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8日
我是《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站最后一个剪报员。记者站又小又挤，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临时改造的厨房，全部职员包括有两个外国记者、一个秘书、一个司机和一个剪报员。平时司机和我共用那间厨房。我的东西包括一套剪报用的裁剪机，一把金属制尺，一张桌子，桌面上压盖着一层玻璃。每个下午，外文报纸就会把这张桌子堆得满满的。如果我在里面看到一篇有意思的关于中国的报道，我就会把报纸平摊在玻璃上，剪下那篇报道，把它放进主办公室后头那排档案柜里。每个月，《华尔街日报》付给我500美金。
记者站位于市中心的大使馆区，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英里。我在使馆区的北边租了间便宜的公寓。那地方是个大杂烩：看起来很旧的砖砌的单位住房，几条传统的胡同小巷，还有一间豪华酒店。在行人道边上的角落里，伫立着巨大的百事可乐广告牌，明亮的泛光灯正好打在上面。在中国首都的这一片区域里，生活仍然可以过得很简单。饭馆里提供的午餐不超过1美元，而我骑着单车到处去。当春天的夜晚慢慢暖和起来，一些年轻的情侣就在百事可乐广告牌的光亮下打羽毛球。
在北京的大部分外媒记者站里，剪报员已经销声匿迹；因为他们已经过时，所有东西都在电脑化中。过去，纸质档案是必不可少的；而年轻人愿意做一份剪报员的工作，是因为它让人迈进了新闻业的门槛。剪报员有时会协助记者做调查，如果发生了重大新闻事件，可能还有机会做一些现场报道。一般来说，这工作1周只需10几个小时，剩下充分的时间让人去旅游和进行自由写作。剪报员可以了解这一行的规矩，发表一些文章，最终成为一名真正的驻中国记者。我以前在这个国家呆过一段时间，主要是教英文和学中文，但我从来没有做过记者。我来到北京的时候，带着三个书包，一叠旅行账单，一张没有限定日期的圣·路易斯回程飞机票。那年我29岁。
小小的记者站让我感觉愉悦——报纸新鲜的油墨香，旧的瓦砖房里回荡着我一知半解的语言。记者和秘书说英语也说中文；司机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说话有很重的北京口音。我一边整理那些剪下来的新闻故事，把它们分类放入档案柜；一边看着它们的标题栏，想象这就是我日后要学会的那门语言。档案是按照字母表顺序，以主题分类排列的：
民主（Democracy）
民主党（Democracy Party）
游行（Demonstrations）
残疾人（Disabled）
灾难 （Disasters）
异见者（Dissidents）
复杂一些的主题会再做细分：
中美——汇兑（U.S.-China-Exchanges）
中美——关系（U.S.-China-Relations）
中美——丑闻（U.S.-China-Scandals）
中美——峰会（U.S.-China-Summit）
中美——贸易（U.S.-China-Trade）
在我开始当剪报员的头些天，我希望这些档案能为我的中文学习提供有用的训练。我经常翻开一个档案夹，拿着那些泛黄的报纸，读上几十个故事，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然而不久我就开始只看看标题；过了一段时间，即使是标题我也看烦了。为了个给我自己在工作中解解闷，我就按照字母表顺序读那些档案的标签，想象着一些情节把它们串成故事：
科学和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
秘密和间谍（Secrets and Spies）
安全（Security）
性（Sex）
P开头的一部分档案标签读起来像个悲剧，整个故事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笔调，但总共只有六个词：
政党（Party）
爱国主义（Patriotism）
政治改革（Political Reform）
人口（Population）
贫穷（Poverty）
另外一个系列故事跳跃性太大，读起来深奥难懂：
学生（Student）
风格（Style）
超级大国-新威胁（Superpower-“New Threat”）
迷信（Superstition）
茶（Tea）
有一次，我把这个序列故事指给记者站的站长看。他告诉我，迟早所有中国记者都会写一篇关于茶的报道。
1999年5月，美国的一架B2战机从密苏里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到达布尔格兰德，往那儿的中国大使馆投下了一串卫星导航的炸弹，炸死了三名中国记者。《华尔街日报》为此建立了一个新档案：中美——大使馆爆炸事件（U.S.-Embassy Bombing）。它就放在那个“中美汇兑”档案的旁边。
当炸弹袭击发生时，我刚好在南京，那是中国南面的一座城市。这是我的第一趟调查研究之旅：我计划为一家报纸写一篇游记，内容是关于这座城市的历史——南京曾在许多不同时期做过中国的首都。南京这个地方，常常经历重大事件，然后又退居二线，目睹着这些事件在其他目的地成为定局。好些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军队占领过这座城市，伟大的领袖们来来去去；最后除了座座沉默的墓碑和纪念碑，什么也没有留下。这座城市名字的本身——“南面的京城”——就是一种历史的记忆。
这个城市到处都是文物。在城外，明朝的永乐皇帝让人刻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一块碑，以此来纪念他的父亲、明朝的创始者。1421年，永乐皇帝迁都至北京，原因至今未明，他的工匠们把那块尚未完工的巨型石碑留在了南京。很可能他们是没想出什么办法来把那东西运走。
当我去参观那座石碑时，周围只有稀落的几个游客。采石场上植物蔓生，起伏不平的山上爬满了新长的枝叶和低低的灌木丛。那座被遗弃的纪念碑由三个部分组成：宽大的底座、拱形的顶部、石碑本身。这个石灰石做成的庞然大物伫立在那儿，像某个心不在焉的巨人随手把它扔在那儿，然后就走开了。纪念碑长147英尺，相当于三层楼的高度。几个世纪以来，雨水在石碑上表面留下了一道道痕迹，看起来就像小孩的写字本。除了那些雨水留下的痕迹外，石碑的表面一片空白，没有人来刻写当初计划好的悼词。参观者可以在石碑上面任意地走，也没有任何围栏。
一个叫杨君的年轻女人在售票处工作。她今年20岁，是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在这个国家里，像她这样的年轻人正潮水般地涌进城市：有超过1亿的中国人离开家乡，大部分是到东南面新兴的工厂城市去。社会学家形容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和平迁移。这就是中国的工业革命：这一代人画出了中国未来的轮廓。
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杨君在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空白石板上找到了工作。当我问起她关于石碑的事情时，她看起来很不耐烦，只是飞快地念出一堆数据：石碑宽55英尺、厚15英尺，要完成雕刻和迁徙的工作估计需要10万人；它重达两万六千吨。我问她这儿游客多不多，而她瞪着我，好像觉得我是个白痴。“游客都到中山陵去了。”她的回答听起来像是对我的控诉：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试着换一个角度。“有没有人从石碑上面掉下来？”
那女人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前年死了两个人，”她说：“有一个人是自己跳下去的，另外一个是不小心掉下去了。跳下去的那个是刚刚被女朋友甩掉。后来他还活下来了，而那个掉下去的人死了。”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那个年轻的女人不断回到死人的话题，透露着那些一模一样的细节：意外掉下去的人死了，而试图自杀的人活了下来。当我离开那儿的时候，杨君看起来心情好了很多。她告诉我，那个伤心得试图自杀的男人跳下来后破了相，一辈子都没法复原了。
在南京，我用我的笔记本收集各种东西：谈话的片段、博物馆的门票、随意的观察记录。在中山陵的顶端，一个英文标志吸引了我的视线：
整座陵墓的地图看起来就像一个警钟，代表了孙中山先生永不停歇的斗争精神，代表了他为唤醒民众和拯救中华民族、拯救中国所付出的贡献。
在推翻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运动中，孙中山是至为重要的领导者。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是清朝，其统治持续到1911年。在中山陵里，小商贩们售卖一套中国领导人的纪念章；这些中国领导人被人民共和国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三位中国领袖：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每个人的像章旁都有一条他最著名的口号，小商贩的硬纸板上整齐地排列着那三个句子：
天下为公
为人民服务
实事求是
这就是20世纪理想主义所留下的轨迹，浓缩在13个汉字里。现代的手工艺品常常是这样；他们把混乱不堪、众声喧哗的过去简单化了。在南京博物馆，我买了一张图表，上面的标签写着“中国古代史概要”。这张图表按照历史时间的顺序，画成螺旋形状。所有事物都从中心点开始，那小小的一点上标注着“元谋人”。元谋人生活在170万年前。元谋人之后，北京人出现在了时间轴上，然后图上忽然一个转弯。到夏朝的时候，时间轴刚好画完了一圈。
商朝和周朝紧随其后，完成了外面的一圈。螺旋形状的图表每转一圈就变大了一点，像是在不断加速之中。每到一段历史的终结，例如一个朝代、一段战乱时期，图表上就会出现一条标志线和一个黑色的“X”，随后由其他全新的事件取而代之。这个螺旋形图表没有分支，也没有终点。螺旋形图表转了三个大圈，才从元谋人走到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里时间轴终于打破了圆圈，伸展开来，指向图表的上方，并最终消失。
那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正在吃晚饭，忽然听到外面的街道上一阵喧闹。当我们付账的时候，游行的人们已经在外头一涌而过了。隔着一条街，仍听到他们的声音在黑夜里回荡。
一些外国人站在人行道上，看起来吓呆了——像南京这样的城市，从未听说过会有大型的街头游行示威。其中一个外国人告诉我，昨天深夜，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北约宣称此次轰炸事件是一个意外，但有些中国人在此次轰炸中丧生。这条消息刚刚才在中国国内广播。
被游行惊醒的街道空空如也——没有汽车，没有单车。我意识到要跟进这个事件，呆会儿打电话向记者站报告；我就跟着示威人群后头跑。等我跑近了一些，人们喊叫的口号就听得真切了：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我沿着街道慢慢跑过去，身边都是游行的人，肯定有几千个。他们举着标语和中国国旗，喊完了口号，他们就开始唱中国国歌。忽然人群开始奔跑起来，到了一个叫“新街口”的路口又逐渐放慢了脚步。在那个环形交叉路口正中间，伫立着孙中山的塑像。
我混进游行的人群里，想看一段时间游行，再找个人采访一下。那些年轻人瞪了我好一会儿，不过他们的注意力随后就回到了游行和喊口号上面。一个学生喊了一句，然后其他人跟着喊：
“打倒北约！”“打倒北约！”
这情形让我回想起我一年前所教过的那些中国学生——在上课之前，他们齐声地朗读课文，以便把课文熟记下来。而这些游行的人看起来也像我以前的学生：他们绝大多数是瘦得像根竹竿似的年轻人，戴着眼镜，穿着系扣的衬衫。
“前进，前进！”“前进，前进！”
我们向前走，拐了个弯，又拐了一个，我迷失了方向；夜晚的街道看起来都一样。人群又开始奔跑起来，我以为我们快到达某个目的地了。然而过了一会儿，我们又慢了下来。再拐了好几个弯以后，我终于认出了一个标志：孙中山塑像。我们又回到了新街口。
我选了走在我左边的一个学生——一张友善的脸，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冒着汗——我问他我们要去那儿。他伸出手含糊地指了指前方，然后转向了我。
“你是哪国的人？”
我告诉他我是一个美国记者。
“打倒北约！”“打倒北约！”口号声此起彼伏。
“对贝尔格莱德发生的事件，你有什么看法？”那个学生问到。
“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说：“我只是在这儿报道这个抗议活动。”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你的政府必须停止在南斯拉夫的战争，”那个学生说。“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做世界警察？”
我支支吾吾地回答，耸耸肩，表示抱歉；我没有预料到会在南京和人谈论南斯拉夫的事情。三月份的时候，北约为支持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人，开始了轰炸行动。这些穆斯林因为在科索沃地区要求更多的自治权，而受到了南斯拉夫政府的袭击。早在中国大使馆受到炸弹袭击之前，中国国内的媒体——它们全部由政府掌控——就坚决地反对北约的行动，为南斯拉夫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辩护，称他是“美国霸权”的受害者。中国看起来像是主要在担心科索沃问题有可能对台湾、西藏、新疆的独立运动造成影响。
当我们一路前进时，学生们走到我身边来，一个接着一个。开始的时候，他们很有礼貌——毫无例外的，他们都告诉我这次游行不是针对个人的，他们不会因为我是美国人就怪罪我。通常他们会好奇地看我的反应，不过他们主要是想向我表达他们的想法。他们知道这次袭击是有预谋的；一共扔了三枚炸弹；这些炸弹来自3个不同的方向。我不知道他们的消息从何而来，不过所有人都这么说。3枚炸弹，3个不同的方向。这不可能是意外。美国的科技是全世界最先进的，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
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他叫吴明，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在读生。他的名字可能是假的；很多学生都拒绝告诉我姓名，而吴明是中国媒体上一个常见的笔名（它的读音听起来就是“无名”的）。然而这个学生看起来最为真诚，他问我，他是否能把他的感受写下来。我很高兴地把我的笔和纸递给他；因为一路在喊叫和行进中记录，我已经开始头晕眼花了。
这是春天里一个温暖的晚上，天气还未变得炎热，但路边的树已经长满了叶子，新生的枝叶伸展出来，形成一片绿荫。南京还有古城墙，我路过时匆匆地看了它两眼。夜晚的古城墙隐隐地呈现出深黑色，顶天而立。到处都是人，聚集在人行道上。警察站在路口，看着那些示威者——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节奏。坚定的喊口号：一声叫喊，一声鼓响，众人的齐声喊叫；一声叫喊，一声鼓响，众人的齐声喊叫。我们向前走，然后忽然跑起来，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每次大家的脚步加快，吴明就放下了手里的笔。有一次，出现了一条新的口号：
“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
我不太确定我听到的对不对，于是我问吴明，人们在叫什么。“不吃肯德基。”他说。我们在一家肯德基的连锁店前放慢了脚步——中文的“Kentucky”是音译，就是“肯德基”；然后人群又往前涌去。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了南京大学的大门，然后是麦当劳那金色的拱形标志。
“不吃麦当劳！”“不吃麦当劳！”
后来我才知道，中国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游行示威——这是自文革以来最激烈的反美游行。在北京，共青团组织了好几队的大学生，用公共汽车把他们送进大使馆区。学生们就在美国和英国大使馆的所属区域游行。国家电视台新闻播放了北京游行的镜头，全国的学生们很快就组织了起来。在四川的省会成都，游行抗议的人放火烧了美国总领事的家。他们用铁的自行车座，猛力地击打领事馆的防弹门，试图把它砸破。在北京，学生们往美国和英国领事馆投掷石头、砖块和墨水瓶。这种肆意毁坏公共实施的行为蔓延到其他的一些大使馆，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很显然，由于是阿尔巴尼亚这支少数民族的困境才激起了北约的行动，学生们为此感到愤怒。
然而南京早已不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了，这个城市没有任何的外国大使馆或外国领事馆。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游行队伍仍然在市中心兜着圈，寻找着目标。有时我们向前走，有时我们在麦当劳的金色拱形标志前停下，大声喊口号。当吴明把我的笔记本还给我时，我把它们放到口袋里；当重复的事情一再发生，就没什么必要记录下来了。拐一个弯，一阵猛跑，再拐一个弯：孙中山塑像。另一个学生靠近我说话：美国科技、三枚炸弹、三个不同方向。打倒美国，打倒北约。三个不同方向，三枚炸弹。不吃肯德基，不吃肯德基。我们向前走，我们奔跑。还是孙中山塑像。
另一群游行的人在南京大学旁边的麦当劳连锁店门口，向安静地坐在长凳上的罗纳德·麦当劳发起了攻击。第二天早上，我和那间麦当劳的一名员工谈话，她告诉我说那群人用木棍和竹竿把麦当劳叔叔砸烂了。中文直接把罗纳德·麦当劳叫做“麦当劳叔叔”。跟我谈话的员工看起来很紧张，她说今晚他们就会暂停营业，以避免有更多的暴力事件发生。外头，一片明黄色的玻璃纤维还粘在凳子上，那是麦当劳叔叔屁股剩下的一部分。
“打倒美帝国主义！”
几天之后，我让《华尔街日报》的中文助理帮我看看吴明草草写在我笔记本里的评论。可是她无法辨认出一句完整的话。
游行的第二天开始，已经没有必要再问人们任何问题了。如果我站在路边，人们就会走上来，对话通常都是这样的开头：“你来自哪个国家？”通常，人们会对我进行长篇大论的说教，直到我终于耸耸肩走开。对我来说，头天晚上的兴奋感已经逐渐消失了；追踪寻找信息和让信息追赶着你，这可是两码事。我想告诉人们，我只是一个剪报员——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记者，我也无法发表中国人对我说的那些生气的话语。
一夜之间，餐馆和商店门口纷纷挂起了红色的国旗；一整天，学生的示威队伍都穿行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电视直播一直在滚动播出：在贝尔格莱德被炸毁的大使馆，三名丧生的中国记者的照片。国家的媒体形容此次袭击是蓄意的，是“美国领导的北约”所做出的军事行动。北约和美国都发表了声明，宣称此次爆炸事件是一场意外，但这些声明都没有在中国国内的新闻里报道。如今还不清楚中国政府会如何应对这次袭击事件。
那天下午，我试着继续为我的那篇关于历史的文章做些研究，希望能分散一下自己的注意力，放松一下心情。我去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是为了纪念1937至1938年扫荡了整座城市的屠杀事件而建立的。那年冬天，入侵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南京，强迫国民党政府丢下首都，逃往内陆。攻城取胜之后，日本士兵洗劫了整座城市，杀害、强奸平民百姓。
60年过去了，历史学家仍然为当时的真相而争论不休，而死亡的数字则成了敏感的话题。中国的学者声称死了30万人，但很多国外的历史学家认为这个数据有所夸大。在日本，一些右翼组织彻底地否认了曾经发生过大屠杀的事情，而即使是相对来说中立一些的日本历史书，也宁愿称这次事件为一次“意外”。对中国人来说，它仍然是一个关于过去的最深的伤口；中国人讨厌由外来者告诉他们，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纪念馆有以中文、英文和日文写成标语：
不要忘记历史
过去是未来的指引
有许多巨大的标志牌，上面没有一个字，只写着：
300,000
在纪念馆的主厅里，玻璃柜中陈列着遇难者的骨骸。展厅的另一部分陈列着黑白照片，这里展示了士兵如何极有天分地记录下他最恶劣的时刻。很多日本的军人愚蠢到照下他们恶行的照片，然后把底片送到上海的照相馆冲洗。中国的技术人员把翻晒的照片拿给外国的记者，这是外界最早得知南京大屠杀的确凿证据之一。
我慢慢穿过那个静悄悄的、挂满了照片的展馆。在展厅的一个角落，我发现自己正在凝视的三张系列照片，是一个中国男人被砍头的过程：一个跪着的身影；一把举起的砍刀；一颗头颅在灰尘中滚动，像一个毛茸茸的球。然后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在南京做更多这样的研究了。
我走出展馆，外头是空阔的院子，我坐了下来。我想离开南京了。这时候游览一个陌生的城市，显然不太明智；而写一篇游记是我此刻最不愿意做的事。但是我也害怕坐夜班火车回北京去——不可避免的，那样的旅途将充斥着一通通愤怒的对话。我独自坐在长长的石凳上，试着让自己鼓起勇气，然后走出纪念馆，回到城里去。
在庭院中间，有一群鸽子在太阳底下摇摇摆摆地走着。这些鸽子也属于纪念馆，有一个馆员专门负责饲养它们。这男人竖了个临时的标志牌，一块木板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几个大字：
请勿捕捉和惊吓鸽子，请勿大声喧哗。
我走过去，读招牌上的字。鸽子的看护人和我攀谈起来。他的名字叫做龚邦兴，今年60岁；他从当地的一家玻璃厂退休后，就干起了这个饲养鸽子的工作。他一个月赚8块多美金。他喜欢说话，而他唯一想说的话题就是鸽子。听到别人说鸟的事情，我还从没有这么开心过。
龚先生告诉我，这些鸽子对纪念馆很重要；因为坦白说来，大屠杀的展览是压抑得令人窒息。
他说，如果其中一只鸽子生病了，会很快转染给其他的鸽子，所以他要用很多时间清理羽毛和鸽子屎。这不是个轻松的活儿，但他喜欢。我问他纪念馆里有多少只鸽子。
“一百多只，”龚先生说：“但确切数目我说不准。我害怕去数清楚——这么做是不吉利的。万一我有天再数，发现数目不对了怎么办？那样我会担心一整天的。”
他在我的笔记本里写上了他的联系方式，要我如果以后再来南京，就和他联系。他穿着一双很大的黑色橡胶鞋，戴着顶土黄色的帽子。帽子的边缘有一点白色，是鸽子屎。那天，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向我提到北约轰炸事件的人。
回到北京是一种解脱。我离开的这段时间，记者站里积满了报纸。我略过所有关于外国的新闻，只看关于中国报道的标题：
政治宣传——烽火四起的游行抗议凸显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特性
骚动背后：中国人扭曲的世界观
对美国的愤怒在中国各省蔓延：轰炸大使馆事件为紧张气氛火上浇油
记者站也订阅了《中国日报》，这是共产党的英文报纸，我把那些文章也剪了下来：
人民被这样的罪行激怒了
霸权主义注定会失败
调查：大使馆轰炸事件是蓄意而为
每晚7点，我和记者们一起收看中国的新闻。我们也收听国外的广播，不时要检查一下收音机的天线，信息总是断断续续。北约宣称他们原本是要轰炸南斯拉夫军队供给系统的总部，但是他们拿的是一份旧地图，上面标的地点是错的。在游行开始的第一天，中国最有权力的几个领导人都没有发表公开声明，也没有露面。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James Sasser）和他的职员们一起，被困于北京大使馆内，分吃供给海军的食物；外面的抗议者们不断向大使馆扔石头、砖块和墨水瓶。中国的警察在大使馆门口站成一排，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等待着他们尚不清楚的上级命令。
5月9日，中共的一个高级官员第一次对外发表讲话。这个副总书记级别的人并不为人所熟悉，他的名字叫胡锦涛——黑头发，黑西装，深色的领带，紧张的眼神。此时正是中午：这是一次特别的全国广播。在他短短的讲话里，胡并没有提到关于游行抗议的事情：
“我们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会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考虑好整体局面，有序、守法地进行各种活动。”
那天晚上，人民解放军来到了美国和英国大使馆外，把这两栋建筑围了起来。很明显，最糟糕的时间已经熬过去了。第二天，克林顿在白宫前面发表电视讲话，第一次用到了“道歉”这个词：
“我已经向江主席、向中国人民道歉。但我认为，区分开一个酿成悲剧的错误和一次蓄意的种族清洗，是非常重要的。”
次日中午，中国国家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播放了克林顿道歉的片断。然而当克林顿说完“向中国人民道歉”，后面的就被剪掉了——没有提到任何关于“种族清洗”的内容。12日，美国大使终于可以走出大使馆。那一天，3名遇难者的骨灰被送回北京。电视新闻从机场开始：庄严肃穆的音乐，一脸悲伤的官员，泪流满面的亲属。中国媒体从愤怒转向了悲伤；最后，这件事终于成为过去。新华社——中国政府的英语新闻机构，出现了这样一条新闻：
北京（新华社）——中国革命博物馆负责人马军海（音）今天说，上周五由美国领导的北约所策划的炸弹袭击中丧生的三名中国记者，他们的遗物将由博物馆收藏。
“这些东西确实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它们有着非常大的教育意义。”他说：“……这些遗物包括浸透了血的棉被，书包，钢笔，笔记本，还有录音机。《光明日报》副总编辑翟惠生，今天给我看了他那两名丧生同事的书包。那书包仍然散发出强烈的火药味道。”
我不喜欢离开记者站回家去。每天晚上，我都尽量在记者站里拖延时间，尝试找到一种分散精力的途径——再看一个新闻节目，再读一个新闻故事。但事实摆在那儿：对于这份500美元一个月的工作，我只能花掉有限的时间。而我那200美元一个月的公寓房间，同样有它的限制：没有电视，没有空调。那个厨房小得用不了；我又没有从美国带什么书来。无论我愿不愿意，我都必须要在户外呆很长时间。
吃饭是其中最难受的一件事。在中国，过去我总是喜欢到便宜餐馆去，那儿有种亲切感；我也喜欢泡在面店和茶馆里，这是我学习中文的一种途径。但是我现在学会了一种新的肢体语言：我总是低着头，摆出一副笑脸，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很友好。所有人跟我说话，我都点头；即使是最莫名其妙的话我也一样。有时，人们会说到台湾问题，他们也念念不忘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还有各种外国势力过去如何侵犯中国。有些中国人对我说，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因而它也缺乏道德基础。每当有人问我国籍时，我都诚实地回答他们——我打算在这儿住下去，任何的谎话都可能给以后带来麻烦。
我主要是去雅宝路上的餐馆吃饭，这儿是记者站到我家的必经之路。雅宝路是俄罗斯人的地带——从前苏联和中亚地区来的商人都聚集在这儿，做批发服装的生意，这些服装都是中国工厂制造的。对于一个希望避免受到关注的白人来说，雅宝路在我家附近的一带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也并不能轻易地混入人群之中。大部分俄罗斯人身材高大魁梧，虎背熊腰，往往鼻子是歪掉的，很显然是以前被打断过。他们的眼窝像被什么重东西压得直下陷——可能是生意上的压力，可能是伏特加酒的后劲。他们把现金装在一个塑料小袋中，用皮带捆扎在鼓鼓囊囊的肚子下。
这一带主要是俄罗斯商人的交易地区，然而也有其他的少数民族在雅宝路出没。这儿多数的餐馆和商店都是汉人开的，还有一些是当地的穆斯林开的。在轰炸事件过后，我发觉这些穆斯林开的餐馆是最安全的地方，如果中国人在那儿吃饭，他们故意来找麻烦的几率要小很多。而穆斯林大概不会对北约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感到愤怒。
有一天晚上，我走进了一家小小的穆斯林饺子馆。当我走进去的时候，里面吃饭的人中止了谈话。有三张桌子坐的是汉人，另外一张坐了两个维族人——维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基本上信奉穆斯林教，起源于新疆的西部。我大概认得其中的一个维族人；过去我曾在附近的其他餐馆碰见他，但除了一句简单的“你好”，我们就没说过什么了。在雅宝路有很多维族人，通常他们做贸易的中间商。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有些维族人看起来就跟我一样，都像外国人。
我一个人坐下来，叫了些水饺和一瓶啤酒。女服务员拿着啤酒瓶和那一碟水饺走过来，向我微笑。没过多久，就有一个中国人说：“你来自哪个国家？”
我回答了他，然后所有人都抬起了头。发问的那个人继续问道，为什么美国人必须要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另一个吃饭的人开始说起关于鸦片战争的事。还有一个人开始喋喋不休，说的就是那个无法避免的话题——科技。
“既然美国是这样发达的一个国家，它怎么可能说此次轰炸是一桩意外呢？”他说。“他们竟然宣称是用了一幅旧地图的缘故——岂有此理！”
我承认我对这些事情同样感到疑惑不解，然后我就想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水饺上去。那个男人再次重复他的问题。“美国人可以从太空上看到任何的东西，”他说：“有这样先进的科技，怎么可能搞错了轰炸的地点？”
我双眼盯着眼前的水饺，希望这个人会感到问下去很无聊。他还要说什么，那个我认得的维族人开口了。
“有这样先进的科技，”他说：“美国怎么可能只杀掉三个中国人？”
餐馆里变得十分安静。这人问维族人他是什么意思，维族人笑了。“我只是想说，如果美国是这样发达的一个国家，有这么先进的科技，”他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杀掉不只三个中国人。”
“废话！”其中一个中国人嚷嚷：“你说的全都是废话！”
然而维族人还在继续说。“不要把自己弄得像白痴一样，还相信电视上所讲的一切。”他说。“如果美国人想杀中国人，你现在就已经死掉了。”
其他人纷纷反驳他，争吵持续了10分钟。被遗忘在一边的我，安安静静地吃完我的水饺，付了帐单。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个维族人走过来，介绍了一下他自己。他在一张小纸片上草草地写下了名字和手机，并邀请我有时间和他一起来吃晚饭。所有人都默默地看着我们。当我走出饭店、踏进夜色的时候，饭店里的争吵声再次响起。
那一个春天，我和他有定期的会面。我会打他的手机，和他约时间一起在雅宝路吃晚饭。我俩从来都没有去过彼此住的地方。对于住所，我们都太“骄傲”了。他就在那个饺子馆旁边租了个房间，相当简陋，他要到街对面去上洗手间。我的也好不了多少；每次我的洗手间堵塞的时候，我就要走去街那头的瑞士酒店。我们说的话也不是很多，但我们的交情来自于一个事实：我们都害怕晚上要回家去。
他的名字叫做波拉特（Polat），在雅宝路，他靠赚取差额来做生意。像很多维族人一样，他语言能力很强；新疆是这个国家种族最多的地方。在那个地区，除了汉族以外，一共有13个民族聚居，维族人有8百万左右，是那儿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叫做“维吾尔”，在英文里，有时会写作“Uyghur”。）波拉特会说维语、汉语、俄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和土耳其语。他靠自己的语言技能，在中国批发商和外国商人之间充当中间人，替他们谈生意；他也在黑市上兑换美金。有时，他一次就兑换好几万美金，赚取百分之十的佣金。不过，私下的现金交易是非法的，要转移如此大笔的现金也是危险的事情。1999年，有两个维族钱商就在雅宝路遇刺身亡。波拉特情愿做一些名牌服装的生意。
他四十五岁左右，从1990年就开始做生意了。起初，他全世界到处跑，常常是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那些年头，一般的中国人要拿到护照和签证是很困难的事，不过波拉特学会了如何通过适当的贿赂拿到他适当的文件。他在土耳其呆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儿的语言与维语很相近。他去了巴基斯坦，那儿的生意很糟糕。有一次，他试图把新疆葡萄从西藏运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去，然而在尼泊尔边境他被季节性的大雨困住了，葡萄都坏掉了。伊朗是另外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德黑兰的一个艺术品经销商和波拉特说，他可以靠卖伊朗发现的古代中国画赚很多钱，波拉特被他说服了；然而后来波拉特才知道那些画既不是古代的，也不是中国的。那次买卖波拉特损失了一笔钱，然后他就开始专门从事服装贸易了；但要牵涉到外出旅行的事情也总是会有风险。1993年，在存款已经累积到1万美金的时候，他把绝大部分的钱都押到了一次陆运的货物贸易中，那次所运载的货物是中国制造的衣服，目的地是哈萨克斯坦。他的钱都没了。有虫子钻进了装货的木板箱。
1997年，波拉特来到了北京，开始在雅宝路上做一名中间商。这一带已经成了黑市服装批发商的交易中心地带，那些衣服都是中国东部和南部的工厂生产出来的。外国牌子在里面最受欢迎：乐斯菲斯（The North Face）、耐克（Nike）、汤米·席尔菲格（Tommy Hilfiger）。通常，批发商们卖的是冒牌货或者工厂的废品，然而只要标签看上去像真的，就没什么关系。诺蒂卡（Nautica）、阿迪达斯（Adidas）、天伯伦（Timberland）。这些牌子的便宜货在俄罗斯和东欧卖得很好——只要中亚广阔的地带边界之间总是模糊不定，而外来者永远都分不清那儿的少数民族。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塔塔儿人——他们全都到雅宝路来了。雅宝路一带基本没什么女性出没。街头瞩目的那些女人是妓女：俄罗斯人、蒙古人、汉人；当商人们快谈好一场生意时，她们就在餐馆外头慢慢地踱过去。
波拉特几乎什么都卖。1998年，他成功安排了一笔生意，把两卡车假的555牌鞋子卖到一个商人协会去，那个协会的人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那次他赚了两千美金。还有一次，他帮一些俄罗斯的商人，买到了一批冒牌的诺迪卡服装，那些衣服是天津的地下工厂生产的。那一次他也赚了不少钱。对他来说，1998年的生意很好。那一年，他还游说了一些俄罗斯商人，让他们买了1千件仿造的名牌胸罩，那些都是广东的工厂生产的，胸罩上面贴着“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的牌子。那时候1件胸罩他大概能赚0.25美金。
照我看来，波拉特完全不像有钱生意人的样子。他穿着简单，谈妥了一单生意以后，他也不会像雅宝路上的其他中间商一样，开始向大家吹牛。那一类人属于最纯粹的商人，做冒牌货的生意，赚取中间的差价，而我不久就明白不能把他们说的话当真。不过波拉特似乎和他们不太一样。他有一头黑中带白的卷发，眼睛是棕色的，看起来有些忧伤。他不常笑。他的肤色是深棕色，下颚有着硬朗的轮廓，还有一个中东人的高鼻子。当他真的笑起来时，他的脸就像被照亮了一般。他经常用一个中文词“假的”，他对他贩卖的那些东西鄙视至极。按他的话来说，那些冒牌的衣服是垃圾，是废物，是粪便——都是“假的”。我们认识后不久，他有一回闲聊中提到，本来他是在新疆的中学教维语和维族文学。他如此贬低自己的生意，我就搞不懂他当初为什么不继续做老师。他有一种粗犷的帅气，然而它的双颊线条如此分明，像被刀削过一般。他稍有一点发胖。他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我不知道他赚的钱怎么用。
五月末的一天，波拉特邀请我和另一个商人吃饭。我们在北日坛路一家小小的维族餐馆碰面，那儿已经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那家餐馆前面有一个宽阔的露台，我们可以在那儿吃饭，看着商人和妓女在街头走过。通常，我们会喝燕京啤酒。餐厅老板会从露台下来，走到人行道上，把上面的一个井盖打开，拿出两瓶啤酒。井里的凉水相当于餐厅的饮品冷藏设备。在那儿吃饭很便宜。
那天晚上，波拉特的同伴是一名来自阿塞拜疆的商人。那人的脸很小，深黑的眼睛上是长长的眼睫毛，唇上有一撇细细的胡须，身上穿着廉价的灰色西服。他来雅宝路买批发衣服，波拉特给他介绍中国的卖主。
“我的朋友向你表示歉意，他不能用英语或汉语和你交谈，”我们握手后，波拉特说。“他还想问问你，我们今晚能不能不喝啤酒，喝白酒。”
白酒是中国的一种谷物的酒类，喝白酒的人都不是因为喜欢它的味道。我不情愿地答应了，然后餐馆老板拿了一瓶白酒，放在我们桌上。我猜这个年轻的阿塞拜疆人是穆斯林，不过绝大多数的中亚商人都很会喝酒。他们似乎把自己的宗教也留在家乡了。
在我们这一桌，语言不停地转换着，波拉特是中间人。他和那个年轻男人说土耳其语，当他转过来和我说话时，他用汉语和我谈论大使馆轰炸事件。他一直惦记着这件事——游行抗议都将近过去两周了，但他还是不断地说起，还经常是和陌生人讨论这个话题。早先他在饺子馆的忽然爆发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他喜欢激怒汉人。
“他们脑子有问题，”在给我们每人倒了第二杯白酒后，他说。“那些学生全都很蠢，他们什么都不懂。”
“北约在科索沃的做法，你同意吗？”我问他。
“我当然同意。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是少数民族，他们就被杀掉了。我听美国之音的广播，我知道那儿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我是一个新疆的维族人。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我点点头，但他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明白了吗？”他说。
“我明白。”我回答。
“很多事情，要公开地在北京这个地方说，是很困难的。”他说：“明白了吗？”
“我明白。”我回答。
他仔细地盯着我看，然后笑了，向我举杯。我们三人都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像所有刚喝了白酒的男人一样做了个怪脸。那个阿塞拜疆人通过波拉特问我，美国人通常喝不喝这种酒。我摇摇头，然后波拉特说起了俄罗斯人喝酒的习惯。这是“国际对话”间最容易谈论的话题，我们三个人都有俄罗斯人醉酒的故事，结果虽然我们分别从维族人、阿塞拜疆人和美国人的角度讲，讲出来的故事相似度却惊人地高。波拉特负责在我们之间翻译故事。年轻的阿塞拜疆人评论说，一般的阿塞拜疆人喝酒没有俄罗斯人厉害，但最擅长喝酒的阿塞拜疆人比最擅长喝酒的俄罗斯人喝得更多。他十分巧妙且骄傲地说明了这一点。服务员为我们端来了烤羊肉。羊肉很辣很香，如果伴着啤酒吃，味道就更好了。我恋恋不舍地瞥了一眼人行道上的井盖。
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了维族人身上，波拉特说有一些维族人长得像欧洲人。“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是金发的，”他告诉我。“他看起来比你更像外国人。他看起来太像外国人了，有时他甚至在中国的电影里扮演外国人。你有没有看过电影《鸦片战争》？”
我点头。这部由政府投资拍摄的电影1997年公映，那时正好快到香港回归的日子。那一年爱国主义大行其道，整整两小时，那部电影充斥着邪恶的英帝国主义者和英勇反抗的中国人。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镜头，一个外国人被中国人割断了喉咙？”
“不太记得。”我说：“不过我应该看过的。”
他说我不可能错过那个镜头——就在荧幕的正中间，那些人把他朋友的喉咙割断了。那一年，他的朋友后来还被叫去演另一部政府投资的电影，主题是庆祝澳门回归的。
“在那些爱国影片里，有一些维族人和哈萨克人经常负责扮演外国人的角色。”波拉特解释道。“戏分比较重的大角色，有真正的外国人来扮演；而那些小角色，就由维族人和哈萨克人扮演。”
“他们的酬劳高吗？”
“不是特别高。我的朋友赚了3000块钱。不过那也不是什么辛苦活。”
3000元相当于不到400美金。当我问到波拉特喜不喜欢看那些电影时，他大笑起来。
“当然不喜欢。”他说：“你知道他们拍的那些关于中国历史的电影——全都是假的。事实并不是那样。”
当我们在用中文交谈时，年轻的阿塞拜疆人安静地坐在一旁，不过他看起来似乎在认真地打量我。波拉特继续说下去：“我情愿看美国电影。”他说：“教父系列的电影是我的最爱。德尼罗演的电影我都喜欢。”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马上意识到他和那个演员长得还有几分相似：风尘仆仆的样子，硬朗的下巴，眼睛里蕴藏着一种力量。他是维族版的罗伯特·德尼罗。那个年轻的阿塞拜疆人还在盯着我看，最后他终于和波拉特说话了。
“我朋友想知道，”波拉特说：“你是个犹太人吗？”
坐在穆斯林的餐馆里，这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那个年轻人探身过来，波拉特解释到：“他说你长得很像犹太人。”
“我不是。”我说：“实际上，我是个天主教徒。我的祖先有一些是德国人，有些是意大利人。德尼罗也是意大利人。”
波拉特把我的话翻译过去，年轻人的脸显得很失望。他们说了一连串的土耳其语，然后波拉特向我解释道：“我朋友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自己是犹太教徒。”
“啊，”我说：“我不知道阿塞拜疆也有犹太教徒。”
“不是很多。”波拉特说，然后他再次向我们举杯。
波拉特是第一个让我联想到中国的面积和疆域的人。如果把维族人和汉族人放在一起比较，看他们的地理，文化，语言，历史——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像来自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们就像是在一个国家里相遇的南极和北极。
新疆在西藏的北面，和西藏差不多，它也是偏远而令人生畏的地方。它的占地面积是整个中国的六分之一，相当于阿拉斯加州和纽约州加在一起那么大。它的地形包括有一些全世界最高的山和面积最广阔的沙漠。那儿的古代历史仍然不详，最早的居民是游牧民族，没有留下什么书写记录。偶尔，一些早期的中国朝代会在那儿驻军，然而新疆的土地不适合汉人传统的耕种，帝王们并没有持续地控制这片区域。直到公元9世纪，维族人的祖先才开始在那儿大规模地聚居。不过，他们通常都生活在绿洲上，把广阔的山脉和沙漠都留给了游牧民族。
维族人常常做中间人。他们用维族的表音符号，教会了蒙古人书写（早期维族人使用的是古代北欧的字母）。他们是成吉思汗皇朝和中亚势力之间的调停人。维族的宗教信仰是很实用的，当新的军事势力兴起时，信仰常常就相应改变：在不同时期，维族人信奉过萨满教、摩尼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还有佛教。在公元10世纪，他们开始信奉伊斯兰教。从那以后，将近1个世纪的时间，他们不再使用“维吾尔”这个词来形容他们这个族群。他们的书写也改了，改用阿拉伯文字。
尽管中国人很为他们历史的延续性骄傲，维族人的许多基本特质却是不断变化的：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书写，他们的宗教，还有他们的政治同盟。不过他们似乎总是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在现代社会，他们这种特质还是很明显；每个中国城市都可以看见做生意的维族人。通常，他们开餐馆或者卖一些新疆的特产，像葡萄干和蜜瓜之类，他们还控制着现金的黑市交易市场。在中国，少数民族的成员在汉人掌控的经济体制下占有一席之地，是很少见的事情。有些雅宝路上的商人曾告诉我一句维族人常说的话：“当美国人登陆月球，他们发现有个维族人在那儿做生意。”
波拉特和我有一份由第二语言建立起来的友情——我们完全用中文交流。我不懂那群经常来餐馆的维族人说什么，但他们的肢体语言很有表现力。他们长得比汉人壮，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他们握手很用力——这在中国是很少见的。如果有女性走向某张桌子，那儿的维族人就会站起身来。他们拒绝吃猪肉。他们喝酒很厉害——看来伊斯兰教某条禁令并非根深蒂固。他们的长鼻子晒成黑红色，眼神锐利，整个人显现出一种体格上的自信与优越，通常让一般中国人感到紧张。零星的几个来维族餐馆吃饭的中国人，总是自顾自地吃，从来不会多管闲事；而如果波拉特不在身边，我也是一样。特别是有个身形巨大的维族人，两条眉毛浓得吓人，一看就很会打架，我可一点儿也不想挑战。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刚谈成了一笔大生意，把50万只天津制造的避孕套销往乌兹别克。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就像“月球上的维族人”那样让人印象深刻。另一个晚上，这个眉毛很浓的人在餐馆里呆到凌晨，和另一个维族人一起喝着伏特加酒。他们俩把酒喝完以后，就开始用烟头轮流往彼此的胳膊上戳。后来，他们俩每次见面，就会握手并拍拍对方带着伤疤的手腕，呵呵笑着回忆起那个见鬼的夜晚。
现代的日子对维族人来说并不好过。18世纪，清朝向西部出兵，企图把这个地区纳入自己的疆域。当地人的反抗很激烈，但清朝终于在1884年吞并了这个地区，并改名为新疆（新的边疆）。1911年清朝覆灭，新疆就像这个帝国的不少区域一样，面临着流失的危险。1920年代，一些突厥族居民开始争取独立，并称他们自己为“维吾尔族”——这个名字已经将近1千年没有用了。1944年，正当国民党政府被日本的侵略和与共产党人的斗争削弱了力量时，北疆的一群维吾尔、哈萨克和白俄人进攻并打败了当地的中国卫戍部队。叛乱者宣布成立一个多民族国家，名叫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接下来的五年里，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基本上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进行活动，并与苏联建立了密切联系。但苏联人从未给予他们公开支持，苏联人很可能是将新生的共和国看作未来与中国内战胜利者讨价还价的筹码。这是在边缘求生存的风险：强大的邻国总会拿你当棋子利用。1949年，共产党人控制中国后，他们邀请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最具魅力的几位领导人来北京开会。这些领导人离开新疆赴苏联阿尔玛.阿尔塔搭乘飞机，从此再无音信。几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控制了新疆，中国人宣布那架飞机坠毁了。许多维吾尔人相信，他们的领导人实际上是被处决了，成了毛泽东和约瑟夫·斯大林之间秘密协议的牺牲者。
新疆从此一直处于中国的牢固控制之下。1980年代，那片区域发现了新的石油和天然气贮备，移居去那儿的汉人数量激增。很多维族人的骚动是出于一种恐惧，他们担心在自己的土地上倒成了外人。在雅宝路，我观察着那些商人：中亚人，中东人，还有其他我辨识不了国籍的人，想知道他们中有多少是来自那些少数民族，那些在大国历史的边缘进进出出的民族。通常，维族人的命运不是由语言、文化或传统所决定的；某个大国领导人的一时心血来潮会更具分量。蒙古最近宣布独立了，如果新疆当初是落入苏联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手里，就有可能走上这样的道路。在中亚的大博弈中，维族人是其中一个失败者。
在我与波拉特混熟了以后，他告诉了我他的一些家庭背景。在1940年代中期，他的父亲加入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军队。像军队里的许多同伴一样，他父亲的左肩上有一个步枪图案的纹身。带着那样的纹身进入“文革”年代是很危险的；“文革”结束时，他的父亲成了跛子。波拉特说他希望在真实的维族历史中，能记下这一段事情。他也想写下自身的经历，其中包括1985年因为抗议中国法律而入狱的事情。他告诉我这就是他不能继续在新疆教书的原因；由于政治上的压力他离开了那里。他还说，他存了有4万美金；他发誓，在不远的将来，当存够了钱而时间上也合适的时候，他就会想法子逃到美国去。
我试着写下那篇关于南京的旅行日记，然而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我自己承担了那次旅途的费用，把我的失败归结于去的时间不对，然后我就忙其他的东西去了。到那一年夏天，大使馆轰炸事件已经变成一个遥远的回忆了。有时，中国人会在交谈中提到这个事情，但他们极少会为此展开讨论。当他们果真深入的讨论这个话题时，他们失望的情绪似乎比愤怒要浓，原因是政府接受了美国人的道歉，也接受了他们为大使馆的损毁所做出的赔偿。我碰到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认为那次袭击是偶然事件的。
在记者站剪报的时候，我时不时就会看到一些事件的追踪报道。7月份，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局长乔治·特内特在国会面前作证。他承认，北约轰炸行动有900个目标点，其中只有1个地点是由美国中情局负责调查研究并决定的：中国大使馆。特贝特强调说是因为那份过期的地图导致的错误。
3个月以后，伦敦的一家报纸《观察家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文章，宣称实际上那次轰炸是蓄意的。那个新闻故事的依据是对三名在欧洲的北约官员的采访，三人接受采访的条件都是报道时必须匿名。他们说，美国军队的官员故意要轰炸中国大使馆，因为中国大使馆偷偷地帮助米洛舍维奇。这个报纸的报道说，在北约轰炸行动摧毁了塞尔维亚人的无线电发射台以后，中国人允许他们用大使馆做替代，向科索沃发布军事指令。
《观察家报》推测，中国人帮助米洛舍维奇的原因，可能是要换取一架隐形战斗机的残骸，那架战斗机是不久前被击落的。那架被击落的美国战斗机对中国情报部门来说有着很高的价值。无论如何，中国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从前就有合作的历史。而且，如果说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是一赃意外事件，那未免是太精确的意外了。三颗炸弹全部投放在中国大使馆的南部，那儿恰好是防御人员的办公室和情报部门的中心。大使馆其他的部分完好无缺；伤亡人数出奇地少。像许多其他的国外媒体一样，《观察家报》宣称，丧失的三名中国“记者”中有两个其实是情报人员，在国有媒体中这是很常见的角色。
但仅此而已——没有有名有姓的消息来源，没有证据。北约否认了这些指控，没什么美国的报纸再提这件事情。在记者站，我剪下这个故事，把它放入档案里：
中美——大使馆爆炸（U.S.-CHINA——embassy bombing）
中美——汇率（U.S.-CHINA——exchanges）
中美——关系（U.S.-CHINA——relations）
中美——丑闻（U.S.-CHINA——scandal）
中美——峰会（U.S.-CHINA——summit）
中美——贸易（U.S.-CHINA——trade）
（注：以上蓝色文字部分由“Hi!PDA”论坛starship补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