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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3.1 白鹤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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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长江,比1234年前那个仲冬的长江高两英寸。这中间的年份见证了其它的变化——五个皇朝的过去;蒙古人来了又去,满洲人,英国人,日本人;长城的修建与文革的破坏;大跃进与改革开放;三峡大坝从一个未成型的梦想成为中国最大的基建项目——但尽管有这些变迁,今天长江的水位只是刚刚比763年高出两英寸。两英寸,在1234年间。

这便是白鹤梁所讲述的故事,它是大约七十米长的一条状沙岩石,坐落在涪陵的港口,有如一座临时的岛屿。每年,石梁最多能从长江泥泞的表面下浮出水面五个月时间,在冬天的旱季,而若该年异乎寻常潮湿的话,它根本不会亮相。而当它真的冒出来时,石梁乃是会说话的——它身上刻有二十二幅画,超过三十万个字。长江的四千英里长度中,其它没一个地方可比这里,人类留下如此鲜活的记录,记载了长江的生命。

没人确知石梁何时被用作记录,但几乎所有的雕刻都提到了一对石头鲤鱼,它们被刻在长江波动的水线位置。每条鱼都有接近两英尺长,一条尾随一条游动,朝向西方,它们的小腹连成一条线,显示出了当初雕刻它们时的低水位。在前面那条鲤鱼的嘴中,一朵莲花开放。这些鱼乃是在唐朝什么时候雕上的,在763年之前,在那一年,有了第一段铭文提到了它们的出现。今天这个下午,长江的水位仅比鲤鱼线略高。

鲤鱼起初的目的乃是功用,而非艺术性的。对江上的船只来说,冬天乃是最危险的,当危岩和浅滩因低水位而暴露出来时。经过涪陵的船长可以观察白鹤梁,将水位和双子鱼相比较,从而预测出前方江面的情况。鲤鱼游动的位置不变,而江水总在波动;当地人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而这成为了长江每年的固定模式。

在许多年里,其他的朝代在石梁上留下了他们自己的刻录,绝大多数都提及了唐朝鲤鱼的回归。在双鱼的上方一点,一段北宋的刻文欢迎它们的出现,在971年:“河水退却。石鱼可见。来年丰收。”十英尺上方,时间突然跃进了三个半世纪,来到了1333年,元朝的官员注意到了唐代鲤鱼的归来:“在涪陵石鱼的出现预示着大丰收,保障来年的官职。”

大多数的镌刻都跟随了这种仪式——看见鲤鱼的年份,跟着是丰收的预测,所有这些都以皇帝的名义刻下。这仪式的核心乃是此信仰,即唐朝鱼儿的出现和丰收相关,最终白鹤梁从水文探测工具,转为了自然世界神秘活力循环的甲骨文。而穿过这些无尽循环的,乃是人类历史的一条直线,当一个皇帝的代表接着另一个皇帝的代表留下了他们的镌文。

石梁不过是每年几十个的记录之一,以皇帝的名义留下的。他乃是天子,自然界不可言说的力量的代表,而这些力量的展现——一次地震,一场洪水,一次饥荒——征兆出天意在反对这位统治者和他的王朝。这皇帝内心震恐,为那些他所不能掌控的,不能理解的。是以他转向这些仪式,而涪陵的政府官员惯常地以他们的统治者名义在石梁上篆刻,尽管那岁月侵蚀的旧有段落验证了湮没的王朝和被遗忘的帝王。而每当春天到来,水位升起淹没了那些篆刻的文字,就是给出了明证,证明有些力量是帝王只能旁观而无法阻挠的,而他那荣耀的头衔,就和这些铭文一样,无非字句而已。

元朝的情形就是这样。1333年的铭文中,乐观提及了丰收的预测,而皇朝已在衰败当中,从世界所知的最大帝国位置下滑——忽必烈帝国,马可波罗访问过的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但到了1333年,马可波罗早已离去,忽必烈也死了,元朝的力量在凋零。他们的官员在石头上勇敢地篆刻着,但皇朝的寿命只余三十五年,直到时间的流水将其永远淹没。

在白鹤梁的南端,停着三艘舢板船。船只乃是木制,由竹子和编织的芦苇做出拱形的顶棚。每个船顶的最高处也不超过三英尺,减低了风的拉拽,避免了一些复杂的结构,这些小船是没有龙骨的。船只轻而窄,舷缘很低,从吃水线到甲板几乎没有距离,而它们在江水的急流中容易操控。它们的设计自从人们在石梁上雕刻以来没有多大的变化。

四个女人坐在船首聊天。她们全都穿着简单的蓝色夹克,而她们的服装,和船只一样,都是脏脏的。这些是住在舢板船上的江中人家;每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靠打渔为生,但冬天的鱼儿慵懒少动,这些船家就把时间花在石梁上。他们依赖于游客,用小船把客人来往摆渡于石梁和岸边。

今天是个假日,有超过五十个游客在砂岩上下游逛,读着那些铭文。偶尔他们会问些问题,石梁上有八个工作者,他们是被涪陵文化文物局派来的。其中两个人有考古方面的正规教育知识,其他的人员只是普通的工人,卖卖小吃,看管船只,给旅客跟梁上最大的那条鲤鱼合影,收取两块钱。

一阵寒风沿着河谷走廊吹来,工人们在小吃桌边挤作一团,颤抖着,喝些热茶。他们密切关注着长江,每天测量水位。毫无疑问他们做梦也想江水上涨,因为当江水漫过镌刻的铭文时,他们就可以回到城里的政府办公室了。对他们来说,这些石头鲤鱼的出现,只不过意味着在寒日里被放逐去长江上。

在某个程度上,这也是恰当的,因为许多铭文的作者,都是为了种种冒犯而被放逐到涪陵的官员。这种地方算是个不错的惩罚——一个孤单的江城,远离帝国的中央,在这里,通讯中断,文明溜走。一个铭文错误地以某位已经去世的皇帝名义所作。关于他过世的消息还没来得及传到长江这里,当地官员不晓得他们已在一个新的统治者之下了。

虽然涪陵有时代表着政治生涯的结束,石梁却证明了一些别的追求可在此繁荣,发展。诗歌和书法乃是孤独流放中的传统消遣,而许多当地官员留下的铭文都是美的杰作。朝着西端的位置,四个大字风格独特:“大江永年”。这刻文的具体日期不可知了;它乃是在国民党的年代的某个时候,在1930或40年代,而其书法中独特的笔划属于狂草风格。最后那个年字,一条长直的线拖下,仿佛一把指向江水的匕首。

也许石梁最著名的书法乃是唐鲤鱼上方不到二十英尺处的四个大字。这些字一个个攀上,其风格乃是行书。在铭文之间,青苔冒出,“中流砥柱”。

作者叫谢斌,是涪陵地区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而他的技艺替他赢得了“圣手”之名。他在1881年刻上了这些字,那是在清朝,这风雅的镌刻唤起了记忆,在一个世纪前,当这里的柱子稳稳拿住时,中国却陷入了无穷的麻烦当中。鸦片战争打了,输了;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下去了,然而代价高昂。欧洲的强权控制了中国海岸的所有港口。政府用于海军现代化的钱被移作为慈禧造新的宫殿。十三年后,日本入侵了朝鲜,把朝鲜半岛和满洲南部都夺了去。但白鹤梁还是如常浮出水面,而涪陵圣手留下了他优美的笔迹。

一艘俄国造的水翼船经过了石头的背面,朝重庆而去。船身带动了水位上移,浸没了石梁的低处。游客们赶紧往高处躲避,笑着,而白色的浪花击打着铭文和鲤鱼。然后浪花消失了,铭文再度清晰在目,而大江如常的,永远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