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我做全职作家以后第一个住下来的地方。在我过去的人生岁月中，我的角色不是老师就是学生；而之前在中国的时候，我两者都是。从1996年到1998年，我以美国和平队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一个叫涪陵的小城做英文讲师，同时我在那儿学习中文。
在涪陵师范学院，我的学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民家庭，师范学院把他们培养成英语老师，然后他们就去边远的中学任教。在上一代人中国人那儿，英语这个科目还是禁区：在文革的种种政治运动中，接触任何一门外语都是危险的事情。然而，在如今的中国，英语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是必修的科目，年轻的一代人对英语学习有着出乎寻常的热情。我第一年在中国教英语时，有时会怀疑，这门语言对学生究竟有没有实际的用处。在涪陵，一共只有两个外国人居民，我是其中之一；而我的绝大部分学生，等待他们的命运是去更为边远的地方教书。尽管如此，他们学习非常刻苦，尽一切办法搜寻所能获得的英语资料。晚上的时候，他们拿着短波收音机在校园里漫步，收听英国国家广播电台（BBC）或者美国之音（VOA）。
D.J.说：“彼得是我班上最笨的学生”
在我搬到北京之后，我常常感到自己迷失在新生活中：五月里一片混乱的游行、自由职业所要处理的琐碎事情、华尔街日报的那些放档案的柜子。然而，当我以前的学生打电话或写信给我的时候，所有这些不快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春天里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了吉米（Jimmy）的电话，他如今在长江边上的一条村子里教书。吉米的声音听起来激动不已；他交了个女朋友，他也很喜欢他的新工作。我问他教多少个学生。
“94个。”他说。
“多少个班？”
“1个。”
“你一个班有94个学生？”
“是啊，”他说：“教室里挤着呢。”
和吉米聊天过后，我试着去想象他工作的情形：在长江流域的边远村落教94个中学生英文。在我的办公室里，这看起来是件多么抽象的事——我对着的只是那些贴了标签的档案：
学生
风格
超级大国（新威胁）
迷信
茶
（译者注：作者此时在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担任助理记者和剪报员，里面存放的档案按照首字母顺序贴了标签，以上五个词分别是Student, Style, Superpower, Superstition, Tea）
另一天，我接到了D.J.的电话。D.J.和我从前的许多学生一样，自己取的英文名字，没人搞得清他们取名的原因；现在他正在四川最穷困的地方教书。他一个月的工资不到40美金。D.J.的一个同班同学告诉我说，当D.J.收到他人生里的第一张工资单时，他兴奋得立即去买了个新的足球，然后自个儿踢了一整个下午。
“我为我的学生取了英文名字。”D.J.在电话里说。“大部分的英文名都来自我涪陵的同班同学。但我想告诉你，我为其中一个学生取名叫亚当（Adam），另一个叫彼得（Peter）。”（译者注：作者本名为Peter Hessler）
亚当·迈耶（Adam Meier）是美国和平队的另外一名讲师，1996年时他和我一起去的涪陵。
我被D.J.感动了，就对他说，我很感谢他。当他再度开腔时，我可以听到他语带笑意。“那个叫彼得的学生，”他说：“可能是全班最笨的一个。”
弗里曼的相亲历程
像多数来自农村的中国人一样，我以前的学生都打算很早就结婚。那年秋天，我收到了不少学生来信，信里描述了他们的求婚过程。弗里曼（Freeman）寄给我的信是用电脑打印的，这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可是件稀奇的事。弗里曼在一本美国杂志上看到演员摩根·弗里曼的照片，从此决定用他的名字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在弗里曼的其中一封信里，他告诉我他是如何通过做媒的亲戚去找到一个老婆的：
从涪陵师范学院毕业以来，我的父母和亲戚全都急着给我找女朋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介绍女孩给我，但这一个个女孩从我旁边走过，全都没有成为我的老婆。从他们的介绍中，我大概已经认识了3打的女孩。有些女孩胖得跟猪一样；有些女孩瘦得要死，跟旗杆和鱼竿没什么两样；有些也是很漂亮的，但当她们看了我一眼，就马上走开，只留下一句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当然，我家里人为给我介绍这些女朋友，银子和财物可都是哗哗往外流。
现在我终于找到一个女朋友了，2000年后她就会成为我的老婆。她并不好看，脸上还有许多麻子；不过我爱她，因为她比我更有钱，或者我更爱她的钱……
我现在教的是初二年级的英语。我觉得在这儿教书是件困难的事。这儿很穷，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我还有很多东西想告诉你，但我不能写下来。这封信是用我女朋友的电脑写的。我会再写一封给你。
你的：弗里曼
农民的儿子：威廉·杰佛逊·福斯特
过去，绝少中国人会离开家乡，而且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都是农民。然而，这种情况在1978年后发生了改变，当时邓小平决定开始进行自由市场的改革。最终，这个政策广为人知，它的名字叫“改革开放”。在80年代，资本主义形式的变化开始在中国沿海地区崭露头角，
大片的工厂区崛起，为新兴的国外贸易服务。中国内地涌来了大批的移民，他们在建筑业或装配线上工作。到90年代，平均11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正在迁移中的。
离开家乡需要的是胆量和魄力。比起留在农村的人来说，迁移者一般更有能力。通常，农村里学习最出色的学生完成学业后，就会来到沿海城市。对于我的学生而言，做出离开的决定尤其艰难，因为他们如果是留在家乡，政府已经给他们提供了一份稳定的教职。每一年春天，教室里都充斥着兴奋的谈话，说着往南方或是往东部去的话题，那儿的收入较高，但迁移过去的人就没有了传统单位的保障。我的许多学生都说过这个话题，但很少有人真的去做。最后选择离开家乡的学生有些共同之处：他们的学业非常优秀；他们的性格开朗活泼；他们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们的观点与众不同——他们的作文常常脱颖而出。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William Jefferson Foster）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学生。起初，他的英文名叫威利（Willy）；但在他毕业的那年春天，他忽然把英文名改作“威廉·福斯特”。我还没适应在他的作文上看到这样的签名，“杰佛逊”又加了上去。在作业中，他常常把签名连在一起写，3个巨大的名字龙飞凤舞地占据了第1页上方整片的空白。对于改英文名的事情，他从来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但他曾经提过他崇拜威廉·杰佛逊·克林顿，因为这个美国总统和他威利一样，来自一个大国的穷困地区。1998年，大学毕业的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去东部寻找他的机遇，对此我毫不感到意外。那一年他23岁。
威利可以算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当然他的英语口语是全班说得最棒的。我其他的学生跟我打电话时，都宁愿用中文；只有威利坚持要用英文——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掌握这门语言。然而，我不能说他的人生道路是最非同寻常的；只是他的故事我了解得最多。毕竟，他只是中国1亿迁移者的其中一个。
邓小平与广安镇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于1975年8月18日出生在双龙镇10号村第3生产队。那儿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什么重要的大事。10号村没有出过名人，也没有什么古建筑或是刻了字的碑。那儿最古老的建筑是横跨蜗牛河的胜利桥。这座石桥是在40年代建造的，刚建好不久就被洪水冲垮了，后来整修了一半，桥身的宽度刚好能容一人通过。桥上并没有打过什么胜利的仗，然而“胜利”是新中国一个很流行的地名。为简单起见，共产党人用数字为当地的农村和管理单位重新命名。10号村的人口数量少于1千。
50英里以外，在四川东北部，横越那些低低的绿色山麓和太阳下闪着光芒的稻田，是一个叫“广安镇”的地方，邓小平在那儿出生和长大。1975年，广安镇只是中国其中一个偏僻的农村；而邓小平也只是其中一个曾经大有前途的政治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了两次政治清洗。1977年，邓小平恢复了原有的政治地位后，他迅速爬升，很快成为这个国家最强有力的领导人；然而他从来没有回过故乡广安。他大概是想避免像毛主席时期那样发扬个人崇拜，毛泽东的故乡已然是人们心中的圣地。从某种程度而言，邓小平让他的故乡、这四川的一个角落停留在贫穷而被人遗忘的状态，以保护这个国家。
双龙镇比广安镇要穷，而10号村还是双龙镇里面较穷的地方。这儿没有正式记载的历史。大部分的居民，就像威利的双亲一样，是不识字的。当地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些被人们记住了，有些就留在过去，不被言说。威利的父亲生于1941年，他告诉他的儿子们，他人生中最难熬的一段岁月是大跃进时期。那一场政治运动从1958年持续到1961年，当时毛泽东疯狂推进更大规模的工业生产。这场运动的结果是引起大灾荒，有几百万的中国农民死去。那时候，威利父亲的好些亲戚以及儿时玩伴都饿死了，但是现在的威利父亲拒绝谈到当时的情形。他觉得，那些不堪回首的细节，应该被逐渐遗忘。
他把儿子取名为：李毛，李泽，李东
威利父亲愿意记得大跃进过后的那些日子，例如“文化大革命”。与大跃进不同，受文化大革命影响的主要是城市和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这也是如今文革这段历史比大跃进更广为人知的原因之一。虽然文革的政治斗争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非常激烈，但当运动波及到农村时，往往减弱了很多。政治通常就是这样：一场运动就像一串从远方传来的编码，这里一点儿那里一小段，村民们抓住了其中一些碎片，又忽略了另外的一些。在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有一个姓李的10号村村民陆续生了三个儿子，他骄傲地把三个儿子依次命名为李毛、李泽、李东。每当他在田里干活，叫他三个儿子来帮忙时，他就会大喊：“毛，泽，东，马上到这儿来！”他宣称，这是他表达自己热爱毛主席的方式。尽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农民们从村里的宣传大喇叭中听到“阶级斗争”这个词儿，并开始进行模仿时，他就变成了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在10号村，农民们绑了他的手腕，把他吊起来，斥责他乱用主席的名字，并且强迫他在公共厕所里喝尿。
在文革中，威利的父母都很穷，也没有文化，难以变成攻击的目标。实际上，对这对夫妇来说，那段日子还是挺幸运的——威利的母亲生下了三个健康的男孩。戴建民是最大的一个，他出生在1971年，戴和平两年后出生。1975年，他们的母亲生下了第三个儿子。他们给这个婴儿取名叫“小红”，因为他身形很小，肤色又发红。红色在中国象征着吉祥；确实，这个小婴儿出生的第一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威利还不到10个月的时候，毛主席逝世了。
“你下次和毛主席会面是啥时候？”
当毛主席的死讯公布时，威利的父亲正在双龙镇另一头的一个化肥厂里帮忙盖房子。那儿一共有三个工人，当大喇叭里传出这个消息时，他们全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听完了广播，没有一个工人说出一句话。许多年来，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个口号：“毛主席万岁！”如今，他的死讯听起来是让人难以置信。
那一晚他们没有回家。在工地上搭的简陋木棚里，三个工人一起躺在一张宽大而粗糙不平的板床上，过了一晚。威利的父亲没有睡着；他知道这一次不是以往那些不断来来去去的政治运动，这一次非比寻常。未来会发生什么，他无法预期；然而他敢确定，一切都即将改变。
那晚大部分时间，他都在悄悄的流泪。后来他才知道，另外两个工人也和他一样，整晚都没有睡着，静静躺着流泪。
10号村的毛主席追悼仪式在当地学校的操场上举行，那操场灰尘满天，拥挤不堪。整整7天，没有一个人工作；他们都在赶做悼念用的白色纸花圈，并且在一幅逝去领袖的画报面前不断磕头。追悼仪式的的头1天，有个叫刘玉清的女人在10号村的群众中脱颖而出，因为她的哭声最响。第2天，村民们开始觉得这个女人有些不对劲。到了那一年年末，这女人总是在稻田里漫无目的地奔跑，到处跟人说她是毛主席的秘密情人。她声称，她与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起，设计了村里的胜利桥。她常常说到一半就匆匆打住，告诉别人她要赶紧去参加很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威利小的时候，刘玉清总是在蜗牛河附近偷偷出没，在河里洗她那缠绕成团的头发，唱着关于毛主席的歌曲，还把那些歌的歌词改掉，换成自己编的一些充满性暗示的歌词。她用直白的当地方言“睡瞌睡”描述那件事：我“睡瞌睡”毛主席。威利和其他的玩伴们听到了就会大笑，并朝她喊：“你下次和毛主席会面是啥时候？你要再睡瞌睡他吗？”当刘玉清的儿子们长大后，要去农田干活时就把母亲锁在屋子里。
农民工的诗歌
关于“一切都将改变”的预测，威利的父亲是对的。虽然他不识字——他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很聪明，当经济改革逐渐渗透到村子里来的时候，他反应很快。80年代末，他在双龙镇组织了一帮人，开始做私人的建筑工作。到了改革开放第五个年头，威利一家在第3生产队中成了较为富裕的人家。
还有其他的迹象显示他们的世界正走向开放。1980年，威利的叔叔成了村里第一个离开家乡出去工作的人。他去了甘肃省，在很远的西部，在那儿的劳工市场呆了好几个月。不久，其他的村民开始离开，但他们大部分走的是跟威利的叔叔相反的路线，他们去东部。另一个最早一批的迁移者是威利的邻居，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在村里是最有文化的。因为他有小学五年级的学历，他在黑龙江省的一家造鞋厂找到了工作。后来他回到了村子里，告诉别人他在外头那段时间发生的故事，还写成了诗歌。威利小时候很崇拜这个男人，还很喜欢听他念自己的诗歌。
100多个人聚在威利家看电视
当地的第一台电视机出现在第4生产队。每天晚上，威利都和他的哥哥们一起，走半个小时的路，来到第4生产队。电视机的主人盖了一栋两层的楼房，晚上，他就把电视机放在二楼的露台上，以便让下面所有的人看到。有一天晚上，威利和他的哥哥们一直仰头看着那个楼台上的电视机，看了四个多小时，完全被它所迷住了。看完以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觉得脖子又酸又痛。就是那时，威利的父亲决定要采取行动。
威利印象最深的童年往事，其中一件就发生在1982年的那一天，他家成了第3生产队最早拥有电视机的一户。很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我非常骄傲，非常开心。大家把电视机搬进家里，但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开的。所有人都试了一遍，但就是没有图像出来；这过程可能有5到6个小时。那天有100多个人聚集在我家里，绝大多数人都呆在最大的那个房间里。那间房和大厅没什么两样，人们一行行排队坐着。后来终于把电视打开了，能看到的只有一个频道：四川电视台。香港电视剧在那时很流行，我们总是看一个关于霍元甲的电视剧，霍元甲是个历史人物。他是清朝的一个功夫大师，并与很多擅长日本功夫的日本人决斗。那些日本人来到中国，向霍元甲挑战，霍元甲一个个击败了他们。这是清朝末年的事情了。我现在还记得电视的主题曲：
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哪个愿臣虏自认？……历来强盗要侵入，最终必送命。”
（译者注：此歌词为粤语。威利在他的英文写作里写到了上面这一段话，并把歌词译为英文）
电视剧《霍元甲》结束后，接着放映的是一个墨西哥的肥皂剧；对于第3生产队的村民来说，这个电视剧也非常好看。这个墨西哥肥皂剧中文叫做《诽谤》，剧情发展飞速，里面的人物纷纷卷入了婚外情。按照惯例，那些情妇都是心肠恶毒、阴险狡猾的，而那些妻子就那么的纯洁无知，让看的人都为她揪心。在威利的家里，村民们经常一边看一边大声嚷嚷着他们的意见，而这些意见总是惊人的一致——对妻子的同情，对情妇的轻蔑。《诽谤》第一次给第3生产队的人们介绍了外国人的私生活。
四川经常会下雨。当天下起雨，那些威利家里坐不下的电视观众就会站到外头，隔着窗户看，手里撑着雨伞。威利家那台电视的屏幕是14英寸。不久，电视可以收看到另一个频道：
“人们大声地叫着：‘换台！’我就说：‘不换，你们得听我的！’我就像个老板一样，可傲慢了。由我决定大家看哪一个频道。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看电视剧，忽然听不见对话了。电视机没有声音了。有些人觉得很失望，离开了我们家。我走到电视机前，把它关掉。还在看的人们大叫：‘你不要这样！’但当我再次把电视机打开时，又有声音了。不久，这种情况再度发生。我如法炮制。有时候，只关掉一次是不管用的，我必须不停地把电视机开关20次，30次。我们都快把电视弄坏了。有时候电视图像不清晰，我就去举着天线。很多人轮流去举天线，以便让大家看上电视。”
威利眼中的学校：哥哥和板凳
威利小的时候，他天天看着两个哥哥去上学。一大早，戴建民和戴和平沿着土路往南走，两个人一起抬着一张板凳。威利看着他们走出去，消失了好几个小时，然后又带着那张板凳回来。在威利看来，这就是学校：一个和哥哥及板凳有关的仪式。
村里的学校搭的是土墙，老师们是当地简单培训过的农民，他们的职业仍然是种地为主。如果讲课的老师今天田里有活要干，学生们就自由活动；而农忙时节，学校干脆关闭。威利的两个哥哥上完五年级都没有再念书了，他们都成了农民和劳工。
当威利十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开始赶不上改革开放的浪潮。新的经济变幻莫测，一个机遇敲门的时间非常短暂：有时候，一件产品或一种技能过了一两年就没什么价值了。在1980年代初期，本地人的智慧和勤奋足够胜任小规模的建筑工作，那也是威利的父亲发迹的时间。然而过了不久，竞争越来越多，为项目出价投标则需要精明的头脑和计算。有时威利的父亲组织了一项历时很久的建筑工作，最后自己却亏本了。他经常提醒威利没有读书的坏处：威利说：“我父亲说了，没有读过书就出去干活，真是太亏了。他说这样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会欺骗你。如果你不学习，你就只能做苦力。”
威利的两次“奇迹”
这个男人决定，在对待小儿子的教育问题上，他要花更多的心思。他交了更多的学费，把威利送到镇上的小学去，那所学校声誉要好一些。不过，威利读书生涯转折点是纯粹的“奇迹”——至少多年以后威利回忆起来，他觉得那是个奇迹：
“当我读小学时，四年级以前我都不是个好学生。我觉得要学的那些科目都很难。但我想后来是发生了奇迹——到我读五年级时，我的数学忽然变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变成这样。老师在黑板上写了许多数学问题，叫我们以最快速度计算出来，而我总是第一个完成的人。后来在中学入学考试中，我在70个学生中考了第二名。”
很快，威利的父母就不再让他帮忙去田里干活。他们家的田地大概是四分之一英亩。他的哥哥们都抱怨父母的这个决定，但威利的父亲觉得这个小儿子会有更大的出息。威利经常帮助父亲的建筑生意做些计算的工作，然而到中学时，这个男孩发现他对数学不再感兴趣了。幸运的是，另外一道光照进了他的学习生涯：
“到六年级时，老师发给我们英文课本。另外一个奇迹就此发生。开始我的英语学得非常非常糟糕。我们的老师来自农村，他自己也刚刚高中毕业，并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他的名字叫‘谭兴国’，‘振兴祖国’的意思。我听不懂他说的话，英语考试常常不及格。我从来没得过60分。然而到了那个学期快结束时，我开始自学。我偷了些粉笔，在我家的门上写单词。我想象那扇门就是黑板。我把单词写下来，然后朗读。我喜欢这样：我自己做老师，我自己做学生。对于我来说，那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
那个学期结束的时候，发下来英语期末考的试卷；我十分吃惊地发现，上面的问题对我来说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那次考试我得了80分。从那时候起，我对自己学英语有了信心。”
1995年春天，威利的中学生涯到了尽头。他参加了高考，考上了涪陵师范学院的英语系。他和另外两个男孩是第3生产队里头回出现的大学生。
威利说：“你的早泄怎样了？”
威利是我班上那个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桌面上总是有本摊开的字典。在我的考试中，他总是能得到高分；如果我上课时叫到他的名字，他能很快地答出问题。然而他不是那种积极举手要回答问题的学生。对他来说，课上得太慢了；如果我在上课时走到教室的最后一排，他会飞快地移开一沓纸，以免我看到他正用那本字典学些什么。他个头很小，但很壮实，皮肤黝黑。他戴着眼镜。他穿着整洁，然而他的着装往往如是：褪色的衬衫，大衣的袖子上还贴着商标——这些衣服都是便宜货。像我的很多学生一样，他的外表可以用一个中文字形容：“土”。“土”是“粗俗、俗气”的意思。他看起来像个农民，他也具有农民那种粗鲁的幽默感。有一次，刚上完课，其他学生都走出去了，威利悄悄地流到我旁边，用仔细研究过的英文发音对我说：“你的早泄怎么样啦？”（How is your premature ejaculation?）
他总是尝试说一些新的短语，通常都是下流话。语言把他给迷住了。他喜欢“土人”（yahoo）这个词，他是在《格列佛游记》里看到这个词的。从亚当。迈耶的西班牙语课上学到“唐托”（Tonto）后，他就经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当我有一节课讲到英文吸收的外来词时，他听得如痴如醉，然后他的字典里就多了个经常使用的词：“苦力”（coolie）。他也喜欢“所谓”（so-called）这个短语所含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意味：中国那“所谓的爱国主义”，学院那“所谓的早操”。他对四川当地的方音更是有着特别的兴趣。我在涪陵的最后一年里，威利和班上的几个学生一起，教了我许多“土话”——“土话”在中文里是“当地俚语”的意思。在四川，你要侮辱一个人的话，可以叫他“瓜儿子”或是“龟儿子”。当地人“锤子”的发音和“阴茎”的发音相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当“牙刷”被当做形容词使用时，就是一个贬低人的词：“你这个人真牙刷！”在篮球比赛中，如果运动员没有投中，或是表现不佳，四川球迷就会高喊：“阳痿，阳痿，阳痿”。当我与威利班上的同学一起打篮球时，他常常会假装很热心地走过来说：“我知道你有严重的阳痿问题。”
威利爱上了南希
但威利表现出来的这种粗鲁很大程度只是虚张声势，至少他在现实生活中不是那样的人。他在师范学院第二年的时候，开始关注另一个叫南希的英文系女生。南希是个很小巧的女孩子，有一双黑亮的眼睛，长相清秀。南希很害羞，如果有男生在课外和她搭讪，她就整个人吓呆了，什么也不会说。威利一直犹疑不定，他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才鼓起勇气，用中文给南希写了一封信，信里赞美了她的美丽、文静和品德。在信里，他请求南希给他一些单独相处的时间。
师范学院由一些保守的干部领导，他们批评学生谈恋爱是分散学习注意力的举动。谈恋爱的那些年轻的学生，有可能会被学校记过，这个处分会记在他们个人的政治档案里，以后会发给他们的雇主。南希没有给威利回信，但第二个周末，她静静地跟随着威利，在校园里逛了一圈：
“后来我们去了电影院。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一直保持沉默。这真是尴尬，我觉得尴尬极了。我现在不记得电影演的是什么了。好像是个美国大片。电影结束后我把她送回宿舍。这种状况持续了好几周。她话很少。
有一天晚上，我们去了运动场。我们只是坐在台阶上，天很黑。我们在那儿开始交谈，我们说了很多话，很开心。忽然，门卫过来了，他问我们为什么在那里。他记下了我们的姓名。南希很害怕，她说她命该如此。从那以后，她就变得非常忧伤。我试着再约她出去，但她拒绝了我。好像有一两个月的样子。”
和威利不同，南希是个悲观的人。她的悲观继承自她的父亲。她的父亲是四川北部的一个农民，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中，他总是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南希的父亲梦想着赚大钱，总是做出层出不穷的计划，想搭上经济改革的顺风车。1990年代中期，四川的养猪产业兴旺起来，全省各处纷纷建起了猪饲料厂。有一个广安旁边的小镇——就是邓小平故乡的那个广安，那小镇以猪饲料出名，南希的父亲决定他要成为村里第一个使用新品牌猪饲料的人。他坐了7个多小时的车，专门去那儿买回了猪饲料。随后的几周里，他的20头小猪一只一只地全死了。他很可能被人骗了，买了冒牌货。在中国新的经济环境里，所有东西都有冒牌货；有冒牌的手机，冒牌的皮尔卡丹胸罩，甚至还有冒牌的猪饲料。做冒牌猪饲料最普遍的方法是：在真正的饲料中混入猪无法消化的油菜籽壳。
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合理解释；然而在偏远的农村，人们并不这么认为。奇迹保佑了威利；命运诅咒了南希的父亲。有一年，南希的父亲买了辆摩托车运货，然而他把摩托车撞毁了。然后他尝试养兔子，但兔子得了瘟疫，全都死掉了。到处碰壁。
档案调动：威利的第一次贿赂
到威利他们毕业那一年，威利终于让南希摆脱了对那条“禁止约会规定”的恐惧。但毕业的到来却成了他们更大的威胁。如果他们接受政府安排的教职，他们就要回到各自的家乡去教书，彼此分隔几百英里。
那一年春天，浙江省一个私立学校的校长来到涪陵招收新老师。这是每年的规矩：招聘人员总是在4月出现在这儿，希望能利用沿海地区和内地收入的差距招工。像涪陵这样的地方，他们开出的工资可以吸引到当地最优秀的人才，而要在东部招人，工资是几倍都不止。
人们管那个来招聘的校长叫“王先生”。他穿着一件传统的中山装，上面有两排铜纽扣，还有硬短领；外国人有时候把这称为“毛装”（Mao Suit）。王先生告诉学生们说，他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近几年他在浙江省玉环岛上创办了“百才高中”。根据王先生的说法，玉环岛上经济发达，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到岛上，在当地的工厂和贸易公司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对于新来的老师，王先生承诺会提供免费的住处，每个月给800元工资——大概相当于100美金。如果威利和南希在他们各自的家乡教书，工资还不到这的一半。不过，如果他们要走，就要得到涪陵师范英语系的党干部的同意，同意这对年轻情侣的档案迁出。
威利和南希提交了申请。从政治角度而言，他们的申请没有什么说服力：两人都没有入党，他们也不是党干部特别宠爱的学生。他们都因为谈恋爱和其他违反规律的行为受过批评。当毕业临近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们档案的消息。
最后，威利采取了行动。他并没有征询任何人的意见，好几年后，他说当时他只是听从自己的“第六感”。有一天晚上，他带着南希，来到了英语系党书记的家里。那个党书记不是很友善的人，威利对他也从来没有好感；但那天晚上书记笑着请这对年轻人进门。他说，听上去玉环是个好地方，经济发达。但浙江省很远，转移档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威利解释道，全世界的一切如今对他都不重要，他只想到东部去。他拿出一个信封，把他放在身前的一个茶几上，说道：“请帮我一个忙。”
“我会试试，”党书记说，然后他把这对年轻人送出了家门。没人提到那个信封半个字。
还有另外一个干部，是负责处理毕业生工作分配的。威利和南希也去他家拜访了，做了同样的事。两个信封各放了500元；加起来相当于威利父亲半年的总收入。这是威利人生里第一次贿赂官员。
毕业前不久，学院通知威利和南希，他们的档案被送往东部。
彼得·海斯勒
华尔街日报
建国门外外交楼7263号
1999年12月3日
亲爱的彼得，
今天收到你的信，我感到格外的高兴。我认为，你这个从太平洋那边过来的外国“牙刷”，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消息。你收到我信的时候，可能正跟一个中国“贱货”在睡觉吧。不管怎样，请你读读这封信，它可以当做“伟哥”使用……
这学校的工作并不是很好。我觉得筋疲力尽，实际上我们在学校是被当“苦力”使用。我们还饱受歧视。这儿有个老贱货负责发工资，一看就知道她是那种没有性欲的女人，一脸刻薄相，她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除了钱以外。半年过去了。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点。无论如何，我庆幸我来了浙江省。毕竟，这儿有更多的机会。我仍然极度狂热地学习英语，我对自己有信心，有一天，我会成为大人物，而不再是个“牙刷”。同时，我在这儿教书非常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和亚当是我教学的偶像……
彼得，我希望你有机会到玉环来看我。我那些“土人”学生想见你想得发狂。
另外，我有好些问题要问你。
1.“KTV”代表什么？
2.什么英语词汇可以描述去另一个城市谋生的人（特别是从四川出来的农民）？
3.“DVD”和“VCD”的完整拼法是什么？
4.你想做一个美籍华人吗？
5.你想要有几个老婆？
6.你仍然阳痿吗？（你的小鸟还直不起来吗）？
你的：威利
王先生的《世界名人选》
威利和南希来到玉环时，他们发觉王先生对这个岛的描述并不怎么符合事实。首先，这儿属于相对落后的地方；乌河上30英里以外的温州，才是这个地区的新兴都市。其次，威利和南希的工作出现了问题。实际上，那份“高工资”的工作并不存在。王先生为双方之间的误解而道歉，他给威利和南希提供的教职只有当初承诺工资的一半。他所说的免费住宿也没有实现。威利和南希只好去租了间房，那儿条件很差，威利提到它时称它为“我那所谓的房子”。
王先生每天穿着他的中山装，纽扣一直扣到领子底下。他大概六十五岁左右，一头花白短发，一张油亮的红脸；他是个跛子，且跛得很厉害。他自己透露，他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时把腿弄伤的。他的太太穿着老式的服装和解放鞋，总是死死抓住一个丝绸钱袋，那个钱袋已经被她的手弄得黑乎乎油腻腻的。这个女人负责管理学校的财务；每当她付工资给威利和南希时，她总要扣掉一些莫名其妙的费用和罚款。她是威利见过的最讨厌的贱货。
百才高中也并不存在，至少从校址来说是如此。学校办学地点每年都不同。王先生会弄一些短期租约，租的地方要不就在还没有完工的楼房里，要不就在以前公立学校废弃的建筑物里。大部分的学生来自边远的海岛；因为他们没有通过公立高中的入学考试，父母在绝望中把私立学校当作了救命稻草，把他们送了过来。在中国，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只有9年，高中不在其中。
王先生的生意王国变化无常，但种类可是五花八门：王先生的其中一个儿子在附近做的生意，是为当地警察局养猎犬。王先生的办公室就像学校的其他部分一样，是还未完工的，里面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些书。最大部头的一册书的书名叫“世界名人”，介绍各个领域的成功人士。王先生把这册书摆放在书桌上最显要的位置，有访客来到办公室时，他就叫人随便翻阅。当威利翻看那本书的时候，整本书里他唯一认识的人就是王先生。关于王先生的介绍里，详细地描写了他对中国的热爱，以及他作为一名党员，如何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那本书还介绍说，王先生常常用自己的钱资助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学生。
不到两个月，南希就辞职了，回到了四川。她在自己的村里找了一份教职。而她的一个邻居，带着乡下人特有的耐性和坚定，开始对她展开追求。
第一年工作，威廉·杰佛逊·福斯特瘦了一圈。他想念南希，对百才高中的憎恨则与日俱增。这个学校主要招的都是外地老师，他们的工资只是当地老师的三分之一，因为王先生知道外地人要在这儿找一份新工作很不容易。同时，很多学生意识到这学校是个骗局时，就会退学；每当有学生退学，威利的工资就要扣掉一点。威利基本存不下钱来。
美国之音不能在美国境内广播
每天夜幕降临之时，威利就用他的短波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以作消遣。这个电台原本是美国政府二战时创建的；首次广播是在1942年的德国，当时珍珠港轰炸刚发生不久。从那时起，这个电台不断扩展，如今用55种语言进行广播。根据电台的性质，它致力于提供可靠而权威的新闻消息；它自称是“美国的”，而这个“美国”只是一般化的概念，没有任何政治的意味。不过，事实上听这个电台的美国人少得可怜。美国法律严禁“美国之音”在国内广播，担心任何政府资助的新闻消息来源都可能变成政治宣传。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式悖论：成立一个电台，提供一种声音，然后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众而不让他们收听。
然而在美国境外，每周收听这个电台的人数据统计有九千万。在中国，“美国之音”总是非常流行，在1989年民主游行的时候，电台方面声称有六千万中国人每周收听“美国之音”。十年以后，中国的大城市通常都能上网，也能看有线电视，但在像玉环这样的小地方，“美国之音”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源。它用普通话、粤语和藏语进行广播。
“美国之音”也提供英语节目，其中有一种节目的语言是所谓的“特别英语”（Special English）。在电台网站上，可以看到对“特别英语”最贴切的描述，而这描述本身就是“特别英语”：
“特别英语”有三点独特之处。它的词汇量只有1500个。这些词大多数是描述物体、动作和感情的。其他的词更难一些。它们用来报道世界大事以及介绍医药和科技的新发展。“特别英语”的书面形式是短小简单的句子。每个句子只传达一个信息。“特别英语”中不使用英文习语。它在口头表达中语速较慢，大概比标准英语的语速慢三分之一。
“特别英语”是冷战时期的产物。1950年代末期，当苏维埃政府频繁阻断“美国之音”的广播，广播员决定采取一种更为简单的语言形式，在电流干扰中这种语言形式更容易被听众接收。他们发明这种语言时，并没有打算把它作为教学工具；但它很快就被运用在教学中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通过这种特别语言的广播来学习英语。
“特别英语”：语言中的麦当劳快餐
在涪陵，我的学生们以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来收听这种广播节目，模仿广播员说话的语音节奏。很快，亚当和我也学会了这种说话方式，因为只有我们说“特别英语”时，别人才能听明白我们的话。我俩是那座城市里唯一两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在涪陵呆了几个月后，我俩的日常对话已经全都是使用“特别英语”了，但自己是浑然不觉。我第一年在那儿，有个纽约的朋友来探访我，他怀疑我和亚当开始忘记怎么说母语了。他总是提醒我们，拜托说话时别用对待小孩子的口气。
有时我会想，“特别英语”是不是相当于语言里的麦当劳——一种慢节奏的快餐语言。不过，我自己也正在学中文，不久我就意识到，我正逐渐建立一套自己的“特别中文”。对于学习一门新的语言，这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方法：首先，你要有一套基本的句子结构和简单词汇，就像画家开始画一幅肖像画时，要做基本的构图；随着时间推移，你学会了一些更复杂的词汇和短语，并把它们整合到你已有的知识结构中。感觉就像是生活在一个粗略地勾了轮廓的世界里，而新的具体细节一天天地出现。
在玉环，威利几乎每天晚上都收听“特别英语”的广播。他有一个划了横隔线的笔记本，当他收听用“特别英语”播出的各种节目时，就把一些单词和短语简略地记在本子上。那些单词和短语都没有分类，全部混杂在一起：
大部分美国人周六早上很晚起床
特别英语
美国之音
华盛顿
总统停止科索沃
总统可能会飞往布尔格莱德
取决于这次会议
通常，被记录的话题都是新闻。偶尔，里面会掺杂一些来自美国文化、政治和历史节目的内容：
一楼：国会图书馆
火炉旁边：乔治·华盛顿
132间房20间卧室
34间浴室
私人=远离公众
总统及其家人的房间禁止参观，但他们没有把这些房间当做自己的，这些房间不属于他们
白宫属于美国人民
“美国之音”的电台节目中，威利最喜欢的一个叫做“美国习语”，里面介绍的短语按照“特别英语”的标准，其含义过于隐晦或是过于复杂。在威利的本子里，他列了个这些短语的单子：
改过自新
先见之明
嗤之以鼻
坐立不安
（译者注：威利记下来的以上四个短语依次是turn over a new leaf、see beyond one's nose、turn up one's nose at、on spin and needles；最后一个应该是威利的笔误，正确写法是on pins and needles）
不幸的是，“美国习语”这个节目不介绍下流话，但威利找到一些别的资料来源。他找到了一本中文出版的字典，名叫“美国俗语”；但他最宝贵的一部字典是从杭州的一家旧书店买来的，名字是“英文委婉语字典”。那本字典收纳的词汇几乎全是关于性和色情的，还有绘图。有一次，我去看威利，把那本书随便翻开了一页，第一个跳入我眼帘的单词是：
女性施虐狂（Dominatrix）：名词。1.一个女性独裁者。2.一个女性虐待狂。3.女性，在性虐待行为中作为施虐的那一方。
威利把南希“骗”上去东部的火车
1999年的中国农历新年，威廉·杰佛逊·福斯特踏上了回家的漫漫旅途。在10号村，他大多数的小学同学如今也都迁移出去了；男的通常在城市工地里做工，而女的就在餐馆或工厂里干活。按威利的受教育程度，他应该比这些同龄人要混得好一些，但他这一年赚的钱还差点不够回家的路费。在四川省的另一边，南希的生活也并不容易。在那所村里的学校，她一个月的工资是25美金。追求她的那个农民如今是赤裸裸地表达爱意了。
南希关于命运的看法在她回到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她可以预期到留在村里的命运是什么：一份毫无前途的工作，一段了无趣味的婚姻。在春节的假期里，她穿过整个四川来看威利。南希的父母强迫她保证了假期结束后就回到村里，这样她才得以成行。南希的父母认为，对这一两个人没有结婚的年轻人来说，呆在浙江省生活太不稳定了。
但南希与威利重聚之后，威利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就把南希劝上了往东部去的火车。他向南希保证，他们不会留在玉环很久；在百才高中教完这个学期就走。威利知道在浙江省还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一星期以后，南希的父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们把电话打到威利那“所谓的房子”里，大声责骂他；如果南希接了电话，他们就边哭边问南希，到他们老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过了一阵子，他们还招来了好些亲戚，让他们打电话去恫吓这对情侣。南希的表姐是其中最固执的一个——这女人有超过一周的时间，每天都打一通电话给他们。每一次，她都对着威利愤怒地高声尖叫，然后又忽然冷静下来。“你要负责的，”她说：“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负责。”
1999年4月18日
亲爱的彼得，
你现在怎样了？
我希望你在北京不会感到孤单。一些中国小姐肯定能让你火热起来。但你最好小心一点，有些中国女孩会吹得你一会儿热一会儿冷。
这些天来一直在下雨，而我的心情就跟天气一样……事实上，我对学校里的一切都感到了一点儿无趣和厌烦。很长一段时间了，我都没心思上课。我一站在教室的讲台上，就希望下课铃赶快响起。所有的学生都是土人。他们有一些极为野蛮，又没有教养。很多学生想要退学，有一些我没办法阻止……很多土人察觉到学校很糟糕，肯定有更多的学生会逃离这所学校……
我最有兴致的事情，是可以通过“美国之音”和一本叫“美国俗语”的字典学英文。我希望很快可以把那些俗语运用自如。我害怕这儿的一切会摧毁我的坚强意志，我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方式排解……
玉环是个很小的地方。换句话说，它有点与外面的精彩世界隔绝了。我担心继续留在这里，我的英语能力会退步。你知道，我对英语非常狂热，它就是我生命中较美好的那一半……
顺便问问，你报社的电话是64911166-56599吗？我要在前面加区号010吗？你对北约对南斯拉夫的军事行动有什么看法？
保重！
你的：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打印）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手写签名）
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事件
在“五一”劳动节的开始，威利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在扉页上小心翼翼地写上了名称：听力日记
威廉·杰佛逊·福斯特
配偶：南希·德鲁
1999年5月1日
南希英文名的姓氏是在涪陵毕业那一年取的，亚当·迈耶给她出的主意。实际上，这对情侣并没有结婚，他们甚至还没有正式计划要结婚。要在以前的中国，他们这种情况算是一桩丑闻：一对没结婚的年轻人住在一起。有时，他们会遇上麻烦。有一次，他们去一家温州的宾馆时，那儿拒绝为他们提供房间，因为他们拿不出结婚证。不过这种问题算是很少会遇到了。而且，百才高中也根本没人会就此小题大做。外地人在这儿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当地人根本不想理会他们。
那个春天，威利继续每晚学英语，写着他的“美国之音日记”：
北约峰会
（1）把希望人民去送死的Milosovic称为希特勒
（2）日本
西藏问题 新疆问题
反对对内政问题的干涉
西藏就像科索沃
研究表示同性恋并不是由基因所引起
比尔·克林顿 科罗拉州 丹佛
在北约轰炸事件过后，威利的日记条目变得更为混乱了：
1999年5月8日
我们没有其他的企图
军事基地
表达深深的歉意
战争罪犯
向中国驻科索沃大使馆发射的导弹袭击使中美关系严重恶化
1999年5月9日
据说贝尔格莱德把武器运到中国大使馆
中国给予贝尔格莱德-情报
联盟
人类社会
完成任务——合作
中央情报局
“打倒美国！”“打倒北约！”
威利悄悄离开玉环
那个星期威利不断地给我打电话。他担心我在北京的安危。在事件逐渐冷却下来后，我们仍然定期通电话。有一回，他提到说有可能来北京找工作，我告诉他如果他来的话我会尽最大能力帮助他。
但是他决定去温州再试试运气。他在那个城市里参加了一些招聘会，但是没有人愿意聘任一个来自四川的年轻老师，文凭还是来自长江边上一所没听过的学校。有一天，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玉庆的一所私立学校招老师；玉庆是温州边上的卫星城。他去了那所学校，学校的一个女校长接见了他，然后让他试教一节课。威利总是能在这种场合表现出色：他英文说得很流利，站在教室最前面说话对他来说很轻松。在他试教以后，那个女人决定雇用他，让他9月份开始来上班。
威利对这个女校长印象很好，但上一年的经验告诉他不要轻易相信任何的承诺。不管怎样，至少那所学校是真实存在的：它就在那儿，校址每年都不变。威利觉得这就是个好的标志。
他考虑得越多，就越意识到，无论如何都不会比呆在百才高中更糟了。
那个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悄悄收拾好了行李。王先生以为新学期他们会继续在那儿教书，而威利喜欢这个主意：到最后一刻，校长才发现要找两个替补的老师。威利和南希的行李包括两个书包、一部电视、一堆旧毯子、还有一共200美元的积蓄。他们离开了玉环，连一句“再见”也没有留下。
（注：所有小标题为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