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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理想一点时间:精选集》杨照:曲曲折折转出的和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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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个相对和善的社会,相对于大陆而言。半个多世纪里,在社会组构上,两岸走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大陆是个内在同构型很高的社会,却在政治上不断强调、凸显差异与对立;台湾实质上是个杂错多样的社会,人群间有着深刻的隔阂,却无论如何要求表面上的一致。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台湾一片混乱与恐慌。此前四年前,日本人刚刚结束在台湾长达五十年的殖民统治,给台湾留下了高度日本化的风貌。日治时期,台湾就已经充满了内在紧张。有一部分人真心诚意觉得自己是日本的一部分,日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连本地话都不会讲。另外有一部分人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家族制度以及婚丧仪式上,有很多日本文化渗透不到的地方。还有一部分人,虽然受日式教育,讲日语读日文,但他们自觉地不满于殖民统治,因而怀抱着对于祖国的热切期待,在战争中暗自倾向于希望中国能够战胜日本。

1945年战争结束,两年后却随即出现了因“接收”冲突酿成的“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军队大举登台,先是屠杀了许多无辜群众,之后又进行有意识的“清乡运动”,逮捕大批本地精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原本的“祖国派”目睹“祖国”凶残的面貌,大感幻灭失望;原本亲日的民众,也就被刺激得更加怀念日本统治时期,进而美化了日本殖民主义的五十年记忆。

1949年,国民党带领了超过一百万的军民,逃到台湾。那是国民党的最后基地,退无可退之处了。一百多万来自不同省份的人,一下子要融入六百万人口的台湾社会,谈何容易!

国民党采取的策略,是不顾事实,建构一个“中国主权”的神话,要求所有人活在这个神话情境里,不准质疑、不准异议。神话的第一部分,是主张国民党仍然拥有全中国的主权,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统治;神话的第二部分,主张国民党所在的台湾,是中国的正统,相对于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大陆,自己是最纯粹的中国。

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建构了绵密得近乎荒谬的情治系统,严密监管任何不接受、不相信台湾是中国正统的言论。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大力推行“国语”,并积极从教育体制上想办法消弭社会上的差异,要求小孩遗忘掉自己的家庭父兄抱持的日本时代或大陆时代记忆,转而统一在一套固定的“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标准答案下。

1960年代,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如火如荼展开。蒋介石立刻在台湾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对抗,更加强化台湾和中国传统的联结,并且要进一步以中国传统压抑、甚至取消台湾本土及受到日本影响的基层文化。当年徐复观先生就曾经敏锐地评论:这是20世纪对中国开的一个悲凉的大玩笑。一边拥有根深蒂固、沦肌浃髓的中国文化,却致力于取消中国文化;另一边原本是非常晚才开发的边陲,没有太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又受过日本人长达五十年的统治,却要拼命强调保存、发扬、“复兴”中华文化!

其实内中还有比徐复观先生所见更矛盾的地方——这个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其政权却必须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下,才有办法维持。美国愿意保护台湾,是基于和苏联冷战对峙的考虑,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来防堵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因而,以“复兴中华文化”为中心国策的同时,美国文化的力量不断涌入台湾,并且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湾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原本封闭的国民党权力结构,开始承受一次又一次,而且层级愈来愈高的选举冲击。

20世纪80年代,民主运动潮流高涨,对于国民党的批判也就愈来愈露骨了。批判的焦点之一,正是“大中国神话”。在很多方面,“大中国”是个明显的谎言。国际社会上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愈来愈少,直接拒绝了国民党可以代表全中国的主张。对内,台湾本土生活也有许多现象明明就不符合“大中国”说法的。于是在“大中国”的对立面,升起了“本土派”,强烈要求回归现实,尊重现实。

对国民党的另一个批判焦点,是其“锁国”的做法。严格控制人民出入境的自由,离开台湾成为一种由政府掌握的特权,不让大家看到外面世界的真相,听到不受筛选改造的信息。

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后,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前一种批判,引发了大型的群众街头示威,被压抑的几十年的各种权利,都化身成为一个个示威活动,对国民党抗议。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街头示威,而且群众和宪警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后一种批判,则终于逼出了开放观光旅游和开放大陆探亲的政策。台湾人像长期被关在笼中的鸟儿般,争先恐后利用开放机会,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空气。

在那段时间,没有人会觉得台湾是个和善的社会。台湾充满了喧嚣与愤怒,内部族群分化严重,“本省人”与“外省人”互相用最难听的语言互骂,“中国人”和“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势不两立。政府夹在中间首鼠两端,一下子要坚持中国立场,一下子又要走本土路线,摇摇摆摆、自我矛盾。这种分裂的局面,造成了2000年陈水扁的崛起,延续为八年民进党执政的局面。陈水扁在分裂中获利。八年中他也就习惯性地反复操弄分裂状况,视之为他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资本。

长达八年的对立和骚动,让台湾人累了、厌了,也穷尽了所有社会分化情绪与言词的可能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一个原因。

陈水扁不是顺利光荣下台,而是在贪渎弊案缠身的情况下,卸任不久就锒铛入狱。他的权威一夕瓦解,连带地也就使得他那种冲突性的政治风格,在台湾快速破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二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关键的原因,是民主制度确立,社会上有了基本的言论自由,集体性的不满有了日常宣泄的管道,不再会有过去那种郁结累积的困境。每年大大小小的选举,也就在释放不同层级大大小小的不满。十几年下来,该冲撞的、该訾骂的,都发泄得差不多了,社会气氛自然会跟着和谐了。再加上这十几年,又是台湾对外开放,高比例的台湾人纷纷去到世界各地旅行、游览,看到感受到了别人的社会气氛,当然就会回头比较自己所在的环境得失。打开眼界的一种影响,是羡慕别人好的地方。去到日本搭过永远准点的火车,走在总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当然会羡慕。去到欧洲感受街头咖啡馆的轻松闲散,进到博物馆亲近文明结晶,当然会羡慕。带着羡慕心情回来,就会希望自己的社会也变好一点。不只如此,打开眼界还有另一种影响,是在比较中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好。回来之后,会格外注意强调该珍惜的美好部分,以这别人别地没有的美好,作为自己的标记。这是使得台湾社会变和善的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我们也不能轻忽,国民党长期宣传的神话,产生的效果。虽然国民党提出的那个社会图像,不符合现实,也因为其中的和现实间的落差,引发后来强烈的反弹,让国民党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否认,三四十年的执政中,国民党被自己所创造的神话拘束了,在政策上不得不尽量促进社会和谐,也必须尽量对台湾民众一视同仁对待。

民间长期存在着隐藏的歧视对立,可是在表面上并没有依照身份区隔的差别性政策,所有人理论上在法律与政策之前,一律平等。几十年执行下来,台湾的新生代之间的融合,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效,只是年长者没有那么容易放下记忆芥蒂,彼此接受。

而且国民党也小心翼翼地掌控着所得分配的差距。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并没有因而失控飞增。一直到蒋经国在世的最后一年,台湾人均年收入突破八千美元,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只比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多4.48倍而已。此外,国民党,特别是蒋经国格外厌恶夸富的风格,会不断以政策宣传来提倡简朴,更以政治影响力压制、惩罚夸富行为。再加上重视教育,鼓励透过追求教育成就来提升家庭地位与收入,开放了贫富上下流动的渠道,大大降低了因为所得分配不均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

国民党神话中的另一个环节——强调中国文化传统,长远看仍然是有和谐和善效果的。关于人与人彼此对待的种种美德,被统纳在“中国文化”之下,不只保存下来,而且还经过反复教育宣说,进入台湾社会的价值体系里。活在人群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矩,不能只是自私自利,不能只是功利算计,这样的基本原则,普遍进入台湾民众的心中,是他们日常行为不言而喻的准绳。

和善、亲切、体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甚至不是有意识的追求得来的;是在台湾历史中,经过诸多曲折才变化产生的。重点是,现在有愈来愈多的台湾民众,自觉感到和善、亲切、体贴的难能可贵,也就自觉地努力维系这样的正面社会价值。如此一来,误打误撞得来的社会资产,应该就不会误打误撞消失了,而会强化、深化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作者博客:http://blog.ifeng.com/5348086.html

(杨照,台湾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政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