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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作品中描述家族的兴衰演变、描述人的悲欢离合，是记住家庭历史最直接最现实的方式。
看着母亲苍老的面容，想起母亲、爹爹和其他长辈讲过的他们的故事，便萌发出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的念头。
他们的故事里有很多人物。在这些人物中，有一个最恰当的人物——母亲——把这些故事完整地链接起来了。
母亲的经历是丰富和厚重的。母亲是殷实人家的千金，日军入侵击碎了她的大学梦。她的父亲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她的堂兄是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员。出身富裕的母亲却历经了人世间的种种磨难：童年丧父，青年接连丧母、丧女、丧公婆、丧子、丧夫，老年再度丧子、丧夫；一度无米下锅，只能帮人洗衣带孩子，几近乞讨；也曾病痛缠身，险入阴曹。母亲目睹了日寇入侵、内战纷争及解放后三年困难、十年动乱、改革开放等各个时期各种大的历史变故。
母亲的经历链接了三个不同姓氏的家族故事。
钟姓家族，母亲的娘家。在这个家族里，母亲的祖父钟厚载从经商起家走向富贵，外公学成回湘英年早逝，外婆守寡二十载最后投池自尽，母亲的堂兄钟发湘从广州回家入仕后被枪毙。这个家族的历史里，有抗日游击队的呐喊，有日寇的铁蹄声，还有私塾里抑扬顿挫的读书声。母亲带着丰厚的嫁妆，带着少女的希冀与梦想从这个家族出嫁。
曾姓家族，母亲的第一个夫家。曾姓家族在汉寿太子庙康家山盛极一时，最后却家破人亡。母亲前夫的两位哥哥曾庆云、曾庆德被枪毙后成为“七人六墓”的“拓荒者”，瞎子奶奶、金姑娘郁郁而终，繁纯、饱饱相继夭折，母亲的前夫曾章甫含恨上吊身亡。这里有血雨腥风，有饥肠辘辘，还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愚昧与盲动。母亲带着儿子毛坨，带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楚离开这个家族——母亲改嫁后，它已空无一人，不能再叫作“家族”了。
刘姓家族，母亲的第二个夫家，也就是我的家族。爹爹的叔祖父、反清革命义士刘楷东从老家走出去，跟随黄兴从事革命，最后在广州逝世。爹爹的堂叔刘龙舫毕业于西南联大，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官员，后来却沦落为放牛、捡牛屎的农民。爹爹和母亲生下清波、乐怡和我。我的家族见证了一个接一个的饿殍，见证了红卫兵、红小兵的折腾，见证了“四类分子”挨批受斗，也见证了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村里人有的跑到广州、深圳、东莞打工，有的留在本土发家致富。母亲带着大包小包，也带着深深的眷恋和不舍跟着女儿、儿子走向城市，并把刘姓家族的大部分人引到广州扎下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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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心和责任心是我写这部作品的动力。
说孝心，是我想把母亲经历的坎坷一生，以及她身处逆境不屈不挠的精神记录下来，以教育和激励后人。
说责任心，是我想写一部记录家族兴衰的口述史、一部反映父老乡亲从困顿走向幸福的奋斗史、一部展示故乡风土人情和发展变迁的地方史、一部描述中国南方近现代百年风云的记忆史。我不愿无情的时光之河让这些历史消失到无影无踪的远方。
我要搜集的家族的故事，无法源于书本。除了族谱，没有其他任何直接的文字资料。我只能请知情者来讲述。最主要的讲述者当然是母亲。
为了帮助我完成这部作品，母亲克服了很大的困难。
母亲已85岁高龄，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心血管堵塞面较大，要时刻注意避免情绪波动。我写这个漫长的故事，首先要请母亲讲述故事，这势必会让她陷入回忆的痛苦之中。母亲也曾表示她害怕伤心难过。
我劝慰她，开导她，教她努力做到平静叙事，讲与自己有关的经历如同讲别人的经历，就像跟我讲孟姜女哭长城、姜太公钓鱼一样。母亲答应了我。她认为，把她所经历的事情和岁月记下来，让子孙后代多了解一些历史，是有必要的。
2013年年底，母亲开始讲述。女儿非常支持我，很懂事地帮我腾出时间，让我多采访她最亲爱的奶奶，以便我把故事写得更丰富一点儿。
母亲是坚强的。在讲述的过程中，母亲数次忍不住落泪。每次母亲落泪，我就陪着她，静静地坐着，彼此都不言语，让冠心病的恶魔从母亲身边溜走后，才敢继续。
我一边听母亲讲述，一边记录，晚上待母亲入睡后，便伏案疾书。我常在疾书时感慨：母亲所经历的百年故事，不就是一部微观的中国近现代史吗？作为个体的母亲是渺小的，但母亲的精神是伟大的。家族的历史是微小的，但民族的历史是宏大的。小村庄的故事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中国近现代轰轰烈烈的发展历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半年后，这部由母亲痛彻心扉并伴随大悲大喜地讲述、由我执笔的作品，终于脱稿了。它严肃认真地回忆了个人、家族的悲欢离合，回忆了国家、社会的兴衰变迁，希望它能成为一幅展示中国农村与城市百年历史的长卷。
是为序。
刘鉴
2015年秋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