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第一个选中了他。小伙子站在那里，高个子，好相貌。
“姑娘们，”我说，“他是我的了。”
这场舞是女邀男，我走过去，请他跳华尔兹。姑娘们选的是舞伴，我选的是命运……
我很想生个儿子，我们俩商量好了：生女儿，由我起名，叫她奥列奇卡；生男孩，由他起名，叫阿尔乔姆或者丹尼斯。
出生的是奥列奇卡。
“还要个儿子吗？”
“要。等奥列奇卡稍微长大一点再说。”
我本来还可以为他生个儿子的。
“柳多奇卡，别害怕，别把奶水吓回去……”当时我正用自己的奶喂婴儿，“我要被派去阿富汗了……”
“为什么派你去？咱们的孩子还小。”
“我不去，别人也得去。党下了命令，共青团的回答是‘到’！”
他是个忠于职守的军人。他常说：“命令，从来不能讨价还价。”他们一家，尤其是他母亲，性格强势，所以他已习惯于遵命、服从。他在部队里就觉得生活轻松。
您问欢送的情景吗？男人们都在吸烟，母亲一言不发，我不住地哭：“谁需要这场战争啊？”女儿在摇篮里睡觉。
我在街上遇见一个呆傻的女人，疯疯癫癫的。她常常出现在我们这个兵营驻地，有时在集市上，有时在商店里。人们传说，她年轻时被人强奸了，从那以后，她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认识了。她在我身边停下来。
“等着他们把你男人装在锌皮箱子里运回来吧。”她咯咯地笑一阵后，跑了。
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但我晓得一定有事会发生。
我等他回来，像西蒙诺夫诗中写的：“你等着我吧，我会回来。”……那时，我一天可以给他写上三四封信，都寄出去。我觉得我是用自己对他的思念，用自己对他的爱在保护他。他回信说：“在战场上，每个人都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在执行命令，各有各的命运。你不必伤心，等着吧！”
每次我去看望他的双亲时，谁都不提阿富汗，他的爸妈也只字不提。大家没有商量过，可是都害怕这个词……
我给女儿穿好衣服，准备送她去幼儿园。我吻了吻她，刚一开门，发现几个军人站在门口，有一个人还提着我丈夫的皮箱。皮箱不大，是褐色的，当时是我往这个箱子里装的东西。我们家出事了……如果我让他们进屋，他们就会把可怕的消息带进这个家……如果我不让他们进屋，一切都会保持原来的样子……他们拉门，想进屋，我拉门，不放他们进来……
“负了伤？”当时我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他仅仅是挂了彩。
第一个走进屋来的是军事委员：“柳德米拉·约瑟夫娜，我们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通知您，您的丈夫……”
我没有流泪，大叫起来。我看见了他的朋友，就向他奔去。
“托利克，你说我就信……你怎么不吱声？”
他把护送灵柩的准尉领到我面前：“请你告诉她……”
那个人浑身在抖，也不开口。
有几位妇女走过来，吻我。
“镇静下来吧！请把你们亲属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们。”
我坐下来，一口气把自己已经忘记的所有地址和电话号码都说了出来，有几十个地址和电话号码。后来他们根据笔记本核对了一下，一个也没错。
我的住宅很小，只有一间屋子，他们把灵柩停放在部队的俱乐部里了。我一次又一次搂着棺材，放声大叫：“为什么呀？我们对谁做过伤天害理的事？”
我清醒过来后，盯着这口棺材……“等着他们把你男人装在锌皮箱子里运回来吧。”……我又大叫：“我不相信这里装的是我丈夫，请你们向我证实这里是他，这儿连个小窗口也没有。你们带回来的是什么？你们把谁给我送来了？”
他们把他的朋友叫来。
“托利克，”我说，“请你发誓，保证这里边是我丈夫。”
“我以自己女儿的名义发誓，里边是你丈夫……他是当场死的，一点儿痛苦也没有……我没法再跟你说别的了。”
丈夫的话灵验了：“如果非得死，就不要经受痛苦。”
可是我们活在人间，我们在经受痛苦……
墙上挂着他的大照片。
“把爸爸给我摘下来……”女儿恳求道，“我要跟爸爸一起玩……”
她用玩具把照片围起来，跟他说话。
晚上，我安抚她睡觉。
“他们开枪打在爸爸什么地方了？为什么他们偏偏选中了爸爸？”
我把她领到幼儿园。傍晚接她回家时，她大吵大闹：“爸爸不来接我，我绝不离开幼儿园。我爸爸在哪儿？”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她解释。我自己也才二十一岁呀……
今年夏天，我把她送到农村我母亲那里去了。她在农村也许会把爸爸忘掉……我已经无力天天哭泣了……我一见到夫妻两人带着孩子在一起走，我的心就在吼叫……你哪怕能再站起来待一分钟呢，看看你女儿长成什么样了！……这场不可理喻的战争对你来说已经结束了，对我来说却没有结束……对咱们的女儿来说，这会是最长的一场战争……我们走了以后，她还得活下去……咱们的孩子是最不幸的人，他们要为一切负责啊……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我这是在对谁大喊大叫啊？……
——一位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