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中部偏北，有一个桃江县。
桃江县因一条蜿蜒的桃花江而得名。桃花江则由一曲曾经唱响东南亚的《桃花江是美人窝》而闻名。近百年前，著名作曲家黎锦晖先生因为他与桃花江畔一位女子[1]的美丽爱情而创作了这首歌，歌里有句“桃花江是美人窝，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
在桃江县境内的最高峰浮邱山与资江之间，离县城约二十里地的丘陵地带，有个荷塘公社。荷塘这个名字，比桃江还美。
沿公社中学旁的港往高处走三四里地，便是张目桥大队。“港”，在桃江话里是比小溪流更大的溪流。港里的水清澈见底，常年不结冰。到了冬天田野萧瑟，但港底的水藻却是绿油油的，把终年储存的绿色全部奉献出来。天越晴，水藻越绿。绿油油的水藻间常有三五成群的小鱼钻来游去。
听老人们说，“张目桥”之名源于清乾隆年间的一个和尚。那和尚从外地云游至此，赞叹港边桃林娇艳，美不胜收。他过桥时见港边洗衣濯足的大姑娘小媳妇比桃花还美，不禁在桥上驻足，张开双目美美欣赏。他给这座桥取名为“张目桥”。人民公社时期，这个大队就叫张目桥大队。
大队里有一个叫庄子湾的偏僻小村庄，那时候叫庄子湾生产队。
这是一块以岗地、丘陵、山地居多的土地。高低不一的青翠山林把一个叫庄子湾的村庄围了个圈儿，好像把这个村庄放在一个温暖的摇窝[2]里。
我家住在庄子湾生产队里一处有路、有丘、有水的地方，路是大队里连接各个生产队的路。路虽然泥泞，但毕竟可以走手扶拖拉机，算是张目桥大队里一条主干路了。这条路与我家之间，有一条一年四季蓄水的狭长小池塘。水从上端的棉田流下，经过池塘，流向下端的棉田。因此，宏观地看这池塘，它仿佛是生产队弯弯曲曲的灌水渠中一处被撑开的胃袋子。池塘长十来米，宽宽窄窄不规则，最宽处不过四五米，最窄处只有三米左右。
这池塘是我童年时期的乐园。池塘虽小，但在我们那样的丘陵区，家旁边有个小池塘，是令人羡慕的。除了不能下塘游泳，它给我带来过无尽的乐趣。我在池塘边钓鱼、钓泥鳅，也钓过青蛙。我还喜欢跟着大人们往池塘里泼洒茶油渣饼[3]煮过的水，然后守在旁边看鱼、虾、泥鳅、鳝鱼渐次浮上来，看它们越游越慢直至晕死过去，成为我的美食。
池塘一边靠路，路边斜向池塘有一些树和映山红之类的灌木。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的一棵柳树。我原是不曾在意这棵柳树的，它甚至不如漫山遍野的竹子那么显眼。后来读了丰子恺的《杨柳》，我才深深地迷恋上它婀娜多姿、如醉如舞的美。
池塘的另一边是一块大约两分地的土丘。土丘上集中地挺立着几棵成年杉树，佝偻着几棵香樟树，还有稀稀拉拉的十几株小楠竹。这座土丘靠近我家地坪的一角，一株香椿树高高耸立。除了池塘边的这座小土丘，还有一座正正规规的丘在我家屋后，算是我家的靠山。说它正正规规，是因为它大致是一个长方体。它高约三米，上面长了一些参差不齐的乔木和灌木，有酸枣树、苦栗树、母亲种植的茶树以及一些野生植物。
1973年春节刚过一个星期，农历正月初八。
这天早上，天还朗朗地晴，村庄依然像个温暖的摇窝。过了中午，便成了阴湿天气，让四面环山的村庄似乎变成了一个湿漉漉的瓜瓢[4]。难怪桃江人常嗔怪地说“春天孩儿像，一日三个样”。
最终，寒冷的空气终于再也包不住越来越浓的湿度，冬雨便从冷寂的天空中飘下来，轻轻地密密地飘落在人间。雨不太大，但随风打在窗户上用米汤糊贴的米黄色窗纸上，砰砰的响声非常清晰。
其实日历上已是初春了。这年的春天来得早。春节前就立了春，天也渐渐转暖。但是，天气湿冷，加上饥肠辘辘，更会让人觉得衣不蔽寒。
路上行人稀少。在这样的阴雨天，如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人们宁愿足不出户：工匠们在家做活，家庭主妇们缝缝补补或纳鞋底，老人家守在炉前剥棉桃[5]，有的懒孩子干脆在被窝里猫着。
我家的木窗几乎是紧闭的，窗下只余一条细细的缝，让新鲜的空气混着寒风吹进来，透进来的光也使窗下的书桌稍稍明亮一些。
我爹爹在窗下练习毛笔字。爹爹这年55岁，一顶棉冬帽下露出银白的头发。身上一件厚厚的蓝布面棉衣已洗得发白。棉袖外露出来两只干干瘦瘦的手，手上皮包着骨头，整个人消瘦得让人一望便知其虚弱。爹爹书写用的是黄草纸，墨汁有刺鼻的臭气味。爹爹却称这气味是墨香。所以，在姐姐哥哥们与我的童年里，墨香必须是臭的。这使我们兄弟姐妹若干年之后认识“长沙臭豆腐”时能比一般人更快地接受香就是臭。爹爹是个饱读诗书的教书先生，性情温和宽厚，却教子极严。毛笔字爹爹常练颜体，练了几十年，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极少写草书与行书。
这天下午，爹爹练毛笔字，前面的时间里他是潜心的，像平常一样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后面的时间里发生了一桩突发事件：爹爹写字时，一只豺狗叼走了我家唯一的小母鸡。这让爹爹无法平静，握笔的手因为心情起伏而微微颤抖。他一边写，一边想，一会儿堂客[6]回来，不知该伤心成什么样，更不知堂客这个月能吃什么了。
小母鸡扑扑扑地叫腾，引起我两个姐姐清波和乐怡连哭带叫的追赶。待爹爹闻声放下毛笔操起他的长烟杆赶出去时，只看到我家屋后土丘上豺狗仓皇逃遁时丑陋的背影和几片散落在地上的鸡毛。爹爹冒着雨费力地追到土丘上，早已找不到豺狗和鸡的踪影。清波和乐怡不甘心地从地坪跑到池塘边，再钻进杉树林四处寻找，结果还是一无所获。爹爹抖抖衣帽上的雨水，放下长烟杆，又回到书桌前。
我家的书桌不是放在书房里，而是放在卧室里。
我家的房子虽然破旧寒碜，却总算是一组“建筑群”。中间的“主体建筑”共四间：三间正房、一间偏房。三间正房都是用泥砖与木板混合作为墙壁。房上都是灰黑色的瓦盖顶。当时大哥刘道任已与我们分家。靠西即靠近池塘的两间正房是大哥家。靠东的一间正房是我家的卧室。卧室里摆着农村流行的“丁字铺”。除丁字形的两张床之外，房里还有点儿空间，所以就在窗下摆了一张半圆形木桌——这就是书桌。两张床各靠一面墙。农村说的“丁”字，严格地说，应该是“横折”。因为两张床的床尾是拼在一起的，这样是为了节省空间。卧室里靠北墙的床并不是紧贴着墙的，母亲在床与墙之间，留了她与姐姐们洗身的地方。靠东墙的床是两个姐姐的。门后藏着洗身的木盆。床上的灰黑色的粗麻纱蚊帐，发挥了像墙体一样障眼的作用。
正房外靠东边，就着卧室的墙，搭建了一间偏房。偏房由泥砖、木板和茅草组成，显得很简陋。偏房里，靠外是灶，灶往里是餐桌、食柜。再往里，撑着一人高的竹篾席，弄出一间房。这实在算不得房，只是摆着一张竹床。这房是小哥刘式农的卧室，这竹床自然就是小哥无论春夏还是秋冬的床了。
除主体建筑之外，其东西还各有一座游离于主体建筑之外的建筑物。靠东的茅屋，是我家的茅厕和杂物间。靠西的茅屋，是大哥家的茅厕和猪圈。我家没有养猪，所以猪圈改作了杂物间，主要堆放作柴用的树枝和干稻草。
在爹爹练毛笔字及豺狗叼走我家唯一一只小母鸡的时候，母亲挺着大肚子，正在马圈子盖上的悦会计家。
马圈子盖是一块圆形屋场，从古到今，大家都这么叫它。马圈子盖上有两家人：一家姓刘，地主成分；另一家也姓刘，贫农成分。当时那两个刘家的家境与成分是完全相反的——贫农成分的刘家较富，住着瓦房；地主成分的刘家家徒四壁，穷得只剩下地主成分。较富的贫农家的男主人叫刘悦琨，是大队会计。大队的人都尊称他为“悦会计”。
旁边较穷的地主家的男主人叫刘建仁，年纪轻，跟我小哥同岁，也与小哥同辈。
悦会计家原已有三个儿子，春节前刚得了一个女婴。女婴是我母亲接生的。这天，女婴才半月大。悦会计的堂客黎胡玲在房里坐月子，由悦会计的母亲打点[7]月子。
悦会计的母亲个子很矮，人很善良，人们一般叫她“大翁妈”。
母亲坐在悦会计家的产房里烤火，跟大翁妈婆媳俩闲聊，手却不停地在纳鞋底。麻绳穿过鞋底的咝咝声是令人心地踏实的动人乐曲。
产房里的火很旺。大翁妈戴着一双黑布手套在炉边剥棉桃，她把剥出来的白白的棉花丢进身旁的篾筐里，把干枯的桃壳一瓣一瓣地扔进炉里。
母亲没在意屋外是雨落还是雨歇，她午饭后就来了这里，有几层收获：一是来看看她接生的女婴；二是来闲扯打发时光；三是免费享受这里火炉的热气。天近傍晚，雨不知何时已停歇。母亲准备回家做饭了。因为爹爹不会做饭，两个姐姐只能当帮手，还不能完整地弄饭菜。母亲收好针线，反手在背后系紧围裙，穿上木屐，拿着鞋底，挺着大肚子，从悦会计家出来。
母亲出来后，悦会计家旁边较穷的地主家的女主人建嫂子问道：“良伯娘，几时生啊？”
建嫂子喊母亲“良伯娘”，是因为爹爹的名字叫刘孟良，生产队里比爹爹小一辈的人中，不少人习惯喊爹爹“良伯伯”，喊母亲“良伯娘”。建嫂子的丈夫刘建仁，从小到大一直像爹爹的亲侄儿一样，所以他们两口子叫“良伯伯”“良伯娘”，比其他人叫得更亲。
母亲笑着回答：“不晓得几时生呢，反正是临产的近边了。”
当时农村没有医院，人们不知道预产期，根本不知道几时生。孕妇都凭感觉自己估。估不准的，就可能在路上、山里、田间，也可能在别人家，或在茅房等地发作[8]。
母亲挺着大肚子，穿着木屐往家走。
马圈子盖与我家之间只有两丘田。农闲季节，田里干涸着，齐齐地立着脚踝高的枯稻草桩子。几堆码得老高的稻草垛，像蹲在田边解手的妇女。不知谁家的几只鸡和几条狗，埋头在田里找吃的。
不消一袋烟工夫，母亲就不急不缓地回到了家。
爹爹把豺狗叼走小母鸡的突发事件告诉了母亲。两个姐姐也急于补充说明，说冒着雨追到杉树林里也没找到小母鸡。母亲一听着了急。这只唯一的小母鸡，是去年中秋节前开始养的，养了快五个月了。因为没有米吃，它只能以草和虫为主食，偶尔能吃点儿糠或在干稻草中找些谷壳子充饥。这只总是处于饥饿状态的小母鸡，最后却成了饥饿的豺狗的美食。小母鸡的失去，使临近生产的母亲失去了月子中唯一的“补品”。母亲却没说什么，只是伤心地摇了摇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那只豺狗是跟母亲抢食，也是跟我抢食。因为，在母亲肚子里待着的是我。
母亲比爹爹小12岁，这年她43岁，将再一次成为高龄产妇。
母亲生我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
从年龄上说，母亲43岁。从生育设施与医疗保健上说，只能请左邻右舍年长一些的阿婆充当接生婆。从饮食上说，小母鸡没了，只剩下母亲买回来准备坐月子吃的50斤稻谷及地窖里的一些红薯了。自古以来，农村人生孩子都是冒险的事。顺产还好说，如果是难产，基本上就只能等待死神无情的判决了。又老又穷的母亲，就更危难了。
在那时候的农村，如果出现难产，只能保母子中的一个，往往是保婴儿而舍弃产妇。如果保住的是男婴，人们就觉得那产妇死得值。如果保住的是女婴，人们就会骂她命硬克死娘，并自然而然地说她是克夫的命。这样的女孩的人生往往不会幸福。我们村庄里甚至发生过产妇自己动手或请接生婆代劳直接拿剪刀剪破产妇肚皮取出婴儿的惨烈故事。
生孩子的事在我们那里自古如此。对于母亲舍命保子的伟大，农村人谁都不会唏嘘不已，谁都觉得理所当然。所以，农村人生养一个女孩不容易。这个女孩的一生，将面临无数的劫难。她将来长大，嫁人，生子，头胎顺产难保二胎顺产，二胎顺产难保三胎顺产。而农村女人，却不会因此畏首畏尾。她们从容不迫地在生命中行走。她们说，遇灾遇祸，是命中早已注定的。
这天晚上，我家一家人简单地吃了晚饭。其实，那时候一日三餐都是简单地吃，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吃。饭是以红薯或红米为主、白米为辅。这几样一起煮在饭锅里，就是一家人的饭。爹爹和母亲都会以吃红薯或红米饭为主，从而多留一些白米饭给干十分工的小哥和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姐姐。小哥和姐姐们则会抢着把白米饭多留一些给爹爹和母亲。菜是盐菜干和青菜。自家人一般只有素菜吃，只有过年过节或有客人来时，自家人才可能跟客人一起吃到荤菜。哪怕是一颗鸡蛋，也要等到有客人来了才吃。再说，如果不是为母亲坐月子做准备，我家哪能养得起鸡呢？即便是红薯、红米饭搭配着白米饭，也别想吃饱。每个人都只能吃个半饱，或更少一些。因为如果哥哥姐姐们吃饱了，爹爹和母亲就会挨饿；如果爹爹和母亲吃饱了，哥哥姐姐们就会挨饿。一家人非常恩爱，每个人无时无刻不替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的饥寒着想。
吃了饭，天已全黑。全黑以后，我家里才点灯——煤油灯。那时候，农村人把煤油叫洋油，但一直习惯地叫煤油灯，并不是叫洋油灯。一家人只点一盏灯，因为洋油金贵。
村里家用的煤油灯一般分为两种。两种类型的煤油灯，我家各有一盏。一盏是用于走路照明的，叫提灯。它大体是个正方体，四面都是透明玻璃，其中一面是门，可开闭。玻璃门中间的底部卡着一瓶洋油。洋油瓶上有盖，盖上有小孔，一根棉线从瓶里伸出一点儿线头。棉线在瓶里吸食洋油，线头就可点着了。这种灯的上面是铁皮，有个提口，用手提着，在外走路，风吹不灭，所以它又名“气死风”；一盏用于在家照明，它无须在四面装玻璃。它就是一个瓶，瓶盖上的小孔也钻出棉线的线头，线头点着就亮了。它往往放在桌上，如果放在饭桌上，灯光摇曳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放在书桌上，摇曳的灯光会影响看书写字做家庭作业。所以，一般人家也会在它上方固定一个细长的圆柱形的玻璃罩。农村人不讲究，玻璃灯罩和玻璃灯门常被洋油的浓烟熏黑着。但我家的玻璃灯罩和玻璃灯门经常被母亲擦得通亮通亮的。母亲常会对着玻璃哈一口热气，然后用干布搓擦干净。生产队里的人都说，晚上只要看那盏提灯，就知道是先生娘在路上走。因为整个庄子湾，只有先生娘的提灯玻璃明洁如无。
“先生娘”就是我母亲。因为爹爹是教书先生，所以不少人这样称呼母亲。
[1] 这位女子名叫梁惠方，家住桃花江畔，后成为黎锦晖先生的夫人。
[2] 摇窝是指摇篮，一般是用篾编的，也有木制的。
[3] 茶油渣饼是用油茶籽榨油后的渣挤压成的饼。旧时湘地女人用它煮的水洗发和洗衣裳。茶油渣饼煮的水能毒死鱼虾。
[4] 瓜瓢是农家舀水的容器，一般是用半只葫芦做的，也有用一截楠竹的半边做成的。
[5] 棉桃是指结棉花的果子。因为是桃形的，所以被叫作棉桃。一般在棉花树上就已裂开吐棉了，也有不裂的。
[6] 堂客在湘方言中是妻子的意思。
[7] 打点是桃江土话，服侍、细心照料的意思。
[8] 发作是指孕妇破羊水或快要破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