的死与感冒有没有关系。感冒并没有传染给曾章甫和母亲，也没有传染给住在曾宅及康家山的其他人。
在曾浩之断断续续的感冒期间，曾去找代郎中看过。在代郎中那儿拿了点儿药，吃了也没能让感冒断根。代郎中没能预见曾浩之将不久于人世。
曾浩之入土几天后，曾章甫见到代郎中，询问过曾浩之的死因。代郎中含含糊糊地说：“可能是近些年的打击引发了浩老爷的心脏病，也可能是皮肤癌夺的命。”
曾浩之也埋在了曾宅跑马坪对面的山凹凹里，和他的瞎子翁娘、他的媳妇儿金姑娘、他的大儿子曾庆云二儿子曾庆德、他的孙女曾繁纯守在了一起。
死后不上祖坟山，是曾浩之自己在祖坟山上立的规矩。与众位家人相守在山凹凹里，是那时候除祖坟山外他的最佳归宿。
曾浩之是厚葬的。尸体在家停放了两天。尸体换了新衣新裤，戴了新帽子。还有棺材，两床崭新的被褥分别铺着和盖着。曾章甫和母亲请木匠为他赶制了一副杉木棺材。杉树不大，棺材不厚，但相对于这山凹凹里的其他家人，他的规格是最高的。
曾浩之出殡时，虽然并没有举行仪式，但曾浩之的出殡是近年来曾家最从容、最隆重的了。
曾章甫从棉田里摘来几朵洁白的棉花，用别针别了一朵在胸前。
母亲也跟着别了一朵棉花在胸前。
毛坨看到爹爹和翁娘胸前别着棉花，嚷着也要。
母亲蹲下身子，流着泪在毛坨的胸前也别了一朵棉花。
在这个山凹凹里躺着的老老少少七个人中，只有曾浩之是带着希望而死的。他死的时候，可以吃饱饱的白米饭，可以穿崭新的棉布衣，可以美美地听孙子毛坨叫爷爷，病了还可以去找郎中抓些药。母亲又一次渐渐隆起的腹部，让曾浩之萌生出曾家将再度人丁兴旺的希望。
可惜，曾浩之没能等到曾章甫第三次当爹。曾浩之去世之后，这个家就只剩下曾章甫、毛坨、母亲和她肚里的孩子了。
曾浩之是幸运的，织布机欢快的声音响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母亲的织布机在曾浩之死后不久渐渐停止了运行。
曾浩之死后不久，村里来干部告诉母亲：“上面的政策不允许你织布了！”
其实，这并不是指农民织布是违法犯罪的。这是有其他原因的。村里的干部没有讲清楚，母亲不敢细问。后来，村里来请母亲织布的人明显减少了，母亲逐渐不再织布了。
母亲当然不知道，这里面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从1953年开始新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面临着粮食产量增长落后于需求量增长的问题。那年秋天，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为了把粮食供应放在长期稳定的基础上，除努力促进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外，对商品粮食进行统一调拨、分配和管理。常德向汉寿县，汉寿县向太子庙乡，太子庙乡向康家山村层层下达了粮食统购统销的任务。
在这个任务下，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粮种、价格和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康家山的余粮当然也应售给国家，这是政治任务。没有了余粮，农民怎么能再拿米请母亲织布呢？
当然，按现在一般人的思维，不拿米也可以拿钱、拿棉花或者拿蔬菜来支付织布的报酬。但那时的农民，只会绝对忠诚地听村干部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去想办法变通。
1954年秋天，汉寿县实行棉花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规定从当年起对新收棉花实行统购，对棉布等棉制品实行凭票供应，以保证工业用棉和人民生活用棉用布的需要。这从根本上废除了母亲的织布机的功能。
12斤茶籽油换回的织布机，就这样“屈尊”成为毛坨的玩具。
1954年农历八月二十二，母亲生下了曾章甫的第三个孩子。又是一个健康漂亮的男婴。
曾家又添了一个男丁。
“他的乳名就叫饱饱吧？”母亲问曾章甫。
曾章甫一愣，随即用力地点点头，说：“好！就叫饱饱！”
母亲和曾章甫准备迟些再给这个男婴取大名。毛坨的大名叫曾新棉，几乎被人遗忘。所以，在农村，取大名是不用急的，可以过几年再说。
饱饱，是母亲对孩子成长最基本的祝愿，希望他能吃饱。
饱饱满月后，母亲就要出集体工。满月时，饱饱享受母亲充盈的乳汁，长得胖嘟嘟，像哥哥毛坨一样结实，抱在手里，沉甸甸的感觉让母亲感到幸福和自豪。
那年暮春，饱饱还在母亲肚子里时，洞庭湖区绝大部分堤垸漫溃，一片汪洋。据资料显示，常德共淹田、渍田477万多亩，占垸田的96%；受灾人口209万，占垸民的98%。
母亲坐完月子的时候，汉寿农村正分为两种集体工：一是以洞庭湖区农民为主，从汉寿各乡抽调干部群众整修洞庭湖，整修水库堤垸；二是非湖区的各乡农民要抽出时间，集体参加互助合作社劳动。母亲和曾章甫所在的太子庙乡康家山村属于非湖区，这里的农民积极参加互助合作社，除了忙各家的农活外，也要不定期地集体出工劳动。
曾章甫干不了重活，他的身体从关押释放后一直没能复原。逢互助合作社出工时，村里给他的任务是上山砍柴。其他时间他就照常挑着篾筐卖针线。从1954年寒露开始，一直到曾章甫去世，曾章甫在集体的任务一直是砍柴。两肩搭着一块烂布巾，手里拿着一根两头削尖的千担，双脚趿着一双补了又补、到处破洞的烂胶鞋，这是曾章甫几年砍柴工作的标准“行头”。
除了针线货郎之外，曾章甫的另一个职业就是樵夫。只有碰到别家的小孩向他请教功课时，人们才会想到他曾经是康家山有名的“文曲星”。令人痛心的是，爬山、砍柴、肩挑都未能锻炼曾章甫的体魄，他未能渐渐强健，反而日见憔悴体弱了。
这里介绍一下曾章甫的重要劳动工具：千担。千担是用楠竹制作的，制作方法很简单，比扁担的制作方法更简单，就是把一根楠竹两头削尖即成。制作千担只有两个关键点：一是长短粗细，这要看是谁使用。妇女肩力小一些，用的千担就稍短一些、细一些。壮汉子的肩力大，挑的柴也重，得用粗大的老竹，也会较长一些；二是削面的方向，往往是一头朝上，另一头要朝下。农村里没有两头削面相同的千担。
而扁担是一截老竹砍成一半制成的，是扁的担。千担是一整截老竹制成的，它不是扁的，是圆的。因为它坚固耐用，担一千斤、担一千次，都不会断，所以农民叫它千担。
让曾章甫砍柴，是村里同情、照顾曾章甫的特殊待遇。与他一起砍柴的另外两三个人，都是落了些肢体残疾的年老体衰的农民。
母亲的劳作则繁重很多。家里的稻田、棉田和菜地，都由母亲料理。村上互助合作时，插秧、割禾、摘棉、刨草积肥、挑粪桶、推土车……她样样都得干。
那些死去的地主的媳妇儿改嫁给贫下中农后，有的能较好地融入贫下中农家庭，继续生儿育女；有的争争吵吵打打闹闹，隔三差五闹别扭；有的逃回娘家或离家出走，既不离婚也不共同生活；有的无法忍受夫妻间、婆媳间、母子间的巨大差异，选择了自尽的不归路。
曾庆德的大老婆刘凤毛嫁给了康家山的一个矮个子农民后，不久就上吊自杀了。刘凤毛改嫁时带走的女儿后来嫁人了，但她与曾庆德的儿子曾克明没能融入新的生活，与继父的关系长期不和。数年后，在他的翁娘刘凤毛已死、三叔曾章甫自杀、三婶娘即我母亲带着毛坨改嫁、曾家已无亲人的情况下，十四五岁的曾克明倔强地搬出去，在山坡上搭了个小窝棚，靠牵认识或不认识的瞎子沿村乞讨过日子。独门独户的乞丐曾克明还被划为地主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跟他翁娘一样选择了自杀。
母亲冷静地看着这一切，内心却不平静。母亲深切地爱着她的章甫，照顾着章甫和家庭。在康家山小小的一角，母亲与曾章甫一起顽强地撑起一片天。在自家耕作与集体互助劳动的双重锤炼下，母亲在短短的时间里实现了角色的转变。
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幅幅火热的画面。
狂风中，母亲赤脚站在田里，抡起一把长柄的粪勺，借着风力将大粪一大勺一大勺地甩出去。
暴雨里，母亲戴着破斗笠，身披烂蓑衣，独自推着一辆满载的土车，咿咿呀呀地行进在易滑易摔的泥泞小路。
烈日下，母亲右手扶犁，左手挥鞭，一声声吆喝，田里的泥土像波浪一样翻转。
冰雪上，在山坡上的土地里，母亲往手中唾一口唾沫，双掌迅速一搓，便高举起锄头，往冰碴下的硬土里一锄一锄地砸下。
母亲，从一个杰出的织女、一个优秀的绣娘，迅速蜕变为一个标准的耕女、一个地道的农妇。在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洪流中，母亲从一位五谷不分的地主家千金小姐和少奶奶，和她的丈夫曾章甫一起，被改造成为勤劳而光荣的劳动农民。
[1] 毛棉花指尚未除籽的原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