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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棉花,红棉花》第七章曾章甫进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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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云、曾庆德被枪毙的第二天,母亲的丈夫曾章甫就被关押起来了。

这是曾章甫前一天晚上埋葬完曾庆云、曾庆德后就预料到了的。前一天晚上,曾章甫把曾庆云、曾庆德的坟修得很高很大,回到家里,就把他的预感告诉了母亲。

曾章甫紧张地说:“大哥二哥走了,该轮到我了。他们要夺我们的老婆孩子。他们说过要斩草除根……”

“你是学生出身!你没犯过罪也没得罪过人,没当过官也没纳过妾,怎么会轮到你?!”母亲不让他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但那个岁月,他们的生活中哪儿还会有吉利呢?

其实曾章甫的这个预感,母亲不是没想到,只是母亲不敢相信,还像个大孩子一样的曾章甫,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向往的善良青年,怎么可能被农协抓走呢?农协不是农民的协会吗?村里上屋下屋的农民不都晓得曾章甫仁义善良吗?

除曾章甫和母亲外,这间屋里只剩下两个哥哥留下的四个嫂子了。四个嫂子从下午到晚上都没止住流泪,哭得眼睛都肿了。四个嫂子都担心曾章甫马上会有灾祸。她们凑到曾章甫和母亲耳边,用耳语加手势叫曾章甫趁黑远走高飞。

四个嫂子不敢大声说话,怕隔墙有耳。农协会员和民兵有一招很厉害:常趁夜潜伏到地主富农家的墙角,偷听屋里的人说话。汉寿话叫“听壁角”。“听壁角”威力很大,通过“听壁角”,农协和民兵经常能收获一些重大情报。比如某家的财富准备转移到哪个地方,再比如某家诅咒过共产党的哪个干部。后来地主富农们学精了,在家跟家人说话常用耳语和手势。

嫂子们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四个嫂子都是大家闺秀,见多识广。她们的判断绝不是瞎扯。

母亲却感到非常矛盾。曾章甫如果不走,灾祸说不准哪天就砸落下来。如果走,能走到哪里去呢?全国都一样,哪里都一样,无处可躲可藏,万一被抓回来必然更惨。

曾章甫轻声说:“先等等看看再说吧,家里老老小小,也丢不开。”

母亲提心吊胆,一个晚上没睡着。曾章甫倒不害怕,只是心事重重的,也一直没入睡。

上半夜,四个嫂子讨论《婚姻法》的事。这事也是曾章甫说农民夺地主老婆孩子的事,也是涉及她们拖儿带女再嫁人的事。下半夜,她们在叹息声歇息后传出了均匀的鼾声。

四个嫂子在曾庆云、曾庆德入土的当晚就讨论《婚姻法》和嫁人的事,并不是她们急着想嫁人。

当时,土地改革运动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女人们说话早已不需要婉转曲意。再说,夫亡嫁人,正是当时最火的话题之一。如果外面有人“听壁角”,就更能向农协和民兵表明她们进步的态度。

那时,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刚刚颁布,县里组织了几个女干部、女教师在各乡各村巡讲《婚姻法》。康家山农协已组织了多场宣讲会。为了追求更好的效果,宣讲会既有男女混场,也有男人专场、女人专场。每个人都必须按规定参加。

《婚姻法》宣讲中有几个提法引起了康家山人不小的轰动:一是“婚姻自由”,二是“一夫一妻”,三是“夫亡再嫁”。

婚姻不再由父母包办了,娶妻嫁夫再不能受逼迫了,也不可搞买卖婚姻了,娶谁嫁谁自己说了算;一个男人只能娶一个老婆,不能再娶小老婆了,也不许搞童养媳了;夫亡后再不要守贞洁立牌坊了,寡妇再嫁,这不仅是寡妇的权利,也是寡妇的义务。当时还有很多贫雇农没有老婆,寡妇的资源不能空置。

《婚姻法》后来广泛张贴在康家山的墙上和黑板上。《婚姻法》共八章,其中并没有特别地提到寡妇再嫁。但经当时的一些人巧妙地设计,那一年《婚姻法》的宣讲,与土地改革、清匪反霸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女干部、女教师们说:“地主阶级多吃多占的妻妾,要坚决地嫁出去,嫁到贫下中农去。要消灭地主阶级,要斩草除根,他们的老婆要带着孩子嫁给贫下中农,与贫下中农真正融为一体。地主的儿女要自觉脱离地主家庭,跟随母亲认贫下中农为父,随嫁过去的地主儿女受法律保护,贫下中农对其不得虐待或歧视……”

曾章甫睡不着,抱着母亲,轻声但坚决地说:“如果我死了,你不要嫁在近边,不要被那些眼红别人老婆的穷汉子娶走,你要答应我带着孩子嫁到远处去!”

听曾章甫这么说,母亲鼻子一酸,泪就涌出来了,她搂着曾章甫说:“如果你有三长两短,我不嫁!”

“农协哪会让你不嫁?”曾章甫说话时,眼泪也不自觉地往外涌,“你不嫁孩子怎么活?你一定要嫁到远处去,帮我把孩子带好!”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几名背着枪的农协干部,把曾章甫押走了。由于早有思想准备,曾章甫被押走时一点也不惊讶,他很平静,甚至是昂着头离开的。

准确地说,曾章甫“押”是被押了,“走”却没走多远。曾章甫就关押在由曾家的男厕改造成的监牢里,就是前一天关押着曾庆云、曾庆德等六名被枪毙的地主分子的屋子。

监牢虽然离母亲只有几十步远,但只要农协一粒“花生米”,曾章甫就会与母亲远隔阴阳。

监牢里关着七八个与曾章甫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太子庙乡的地主子弟,也都是学生出身。刚关进去,母亲还听见他们聚在一起乐观的聊天声,不久就只有杀猪般的号叫声、叹息声和叫骂声。

监牢外有两个民兵把守,不许人走近,不许人探监。

母亲抱着小繁纯,到乡政府找农协的人。乡政府就在曾宅,只隔母亲的住房四间屋。没等母亲开口,农协的干部就向母亲讲明政策,鼓励母亲替曾家和曾章甫坦白犯罪事实,争取政府宽大处理。

母亲对他们说曾章甫是学生出身,一直在外老老实实上学,没干过坏事,外面的同学、近边的邻里邻舍都晓得曾章甫是个只讲仁义的好后生。母亲说曾章甫还报名当兵申请抗美援朝呢。

农协的人说:“你回去吧!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母亲觉得农协的人讲话水平很高。“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讲得多好啊!但曾章甫真的不会被冤枉吗?曾章甫能被证明是一个好人吗?母亲心里完全没底。

关押和审讯最终证明,曾章甫是一个好人。曾章甫获得这个好人的证明,付出了血的代价。

审讯也在那间监牢里进行。曾章甫的双手反吊着,被鞭子抽打,打得肩膀、前胸的褂子渗出一条条血痕。审讯者要曾章甫交代罪行,说交代了就不打了。曾章甫被打得没办法,就按审讯者的提示,顺从地瞎编着,一一作出交代。他说,哪年哪月哪日,欺压了长工某某某;哪年哪月哪日,为了报复农协拔了贫雇农某某某家的萝卜。

交代了之后,再打。再打,再交代。坐监牢的日子里,就是如此反复着。

母亲不能靠近监牢,小繁纯却可以。

一次,小繁纯看到曾章甫的左脸比右脸“高”很多,问曾章甫为什么。曾章甫微笑着摸摸左脸,爽声回答:“爹爹老是用左边牙齿嚼肉嚼鱼,左脸就胖了。”

小繁纯从监牢那边回来告诉母亲。母亲知道曾章甫的左脸被人打肿了。

还有一次,小繁纯看见曾章甫的衣服上有很多殷红的颜色,惊吓地问:“爹爹!你身上出血了吗?”

曾章甫一愣,立即微笑着说:“爹爹不乖,吃三月泡[1]时不小心,把三月泡的汁弄到身上了。”

“爹爹不乖!”繁纯不高兴地批评她爹。

“爹爹下回一定乖,再不把汁弄到衣服上了!”曾章甫歉意地微笑着,认真地对女儿说。

不幸中的万幸!曾章甫只被关了两个月就放出来了,而且再也没有被关押。在监牢里这两个月,虽然受了些伤,母亲听曾章甫说还被棍棒打得吐过三次血,但毕竟肢体没有落残。

母亲心疼地查看曾章甫身上落下的伤,她用棉花沾上茶籽油,轻轻地擦在曾章甫的每一处伤口上。

这批学生出身的地主子弟之所以被释放,当然并不是简单地因为他们被证明是好人。据说是上面来了政策:对学生出身的地主子弟,以教育为主,不得扩大杀戮,不得无故杀人,有血债者除外。

母亲听这些一起被关押又一起被释放的年轻人说,七八个人中,曾章甫身材最高大,挨打也最重。他们替曾章甫惋惜:“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都不较真,他们让我们说啥就是啥,迟说不如早说。曾章甫何苦要倔着,白白地多挨他们的鞭棍呢?”

曾章甫被关押的这两个月内,有几件事,永远刻在母亲的心里。

一是曾家的嫂子们改嫁;二是瞎子奶奶和金姑娘相继去世;三是曾浩之在祖坟山里痛哭。

曾章甫被关进去后,嫂子们就都嫁人了。

四个嫂子刚丧了夫,刚成寡妇,立即就成了别人的新娘。

嫁得这么快,可能是因为女干部和女教师的动员,也可能是农协关于地主不分男女都可能关押枪毙的逼迫(《婚姻法》规定嫁娶不许逼迫),也可能是一家老小缺衣少食强撑不下去了。母亲相信,这种种因素都存在。

嫂子们嫁人没有仪式没有放鞭炮,没有酒肉茶饭没有饯行,没有欢声笑语也没有哭脸抹泪。除曾庆德的小老婆刘凤枝外,她们都嫁给了康家山的贫下中农。

曾庆云的大老婆刘凤钦是带着两儿两女出嫁的,小老婆张佩纯当时没生育独自嫁了人。曾庆德的大老婆小老婆一对亲姐妹再也不用共事一夫争风吃醋了。姐姐刘凤毛带着一儿一女嫁给了一个叫“冬股子”的矮个子男人。妹妹刘凤枝带着两个儿子先回娘家,后嫁到了益阳县茶盘都农场。

三个嫂子都嫁在康家山,与曾章甫和母亲经常碰面。刘凤枝嫁到茶盘都农场的消息是一两年后才传来的。她带去的大儿子阿得跟着继父改姓陈,小儿子阿弟因风寒夭折了。

瞎子奶奶在四个孙媳妇出嫁后不久,就去世了。瞎子奶奶经受不住接踵而至的打击:一个孙女自杀,两个孙子被枪毙,一个孙子被关押生死未卜,四个孙媳妇改了嫁,五个曾孙子、三个曾孙女随了别人的姓。

一辈子轻言细语从不跟人吵架的瞎子奶奶,在经历了十几个月的巨大动荡后,不声不响地去世了。瞎子奶奶是在夜里去世的。第二天早上曾浩之喊翁娘不应,才发现瞎子奶奶已经断了气。

瞎子奶奶是在香甜的睡梦中去世的,还是在孤寂的夜晚经受不住内心的煎熬悲戚而死的,不得而知。总之,瞎子奶奶安静地离开了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享年88岁。

曾浩之和金姑娘缺乏劳动能力。母亲勇敢地承担了料理瞎子奶奶后事的任务。后事很简单,母亲一点儿也不害怕。她先拿一根草绳量瞎子奶奶的身长,再从隔壁家借来一柄铁锯,把哥哥嫂子们的床板锯成四块长木板和两块短木板。然后去请春舫表叔。瞎子奶奶与春舫表叔的妈妈是叔伯姐妹。春舫表叔还带着一个亲戚来了。原本母亲是准备按曾章甫描述的上次埋曾庆云、曾庆德那样,到了坟地挖好坑再帮瞎子奶奶搭个架的。但春舫表叔和那位亲戚带了铁钉来,他们很熟练地把木板钉好,成了一具棺材。

瞎子奶奶的尸体临埋前都没有变硬。母亲帮瞎子奶奶换衣服时,瞎子奶奶的手、腿和她那双小巧的三寸金莲,都是嫩软嫩软的。瞎子奶奶像是安详地睡着了。

春舫表叔他们不敢把棺材抬到曾家的祖坟山,怕被农协抓住当狗腿子批斗。瞎子奶奶就埋在她的两个孙子曾庆云、曾庆德的旁边。就这样,瞎子奶奶没能和她的丈夫即曾章甫的爷爷埋在一起。

瞎子奶奶死后不久,便是清明。连续下着雨,山上湿漉漉的,山路上到处是泥泞。清明前一天,曾浩之叫金姑娘和母亲带着繁纯去拜坟。金姑娘和母亲都很诧异:女人是不允许上祖坟山的。

曾浩之说:“曾家的人死的死,走的走,没剩几个了,你们跟我去凑人数!”

祖坟山上埋葬着曾浩之的父亲,和他父亲的父亲,和他父亲的祖父及上上辈祖先。曾浩之双膝着地深躬着腰跪在他父亲的墓前,用腰身当雨伞,让蜡烛点着免受雨淋。金姑娘和母亲也双膝跪着。

曾浩之跪在那里痛哭流涕,捶胸顿足:“我对不起祖宗咧!我给祖宗丢了脸咧!曾家的祖业在我手里荡光了咧!现在我们曾家遭了难咧!我的两个崽一个女年纪轻轻就死了咧!孙子们跟着别人姓去了咧!祖宗要睁大眼睛显神灵咧!要保佑你们的子孙曾章甫平安无事释放出来咧……”

曾浩之哭了很久。下山前,他站起身,盯着金姑娘和母亲狠狠地交代:“祖祖辈辈发根下来,只有我曾浩之给曾家丢了脸!我死了以后,不配上祖坟山!你们把我埋到我翁娘和庆云、庆德他们那里!”

母亲心头上压着的乌云越来越沉。原本热热闹闹的曾家,冷清得可怕。

除了公公偶尔会叹息和婆婆偶尔会抽泣,他们基本上不再说话了。繁纯不时的嬉闹声及病痛时的呻吟声,反衬出屋里死一般的空寂。

母亲帮住进曾宅的贫雇农家庭带带孩子,偶尔也会帮手洗洗衣服,做饭时分就迅速回家,想方设法把菜做得可口一些,把黄瓜切得很漂亮,炒得很仔细,摆在菜碗里也工工整整。隔年的红薯,母亲把皮洗得干干净净,可以连皮吃。母亲总是把碗和筷子摆放得规规矩矩,然后毕恭毕敬地喊公公婆婆来用餐。

母亲发觉金姑娘的眼神与以往有些不同:多了些呆滞,多了些哀伤。

有一天吃过晚饭,母亲在收拾碗筷,金姑娘突然捏住母亲的手,对母亲说:“祝华,我们曾家有福气,修来你这么个顶好顶好的儿媳妇……你跟着我们受苦了啊……我们老了不中用了,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啊……”

清明过后半个来月,距瞎子奶奶去世大概个把月,金姑娘也死了,享年52岁。金姑娘没有什么病,算是无疾而终。母亲和曾浩之都知道,金姑娘是因为家庭变故连连郁郁而终的。

母亲再次从邻居家借来铁锯,把哥哥嫂子们留下的床板锯了,再次请来亲戚帮忙。因为曾浩之在祖坟山时的交代,所以金姑娘被埋葬在曾宅跑马坪对面的山凹凹里,与她的瞎子婆婆及她的大儿子、二儿子守在一块儿。

金姑娘一定至死都在牵挂着曾章甫,都在为曾章甫的平安而祈祷。她如果知道再过半个月,曾章甫就放出来了,并且再也不用坐牢了,她也许不会死。如果能熬过这一关,金姑娘或许能再活很多年。

是的,金姑娘如果能熬过这一关,她会欣慰地看到,有坚强不屈、勤劳聪慧的曾章甫和他的媳妇儿,曾家的日子又缓过来了。虽然缓得很慢很慢,但毕竟,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


[1] 三月泡是指一种像草莓的野果,熟透后呈暗红色,汁多而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