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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10 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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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26日中午12时50分

是纪念日前一天传来的消息。是一封发给外国记者的加密邮件:

10月26日,广场上将有一场大规模的集会。其中一个高潮将出现在下午一时左右。在国旗和纪念碑之间的地方。这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聚会……在我们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再出现如此盛大的聚会了。祝您一天愉快!

一个身在北京的Falun功拥护者发出了这个消息。他是个电脑专家,知道如何掩饰自己所写的电子消息的轨迹,他总是很小心地对信息加密。然而,在网吧监控之下,他注定将要在两年内被捉获,然后遣往劳改营。不过从电子邮件的口气里,你不会想到这个“集会”可能涉及的内容,也不会想到邮件的作者正处于危险之中(“祝您一天愉快!”)。他所用到的“聚会”这个词则格外让人感到困扰。一整年来,抗议活动不断升级;一个个日子就如同是某种残酷的牺牲仪式,不断累积着。4月25日的抗议活动后接着就是5月11日,那是Falun功创始人李洪志的生日。 5月13日随后(Falun功组织成立的周年纪念)。然后是7月22日(设立第一条反对Falun功法律的周年纪念)。10月1日则标志着人民共和国走入51周年。

每个周年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都有人举行抗议活动,参加者们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外国记者们溜到旅行团的人群里,从来不做笔记;通常我们只是闲站着,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观察并用脑子记住发生的事。摄影记者就要更有谋略了。我们通讯社的摄影记者开始在脖子上挂两台相机,有时候他挂三到四台,那些照相机总在他脖子底下摇晃着;同时他手里还拿着一个小小的数码相机,从臀部后面拍照。他被警察拘留是无可避免的事情,而且警察会成功夺去他那些显而易见的相机的胶卷,在此之前,那部数码相机就藏在他的口袋里了。不管怎样,相关照片总会登载在第二天早晨的报纸上。

抗议者也变得更老练了。他们仍然遵循其基本原则:如果警察讯问他们问题,他们总是会如实告知他们的信仰。不过,他们会想方设法到达天安门广场,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有时他们戴着廉价的棒球帽,那是中国国内旅行团游客常戴的帽子;他们也常常会买一些小小的中国国旗,就像为祖国自豪的外省人初次来到首都时所做的一样。不过,他们无法隐藏的一个事实是:他们缺钱。看起来他们都是普通的平民:很多人在国有工厂或共产党时期的单位里工作了一辈子。退休的人常常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吃了苦头:原来的工厂要不就破产,要不就易手了,他们得到的退休金金额很低,或者干脆就没有。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改革开放是一个艰难时期,他们中的好些人在Falun功中获得了安慰,这不足为奇。在天安门广场上,你常常可以通过衣着辨认出这些人:廉价的衣服,廉价的鞋子,廉价的棉袄。很少会看到一个穿着体面地抗议者。绝大多数的抗议者都是女性。

他们的抗议活动策划得更精心了。偶尔,策划中包括了确定的时间——每个人都在同一时刻行动。他们把手臂举过头顶,有时会展开他们的横幅,横幅上写着Falun功的三个基本信条:真、善、忍。他们把传单仍向空中。从5月开始,他们开始撒菊花的花瓣,因为黄色是幸运的颜色。随后,警察会把花瓣全部清除干净,似乎那是一种邪恶的东西。

警察则没什么改进。 他们还是例行公事:便衣们仍然粗暴对待抗议者,下手残忍而又毫无意义。有时看起来就是一种纯粹的暴力展示而已。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例行公事一次又一次上演,你就开始意识到,这些便衣只是一些愚昧无知的人。就像那些抗议者一样,他们来自一个外观可以辨识的阶层;这些人是既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工作的中国青年男子。他们的长辈可能在改革开放时期感到了思想上的虚空,而他们却只是一群纯粹的失败者。他们错过了新经济形势下的各种机会。

每当抗议活动涉及到了确切的时间——比如说,1点开始;那么一切就会像一场吓人的运动一样,在比赛准备阶段已经宣告结束。记者们富有策略地混在外国旅游团的游客之中。便衣警察搜寻着衣着穷酸的老太太,试图找出抗议者。不过那些女人常常能把便衣警察辨识出来,并千方百计地避开他们。这逐渐成了一场慢动作的追逐活动:一个平头男人走向一群中年妇女,女人们四处散开。对于一个观察者来说,这是北京城里最为令人沮丧的景象之一:便衣大肆追捕中被剥夺财产的中国人;一群过气者和一群虐待者,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男子搜寻着没有安全保障的中老年妇女。你知道自己该站在谁的一边,但你也知道没有人会在这场追逐中胜出。

12点30分,所有人都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上。警察:鬼鬼祟祟的,闲站的,不断徘徊的。信徒:假的游客,手里抓着中国国旗,避开便衣。记者:假的游客,双手插在口袋里。我已经劳累不堪了:我的这一天早晨,是从当局动手强拆赵老先生四合院的事情开始的。有那么一些在北京的日子,一天过起来就如同一周那么漫长;今天大概也是如此。

大多数参加集会的人都在北面的广场上等待着。这一大片石板地被分割了两回:第一个分割物是革命烈士纪念碑;第二个是毛主席纪念堂,那是座矮矮的花岗石建筑,外观丑陋,里面存放的是毛主席的尸体。纪念堂的两侧都停满了车辆。我飞快地数了数:14辆货车,11辆巴士。天安门上很是热闹,到处都是真正的游客,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

有人抢先行动了。差10分1点,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一群假扮的游客忽然举起了横幅,并大声喊道:“Falun功是好的!”警察开始奔跑起来;一辆货车隆隆地驶离毛主席纪念堂。在革命烈士纪念碑旁边,另外一群抗议者如法炮制,也举起了他们的横幅。在国旗前面,有人往空中一把把地扔着传单;另外两辆车加速开过广场。更多的横幅,更多的传单;更多的巴士和货车。我刚好站在广场的东边,那儿有个信徒拼命把白色的传单扔到纪念碑上。直觉驱使,我弯下腰,飞快地抓住一张传单,一把塞到口袋里:

神不会原谅蛮不讲理的行为

还我们信徒同胞

还我们Falun大法的清白

我站起身来,广场上已经变了个样子。到处都在行动:一张张传单四处飞散,一条条横幅铺展开来,人们奔跑着、叫喊着。站着不动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一步步走过脚下的石板地;下意识地、毫无目的地。我瞥见一个男人的脸上流了很多血,一个女人被踢打,像胎儿般蜷成一团。另一个男人被按倒在纪念碑上。一个老太太被推到巴士里。最后,在所有的纪念和抗议行动过后,一个受过教育、会说英语的便衣警察,特地被指派过来与外国人打交道。公关。

“请你离开。”他用地道的英语发音对我说:“这些人违反了法律。”

就在我们旁边,一个抱着小孩的女人忽然打开了一条横幅。那个小孩大概两岁左右。那条横幅是黄色的,上面写着红色的字,它只出现了一刹那,我还没看清上面写着什么:XXXXXXX。一个便衣警察打了这女人。第二个警察一把夺过了横幅。第三个抢走了那个孩子。女人倒下了,孩子尖叫起来。一个警察——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又有什么不同呢?都使劲踢着她。那个受过教育的警察又发话了,用英语:“请你离开。”

1点时一切结束了。警察成功地把游客和记者都赶到了天安门的外围,天安门广场上一片死寂;估计有300个人被逮捕。然而,你很难数清楚数目——你的手要插在口袋里。

最后出现的车辆是清洁车。这些车往转动刷子上喷着水,把传单和血迹都清理干净。一个英文品牌的名字用蓝色字体印在钢制的车身上:中国天津扫地王专用汽车有限公司(China Tianjin Sweeper Automobile Compnay,Ltd.)。这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天空高远而蔚蓝,举目不见一片云彩。这是中国颁布“打击邪教法”的第一个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