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瓜多尔的轻木
我们的飞机飞越赤道以后，便穿过乳白色的云层渐渐下降。在阳光的照射下，云层仿佛一片耀眼的雪野；本来它在我们的脚下，但现在随着飞机的下降，我们正穿过它，舷窗外不停地飘过缕缕轻纱般的云气；然后，云气完全消失了，那片雪野高挂于我们的头顶。此时，飞机下出现的是连绵起伏的热带雨林，一片碧绿。于是我们进入了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共和国，在它的港口城市瓜亚基尔降落。
出发前一天我们穿上的外套、背心和大衣此时却不得不全都脱下，搭在臂上。一下飞机我们就迎面进入了炎热的温室气候。走在那些穿着热带服装的闹哄哄的南方人群中，我们热得汗流浃背。在如此热烈的情形下，当地海关和移民局的官员拥抱了我们。我们乘车来到城里唯一一家豪华饭店，二话不说就直奔浴室，躺在冷水龙头下面。我们终于算是来到了轻木树的原产国，准备采买轻木，打造我们的木筏。
第一天，我们研究了瓜亚基尔的币制，以及学了几句必要的问路用的西班牙语。第二天我们就爬出浴缸，到处转了转，然后又爬回浴缸。我们的圈子越兜越大。赫尔曼终于摸到了他从小就想摸的棕榈树，而我则变为一桶能行走的水果沙拉。然后我们去办理轻木的事。
可惜，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我们能够买到大量轻木，但要买那种整根的树干却没有。如今海岸上这种树已绝迹了。在上次的战争中，因为它的质地疏松轻巧，人们砍了成千上万棵，用船把它们运到了飞机制造厂。听说眼下只能在该国内地的密林里找到这种树。
“那我们只能自己去内地动手砍伐了。”我们说。
“不可能，”当地权威人士说道，“雨季现在才刚开始，洪水肆虐，河水泛滥，所有通往森林的道路都堵死了。你如果需要轻木，只能六个月以后雨季过了，内地的道路也干了，再到厄瓜多尔来。
我们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去拜见了厄瓜多尔的轻木大王唐•古思塔沃•封•布斯沃尔德。赫尔曼打开他的木筏草图，上面标注着我们需要的尺寸。身材瘦小的轻木大王忙拿起电话，派他的手下去寻找。他们在各个锯木厂里找到了厚板、薄板和锯成一段一段的木墩，却找不出一根可用的圆木树干。虽然唐•古思塔沃的货栈里有两根大圆木，可两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番找寻显然是徒劳无功。
“不过，我有一个兄弟种了一大片轻木，”唐•古思塔沃打气道，“他叫唐•费德里柯，住在内地森林中一个叫克维多的小镇。雨季以后，只要我们去找他肯定行。现在实在没办法，内地森林正值雨季。”
如果唐•古思塔沃说不行，厄瓜多尔所有轻木行家都会说不行，除非是过几个月。如今我们既弄不到木材，又不可能自己去内地砍伐，等到雨季以后，一切就太晚了。
“时间不够了。”赫尔曼说。
“我们必须搞到轻木，”我说，“木筏必须造得和古代的一模一样，否则就不能横渡成功。”
我们的饭店里有一本小的学生地图，图上的森林、山脉和居民点都圈上红线。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大森林从太平洋边一直延伸到高原安底斯山。我想出一个办法。目下要穿过林海到克维多的轻木林，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如果我从安底斯的雪峰往下直插森林呢？这是很有可能的，我们看到了唯一的可行性。
城外机场的一架小货运飞机，同意载我们去基多。基多是海拔9300英尺的安底斯高原上的厄瓜多尔首都。飞机钻进云层之前，我们透过包装箱和家具的空隙往外望，偶尔能看到一抹绿色林海和闪着波光的河流。钻出云层以后，茫茫的云海挡住了地面。正前方雾海中的荒坡和光秃秃的陡峭山崖把晴空遮住了。
飞机似一辆无绳缆车，沿山坡一直往上爬去，我们虽处于赤道线上，到后来却沿着刺眼的雪原飞着。然后我们翱翔于群山之间，飞过翠绿色的高原沃土。我们降落在世界上最特别的首都附近。
猎头族与土匪
基多有十七万五千个居民，大部分是纯种或混种印第安山民。远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这里就是他们祖先的首都。这座城市随处可见古代寺庙，里面珍藏着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在印第安人矮小土坯房的屋顶群中，矗立着自西班牙殖民时代以来所有的雄伟建筑。羊肠小道般狭窄的街巷蜿蜒于泥坯墙之间，身披红斗篷头戴大毡帽的印第安山民来往穿梭于街道。有的赶着驴去集市，有的则顶着烈日背靠土坯墙打盹。西班牙血统的豪门贵胄坐在为数不多的几辆汽车里，不住按喇叭，好不容易才在狭窄的小巷，在儿童、驴和光着腿的印第安人中缓慢通过。高原上的空气格外清明，群山看上去几乎是近在眼前，与街景合而为一，使整个环境凭空多出几分诗情画意。
货运飞机上的那位朋友乔治，绰号“疯狂机师”，他来自古老的西班牙家庭。他安排我们住在一家古香古色别具一格的饭店，然后有时带着我们，有时单独去联系，想尽一切办法送我们到森林中的克维多小镇。我们总是晚上在一家古老的西班牙咖啡馆碰头，而乔治带来的几乎无一例外的全是坏消息：我们必须完全放弃去克维多的念头。没人带我们翻山越岭，也没车，当然更没人愿意去雨季已来临的森林，一旦车子陷入森林里的泥沼中，就极可能被袭击。去年就有十名美国石油技术人员被毒箭射死在厄瓜多尔东部，那个地区至今仍有赤身裸体的印第安土人，身背毒箭出没于森林之中。
“有些人专门猎取人头。”乔治低沉地说，看了看无动于衷的赫尔曼，就又拣了几块牛肉就着红葡萄酒喝起来。
“不要认为我言过其实，”他继续沉重地说，“尽管已完全禁止猎取人头，可这里还是有人以此为生，根本没法禁止。直至今日，森林中的印第安土著还割取敌对部落的人的头。”他们把头骨打碎取出，在空头皮中装上热沙子，整个头就缩成猫头大小，眉目依旧。这些缩小的敌人的头颅从前是宝贵的战利品，现在却成了黑市珍品。经手这买卖的中间人通常是混血儿，他们有办法找到卖主，这些人再以昂贵的价格卖给游客。
乔治颇为得意地瞧着我们。他根本没料到，就在当天，赫尔曼和我就被拉进一间门房，有人想卖两颗这种人头给我们，每颗1000苏克尔。如今这种人头多半是用猴头做的赝品，但这两颗却是货真价实的纯种印第安人，栩栩如生，连最细微处都保留下来。这是一男一女的头，只有柑橘大小；那女人相当美丽，只有眉毛和长发保持了生前的长度。乔治的警告使我毛骨悚然，但我总觉得西部山区不一定有猎头人。
“这可不敢肯定。”乔治忧虑地说。“如果你的朋友失了踪，他的头变成小人头出现在市场上，你作何感想？我就有个朋友发生过这种事。”他补充道，一边用眼睛紧紧盯着我。
“那你说来听听。”赫尔曼一面嚼牛肉，一面兴趣十足地说。
我轻轻放下叉子，乔治就说了起来。他和老婆曾在森林边上淘金，同时也收买别人的金沙。夫妻俩有个朋友是当地人，他时常带金沙换货。有一天这个朋友在森林中被害了。乔治追踪到凶手，威胁要开枪杀死他。这人是个出卖皱缩人头的嫌疑人之一，乔治答应如果他立刻交出人头的话就饶他不死。凶手立刻拿出乔治朋友的人头，这个头已缩成拳头大小了。乔治再见朋友时，见他面目依旧，却变得非常小了。心中万分难过，就把这个微型的头拿回去交给他妻子。她一见就吓晕了，乔治只好把他朋友藏在一口箱子里。可森林里太潮湿，这头长满了霉，乔治只好时时把它取出来在阳光下晒干。每当他把这颗头系在绳子上晾晒，他妻子看到都会晕倒。直到有一天一只耗子把箱子咬破，钻进去把他朋友弄得面目全非。乔治十分难受，他隆重地把朋友葬在机场附近的小洞中。最后乔治说他毕竟是个人。
“饭不赖。”我换了话题。
我们摸黑回去时，赫尔曼拉下帽子，盖住耳朵，我看着他的头很不是滋味。其实，他只是为了抵挡夜风罢了。
次日，我们和挪威总领事布伦及夫人坐在他们城外宽阔的乡间别墅的桉树下面。布伦觉得我们的克维多之行，绝对不会造成我们脑袋大小的变化，但经常有土匪出没于我们打算去的那个地区。他拿出当地的报纸剪下的新闻说，政府准备在旱季的时候，派部队去惩治那些骚扰克维多的土匪。眼下要去那儿完全不现实，根本不可能找到向导和车辆。正值此时，我看一辆吉普从美国军事参赞处开出疾驰而去，于是我们想出一个办法。总领事陪同我们来到美国大使馆，这样可以见到军事参赞本人。参赞是个身着咔叽军装，足蹬马靴，整洁讲究，心无旁骛的青年。他笑问我们，当地报纸说我们要乘木筏出海，怎么竟跑到安底斯山山顶来了。
我们告诉他，木头还长在克维多森林里，我们到达大陆屋脊后，无法下去，请求参赞或者能借我们一架飞机和两个降落伞；要么借我们一辆吉普车和一名识路的司机。
刚开始参赞被我们的坚决搞得无话可说；后来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微笑道：“好吧，既然别无选择，他只好选择第二条路了！”
乘吉普车翻越安第斯山
次日清晨5点15分，一辆吉普车停在我们住的饭店门口，一位厄瓜多尔籍机械兵跳下车向我们报告：他听从吩咐。他得到的命令是，无论有多么困难一定要把我们送到克维多。由于我们要走的地方没有加油站，车上装满了汽油桶。我们的新朋友阿古尔托•阿烈克谢•阿尔瓦烈茨上尉听说有土匪，便用刀和枪全副武装起来。我们身着便装到这儿，打算在海边用现金购木材，我们车上的全部装备就是一口袋食品罐头和匆匆忙忙买的一架照相机，再加上每人一条结实的咔叽裤子。剩下的就是总领事给我们的大左轮手枪和许多弹药，以便消灭我们行程中一切障碍。吉普车奔驰在空无一人的街巷之中，清冷的月光照在刷着白粉的土坯墙上。我们驱车赶到城外，沿着路况良好的沙土公路飞速穿过山区向南疾驰。
我们依山飞驶到腊塔康加山村。沿途道路平坦，村广场的棕榈树丛里耸立着一座白色的教堂，周围是一栋栋暗不见天日的印第安房子。我们在这儿踏上一条驴行小道，蜿蜒向西而去，穿过山川溪谷直奔安底斯群山。我们进入了平日完全想象不到的世界。这是印第安山民的家园，它位于太阳的东方月亮的西头，超越了时空。途中没有一辆马车，一个车轮。只有披着五彩缤纷的披肩、光着腿的牧羊人来来往往，他们赶着一群群毫无秩序、直挺四肢、八面威风的驼羊，偶尔也有印第安人全家沿着小路逶迤而行。通常丈夫骑驴在前，娇小的妻子头上顶着帽子，背袋里装着幼小的孩子，骑着驴亦步亦趋，一边骑驴，一边拎着羊毛线。后面的驴子和骡子背上驮着树枝，灯芯草和陶器悠悠然缓步前行。
越往前走，会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越少，很快阿古尔托的语言能力也跟我们一样派不上用场了。山上泥筑的房子越来越少，而用树枝和干草搭的房子则越来越多。这些房屋和皱纹满面的棕色皮肤的人如同破茧而出，是安底斯山石崖、烈日炙烤的产物。峭壁和岩石以及山间的草丛与他们系同一根源。山民们一穷二白，身体矮小、干瘦，但筋骨强壮，具有原始民族那种孩童般的机警，越是沉默不语，笑声也越爽朗。所到之处，随处可见洁白的牙齿和开朗的笑脸相迎。在这里完全没有白人的踪迹，也没有广告牌和路标，如果扔一个罐头桶或一页纸，立刻就有人当成有用的物件拾走。
我们越爬越高，翻过被烈日暴晒、寸草不生的山坡，驶入一片荒沙遍地，长满仙人掌的峡谷，最后终于登上白雪冰封的顶峰，凛冽的寒风迫使我们的速度放慢，以免冻成冰块。我们身穿衬衣坐在车里，想象着森林的热气。我们必须在两山之间，在山脚下的砾石滩上，在遍长青草的山梁上驱车行走，边前进边找能够通车的小路。我们到了西坡，安底斯山从此处往下陡然下降，松散的岩壁上用人工开凿出一条驴行小道，我们的周围全是笔直的悬崖和峡谷。我们把性命托付给了我们朋友阿古尔托，他伛偻着俯在方向盘上，每当驶近悬崖，我们的身子就不由自主地往外倾斜。忽然疾风扑面，我们已经来到安底斯山脉面临大海的外山峰。此时，山势陡降，犹如瀑布般的峭壁层层叠落，直泻至12000英尺深的森林中。我们没能从令人眩晕的万丈高空俯视下面的林海，因为刚到悬崖边上，浓云就像巫婆的药镬里冒出的蒸气一般源源而来。由现在开始，我们下山的路畅通无阻了。这条路—直通往山底下，沿峡谷、陡岸、悬崖盘旋而降，空气越发温暖潮湿，益发充满从林海下方升起的令人窒息的温室气息。
这时下雨了，起初是蒙蒙细雨，接着便是倾盆大雨。雨点像棒槌一样敲打着吉普车，不一会四周的岩石上开始流下咖啡色的水流。我们也似乎被水从身后干燥的高山平原冲入了另一个世界，这儿的树枝、石块和泥坡柔软无比，长满苔藓和草皮。我们见到了树叶，叶子越来越大，像绿伞一样悬空挂着，山坡上到处滚动着水球。然后稀稀疏疏地出现了第一批森林里的树干，上面沉甸甸地满是像麦穗和胡须一样的苔藓，当然还有缠藤。到处都听得见淙淙的水声。山势平缓处，森林像一支突然涌出来的身着绿装的大部队，把我们这在泥地中前进的小吉普给吞没了。我们进入密林之中。空气温暖、潮湿，散发出一种沉闷的植物的味道。
当我们到达悬崖边的棕榈小屋时，天色已黑。我们浑身淌着湿乎乎的水走下吉普车，在里面过了一夜。第二天茅屋里咬过我们的那堆跳蚤让雨水淹死了。吉普车被我们装满了香蕉和其他热带水果，穿越林海继续前进，虽然我们自认为早已下到平原，可我们仍在不停地下降。道路越来越泥泞了，可我们未敢耽误，也不知土匪们藏身何处，始终也不露面。
最后我们的去路被森林里一条湍急混浊的大河挡住了，吉普车停住，我们一筹莫展地站立在河边，既不能顺流而上也不能逆流而下。开阔处有一个茅屋，几个混种印第安人正在阳光下晒一张美洲虎的皮；几条狗和家禽在水中嬉戏溅起无数水花，还有的在晒着可可豆的地上追逐奔跑。吉普车颠簸着开到时，人群活跃了，几个会西班牙语的当地人告诉我们这是帕伦克河。河对面就是克维多。这儿没桥，河水湍急而深不见底，不过他们愿意用木筏把我们和吉普车载过去。这个别出心裁的东西就靠在岸边，薄薄的木筏用植物纤维和竹子将胳膊粗细曲曲折折的树枝捆在一起组成的，长宽都比吉普大一倍。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吉普车从跳板上开到树干上。尽管木筏大部分浸在混浊的河水里，却能稳稳地托住一辆吉普、我们几个人以及四个赤身裸体的棕色汉子，他们用长竿把木筏撑离岸边。
“是轻木吗？”我和赫尔曼几乎同时问道。
“是的。”一个人一边点头，一边用脚满不在乎地跺了一下圆木。
我们驶入水流之中，河水把我们冲往下流，那些人在关键的时刻用竿子撑一下，使木筏保持一条均匀的斜线穿过水流，进入对面宁静的水域。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轻木，也是我们在木筏上的首次试航，木筏安全到达对岸，我们成功地驱车驶进克维多！两排涂了沥青油的木屋，棕榈叶顶上立着一动不动的大秃鹫，这就是街巷了，整个小镇只有这么大。镇上的居民无论老小，无论何种肤色，无论手上拿的是何物，全都扔下手里的东西，一拥而出。他们跑向吉普车，形成一股危险又嘈杂的沸腾的人潮。人们在车上爬上爬下，围着它转。我们紧紧抓住随身携带的物品，阿古尔托则竭力控制着方向盘。后来有一只轮胎爆了，吉普车倾斜了。无论如何我们已抵达克维多，没必要为人们的过度热情而心生烦恼。
密林中的十二棵轻木树
唐•费德里柯的轻木林位于河岸下流。阿古尔托、赫尔曼和我坐着吉普车，从一条杧果树夹道小径艰难驶入院内，一位瘦长的森林老汉带着与他住在一块的侄子安吉罗，一路小跑来迎接我们。我们转告了唐•古思塔沃的口信，院子里停着的吉普车已空无一人，此时，一阵热带细雨洒落下来。唐•费德里柯在平房里摆开盛宴款待我们，乳猪和仔鸡在火膛中毕毕剥剥地响，我们围坐在盛满热带水果的盘子四周，解释此行的目的。屋外，细雨飘落下来，散发出一股芬芳的花香和清新的泥土气息，透过窗纱弥漫进来。
唐•费德里柯活像一个大孩子般活跃，是啊，他从孩提时代就了解轻木筏了。五十年前他住海边时，秘鲁的印第安人还是时时乘坐大木筏沿海北上到瓜亚基尔贩鱼。木筏中间的竹舱可装两吨重的干鱼，还带上妻子、儿女、狗和家禽。印第安人造木筏用的那种大轻树，雨季里恐怕很难找到，地上的泥水堵塞了通往轻木场的路，骑马也不行。不过唐•费德里柯将竭尽全力帮我们，也许平房四周还有几棵长荒了的树，好在我们需要的也不太多。
雨在傍晚时分暂停了一会，我们到平房四周的杧果树下转了转。唐•费德里柯在此处养了各种各样的野生兰草，这些兰草养在半只椰子壳做的花盆里，从树枝上垂下来。这些稀有的兰草不同于家养兰草，散发出一种罕有的清香。赫尔曼弯下腰，正准备把鼻子凑近一株兰花时，一条细长的闪着亮光的鳗鱼一样的东西爬到他头上。安吉罗用鞭子闪电般地抽了一下，顿时一条蜷曲蠕动的蛇跌落下来，接着用一根有叉的树枝把蛇颈卡住，安吉罗过去砸扁了它的头。
“是毒蛇。”安吉罗掰开蛇嘴，露出的两颗弯弯的毒牙，表明他的意思。
经这一吓，我们老以为每一片叶子后都埋伏着一条毒蛇，于是急忙逃回屋里，用一根棍子把安吉罗那条咽了气的战利品也扛了回来。赫尔曼坐下来剥了它的皮，唐•费德里柯谈起有关毒蛇和巨蟒的鬼话。这时我们忽然看见墙上有两个巨蝎的影子，龙一样大小。它们相互厮杀，斗得难解难分，它们举螯、翘尾，尖上的毒针随时准备置敌人于死地。我们瞧得心惊胆战，最后挪动了一下油灯，才发现原来是镜台边上两个拇指大小极其普通的蝎子在搏斗。油灯的投影把它们扩大了数倍。
“别管它们。”唐•费德里柯大笑。“总有一只会被杀死，就让活下来的驱赶蟑螂吧。只要把蚊帐掖紧，穿衣服之前抖一抖，就没事。我常被蝎子蜇，还不是活得好好的。”老人又大笑着补充一句。
这一夜我睡得极好，只是每当一只蜥蜴或蝙蝠在枕边弄的声响太大时，我一醒就不由想起毒虫。
日出以后，唐•费德里柯派他的手下骑马沿小道分头找寻可以接近的轻木树。我、赫尔曼和唐•费德里柯里一组，我们很快就到了一块林间空地，唐•费德里柯知道这里有一棵巨树。这棵巨树雄踞于周围树林之上，树干约有三英尺粗。按波利尼西亚的习惯，在砍伐之前要给它命名，我们把它命名为“库”，这是一位波利尼西亚神灵的名字。然后我们抡起斧头砍下了第一斧，四周响起了砍伐的回音。然而砍伐这种含有大量树汁的轻木树就好比一把钝斧砍软木一样，斧头一碰上去就弹回来，没挥几斧，赫尔曼就只好替下我。斧头不住地换人，树汁飞溅，森林的溽热使挥斧者汗流浃背。
到傍晚时分，“库”像一只剩一条腿的公鸡一样站着，随着斧头的起落而浑身战票，它很快就倾斜了，重重地砸在周围的树上，压折了好多大树枝和小树。我们从树干上削去枝丫，正准备照搬印第安人的方法扫锯齿剥掉树皮，突然赫尔曼扔下斧头，双手捂着腿一弹而起，像在表演波利尼西亚人的临战舞一样。他裤腿里掉下来一只晶晶亮的蚂蚁，有蝎子那样大，尾巴上还带着一根长针。它的头颅骨肯定和龙虾的螯一样硬，我们用鞋后跟踩了好半天才把它踩死。
“一只巨蚁。”唐•费德里柯抱歉地说道。这种小昆虫比蝎子厉害，但对健康人无害。
赫尔曼被蜇过的地方好多天连碰也不能碰，不过这并不妨碍他跟着我们沿林中小径骑马驰骋，继续寻找轻木树。偶尔我们会在原始森林中听到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树木倾斜和轰隆落地的声音。此时，唐•费德里柯就满意地点了点头。这意味着他的部下又砍倒了一棵做木筏的轻木树。一周后，除了“库”，我们又有了“卡尼”、“卡玛”、“依洛”、“毛利”、“腊”、“兰茎”、“帕帕”、“塔兰加”、“库卡拉”和“希提”十棵巨大的轻木树，为了纪念波利尼西亚传说中的人物，我们用了他们的名字来称呼这十根树干，这些人全都在铁基从秘鲁渡海的事迹中。我们先用马把这些浑身树汁闪亮的圆木拉出来，然后唐•费德里柯用拖拉机把它们运到平房前面的河岸上。
满含汁液的圆木比软木重多了。它们每一根都有一吨重，我们急于知道它们如何在水中漂浮。我们一根根把它们滚到岸边，用坚韧的攀缘植物拧成的绳子把圆木两头捆住，以免入水后顺流漂走。然后我们把圆木一根一根从河岸推入水中，入水时水花四溅。圆木在水里翻腾了几下就漂起来了，但有一半浸在水里。我们在圆木上来来往往，圆木纹丝不动。我们用森林树顶垂下的坚韧藤条把木料临时扎成两个木筏，用一个拖着另一个。然后把以后要用的竹子、藤条全装上木筏。我和赫尔曼以及两个混血儿一起上了木筏，可惜语言不通，我们根本无法交流。
割断缆绳后，木筏一下子冲进了汹涌湍急的水流之中，快速顺流而下。在第一个转弯处，我们透过漾漾细雨最后看了一眼那些与众不同的朋友，他们正站在平房前的一块凸起的岸边向我们挥手作别。然后我们躲到用绿色香蕉叶搭的凉棚下，掌舵的事自然留给两位棕色皮肤的朋友，他们一人一支长桨，一个立在船头另一个则在船尾。他们若无其事地驾着木筏行走在汹涌急流之中，木筏迂回曲折地穿过河里横七竖八躺着的树木和沙洲之间，直奔下流而去。
神奇的河流
两岸树木林立。木筏所到之处，惊起一群群鹦鹉和另外一些不知名的色彩艳丽的鸟儿，他们惊叫着振翅飞出浓密的树林。有一两次，鳄鱼纵身跃入河里，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快我们见到一只更吓人的水中怪兽。这是一只鬣蜥，一种巨型蜥蜴，有鳄鱼大小，颈部尤其大，背上还长有鬣毛。它卧在泥土岸上打盹，好像一直从史前睡到现在，当我们缓缓经过它身边时，它一动也不动。舵手打手势，让我们不要开枪。过了一会我们又看到一条三英尺长的小鬣蜥。我们从船上伸出一根粗粗的树枝，它飞也似的逃向船行的下面，直到它认为安全为止，然后待在那儿，浑身发出一种蓝绿色的光，在我们经过时，它用蛇一样咄咄逼人的目光瞪视我们。后来我们经过一座满是羊蕨草的小山丘时，山丘顶端卧着一只硕大无比的鬣蜥。它犹如一尊昂首挺胸的化石，背后衬托着蓝天，就像一条背上长着长毛的中国龙石雕侧影，我们从山丘脚下绕过，消失在密林中，它连头都没转一下。
再向前，我们闻到了炊烟的气息，沿岸开阔处有几个草顶茅屋。岸上那些面目狰狞的人死盯着我们。他们是印第安人、黑人和西班牙人所有缺陷的混合体。他们的几艘大独木舟都停在岸上。
吃饭时，我们接替两位朋友操舵，他们在一个用湿泥控制火势的火堆上烤着干鱼和面包果。我们在木筏上的食物还有烤仔鸡，鸡蛋和热带水果。圆木排就这样载着我们飞速穿越森林奔向海洋。我们的四周浪涛滚滚，水花飞溅，可我们待在木筏上却能安然无恙。雨越下越大，水流越来越快。
当夜幕悄悄降临时，两岸乐队齐鸣，震耳欲聋。蟾蜍、青蛙、蟋蟀和蚊虫，呱呱、唧唧、嗡嗡地一齐没完没了地唱。偶尔还会有一只野猫的凄厉惨叫响彻夜空，不久又是被林中夜行猛兽惊起的鸟的尖叫。只有一两次，我们在夜航时，看到了当地人茅屋里透出的火光，以及喧闹声和狗叫声。绝大多数时间夜空下只有我们和森林交响乐队，我们一直坐到困顿和夜雨降临，才会回到叶子搭的舱内，把手枪套的扣子打开，然后沉沉入梦。
越往下流漂，茅屋和当地人开垦的田地便越密集，不久两岸村庄延绵不断呈现在面前。这里的交通工具是，用长竹篙撑的空心独木舟，偶尔也能看到一支小小的轻木筏载满香蕉驶向市场。
帕伦克河和瓜亚斯河交汇以后，水骤然深了许多。明轮汽船频频来往于文西斯与临海的瓜亚基尔之间，为了节省时间，我和赫尔曼登上了船，弄到两个吊铺，乘汽船穿过人烟稠密的平原驶向海岸。我们的棕色友人乘木筏从后面赶来。
在瓜亚基尔我和赫尔曼分了手。他将在瓜亚斯河口等木筏到来时截住轻木。然后再用海轮把轻木运往秘鲁，木筏将在秘鲁由他指挥建造，要造得和古印第安人的木筏一模一样。而我则坐上飞机往南飞向秘鲁首都利马，为建造木筏找寻一处适当的场所。
会见秘鲁总统
飞机在太平洋上空升起。一边是秘鲁的荒山，另一边则是波光粼粼的大海，这就是我们要乘木筏横渡的大海。从飞机上俯视，茫茫大海向西延伸，直至海天一色。有个念头一直盘旋在脑际：即便我们到达远处的地平线，在那边还有无数个这样的海面，一个接一个沿地球曲面的五分之一直铺过去，然后才是波利尼西亚。我想象几周以后我们坐在小黑点般的木筏上漂泊于湛蓝的大海上的景象，可我立刻止住思绪不再深想！这感觉就像坐在飞机上预备跳伞一样。
到达利马后．我乘坐有轨电车到卡亚俄港寻找能造木筏的地方。港口处处都有船只、起重机和货栈，除此之外就是海关关卡，港务局办事处等。再往下走，海滩上挤满了洗海水浴的人，只要我们一离开，这些人定会把木筏和设备拆得残缺不全的。卡亚俄是这个有七百万白色和棕色(1)人种的国家最重要的港口。我们这些木筏建造者认为，秘鲁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化比厄瓜多尔大。我看到唯一的可能性，那就是到把军港围起来的混凝土大院里面去，大铁门有卫兵守卫。这些门卫以威胁和怀疑的目光盯着我和其他未经允许在墙边闲逛的人。
我在华盛顿曾见过秘鲁海军参赞，他写了一封推荐信给我。次日我怀揣此信求见海军部长曼鲁艾尔•尼艾托。当天上午他在海军部金碧辉煌的帝国会客厅接见了我。部长大人全副武装步入会客厅，这是一位有着拿破仑般冷峻面容，身材矮小肩膀宽阔的军人，说话简洁明了。他问我有什么事，我照直说了。我请他允许我们在海军造船厂内建造木筏。
“年轻人”，部长说道，并不安地敲着桌子，“你这次走错门了。虽然我很愿意帮你，但我必须要有外交部下达的命令才行。我不能让外国人在我们的海军辖区，顺理成章地使用我的造船厂。你去外交部递交书面申请吧，祝你好运。”
可我只要一想到这中间诸多的繁文缛节就胆战心惊。康铁基生活的原始时代多幸福，那时候根本没有申请这个说法。
由于挪威在秘鲁没有大使，估计要亲自晋见外交部长很困难。我国领事巴尔将军虽愿鼎力相助，但他充其量只能带我去见外交部参事而已。如今柯亨博士给秘鲁总统的信可能派上用场了。我通过他的副官要求会见秘鲁总统唐•若瑟•布斯塔曼台•依•里维洛阁下。一两天后我得到通知，要我在十二点到达总统官邸。
利马是一座现代化都市，总共有五十万人口，位于荒山脚下的一片绿色沃土之上。由于全市遍布花园和庄园，利马无疑是世界上建筑最美的首都之一。利马的外观多山，有点像加利福尼亚或里维埃拉，其中又夹杂着古老的西班牙建筑。总统官邸位于市中心，由身着鲜亮制服全副武装的卫兵把守着。在秘鲁，身披闪闪发光的子弹带的卫兵陪我上楼，走到长廊尽头。三位文职人员登记了我的姓名。有人领着我穿过一道巨大的橡木门进了一间摆放着长桌子和几排椅子的房间。一位身穿白制服的人接待我们，让我坐下后就出去了。不久，一扇更为巨大的门敞开了，我被带进一间更为富丽堂皇的房间，一位制服笔挺相貌堂堂的人向我走来。
“总统来了。”我边想边站起来，可这还不是总统。这位身穿金边制服的人把我让到一把老式直背椅子上就走开了。我在椅边坐了不足一分钟，另一房门开了，一个仆人躬身让我走进一间陈设着镀金家具，装饰豪华，更为金碧辉煌的大厅。领我进门的人像来时一样倏忽消失了，只留下我一人独坐在一把老式沙发上，面对敞开房门的长廊。在这深宫宅院里，几间房子以外有人谨小慎微的咳嗽声都听得一清二楚。随着一阵稳健的脚步声，我连忙起立，试探着向一位身穿制服有着雍容仪表的人物致以问候。然而这一位也不是总统。我对他的话一知半解，我猜他说的是：总统向我致意，部长会议一结束，他就有空接见我。
十分钟后稳重的脚步声又起。这次进来的是一位披金饰带，肩佩金章的人。我迅速站起身一躬到地。这人加倍还礼，然后把我独自留在一间只有一把皮椅和沙发的斗室。一个全身白衣的人走了进来，我无奈地等待着他再度把我带到某个地方。可他哪儿也没带我去，只是和蔼地和我打招呼，立在原地不动。原来这是布斯塔曼台•依•里维洛总统。
总统的英语比我的西班牙语要好一点，我们相互致意后，他打手势请我落座，此时我们之间能够沟通的词汇已经用完了。手势和示意可以说明不少问题，但要弄到在秘鲁军港建木筏的许可却差之千里。我唯一清楚的是，总统完全搞不懂我在说什么，对于这一点他比我更明白，不一会他出去找来了空军部长。空军部长里维利多元帅是一位身穿军装体力充沛的运动健将。他说得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
我为由于语言障碍造成的误会表示歉意，并告诉他我要求准许进入的不是机场而是军港，元帅笑着说他只是充当翻译的。他把我的想法逐一翻译给总统听，总统听得非常认真并通过里维多利将军提出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他最后说：“假如太平洋群岛真是由秘鲁这边去人发现的，秘鲁对这次探险表示极大兴趣。如有需要帮忙的，请直言相告。”
我要求得到一块在海军辖区的围墙内建造木筏的场地，并能使用海军工厂，要求有一个存放设备的地方和把设备运到该国的各种便利条件，还要求使用干船坞和海军协助我们工作，以及我们出发时有一艘船把我们拖离海岸。
“他要什么？”总统急切地问，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的意思。
“没什么。”里维利多看着我，眼光一闪。总统放下了心，点头表示赞成。
结束会见之前，里维利多允诺说，总统会亲自下命令给外交部，授权马利内•尼艾托外长放手提供我们所需一切。
“祝你们事事顺利！”将军大笑起来，同时连连摇头。副官进来陪我们出去，一位礼宾人员在外面恭候。
最后一位队员的出现
利马当天的报上就公布了挪威探险队将乘木筏从秘鲁出发的消息，同一天还刊登了瑞典芬兰探险队已结束在亚马孙森林印第安人中间的研究工作。考察队的两名瑞典队员乘独木舟来到秘鲁，已抵达利马。其中一个是乌普萨拉大学的本奇特•丹尼尔森，他准备留在秘鲁研究印第安山民。
我剪下这段新闻。正当我坐在饭店里写信告诉赫尔曼关于造筏地点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身穿热带服装的人。摘掉白头盔以后，他的脸显得红彤彤的，像是被他的红胡子烤红的，连头发也被烧得稀稀拉拉的。这个人从野外来，但显然他的职业是教师。
“一定是本奇特•丹尼尔森。”我猜。
“本奇特•丹尼尔森。”这人自我介绍道。
“他准是听说了木筏的事。”我边想边给他让座。
“我听说了有关木筏的计划。”这个瑞典人说。
“他是来泼冷水的，因为他是一位人种学家。”我断定。
“我来问一下我能否跟你们一道去，”瑞典人平和地说，“我对民族迁徙的理论很感兴趣。”
除了他是科学家和他刚从原始森林回来这两点外，我对他一无所知。不过，如果一个瑞典人敢孤身和五个挪威人共乘木筏出海，他决不会是神经质的人。虽然不修边幅，却依然遮掩不住他随和的个性和豁达的气质。
本奇特成为第六名探险队员，因为这个位置一直虚位以待。他是唯一会讲西班牙语的人。
几天以后，当我坐飞机沿着海岸北上时，我再一次敬畏地俯瞰下面浩瀚无边的碧海。大海就像悬在天空下面一样摇摆不定。很快，我们六个人就要像微生物一样附着在下面海面上仅有斑点大小的木筏上。
宽广无垠的海水看上去就似要从西方整个海平线上往外充溢一般。我们即将成为这孤寂世界中的一员了，每个人彼此之间只有几步之遥的距离。无论如何，现在我们彼此还有活动的空间。赫尔曼正待在厄瓜多尔等木料。克那特•郝兰德和托斯坦•雷阿比刚乘飞机抵达纽约。埃里克•赫斯勒伯格在由奥斯陆至巴拿马的船上。而我自己正乘飞机前往华盛顿。本奇特住在利马的饭店等待出航，同时等候其他人。
在此之前这些人素昧平生，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个性。正因为如此，我们登上木筏后，才不会感到枯燥乏味，单只熟悉彼此的身世就需要数周。航海期间，我们最怕的不是酝酿风暴的低压雨云和狂风巨浪，而是六个人挤在一张木筏上，久而久之，会从心理上产生一场狂风暴雨。此时，一句巧妙的玩笑常常可以像救生袋那样可贵，从而化解业已存在的危机。
当我回来时，华盛顿正值寒冷多雪的二月。比恩已解决好无线电问题，并让全美业余无线电联合会对我们产生了兴趣，准备收听木筏发出的报告。克那特和塔托斯坦正忙于准备发射台，一部是专为我们服务的短波发报机，另一部是战时的特工电台。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简直不计其数。
文件夹内公文越积越厚。军方和政府的文件，白的、黄的和蓝的，英文、西班牙文、法文和挪威文的样样俱全。在这个务实的年代，连一趟木筏旅行都得花费半棵木树浆的纸！法律和规定处处束缚着人，我们必须依次解开这些结。
“我打赌这些文件有二十磅。”有一天，克那特一边打字，一边沮丧地说。
“二十六磅，”托斯坦不动声色地说，“我已秤过了。”
我母亲肯定深知当时搞筹备工作的困难，因为她信上说：“我就盼着你们六个人都能平安登上木筏！”
一日，我收到一封来自利马的急电。赫尔曼被大浪冲走，又抛回岸边，受到重创，他颈椎脱臼，正在利马就医。
我立刻派托斯坦•雷阿比和歌特•沃尔德乘飞机前去探望，沃尔德是战时著名的挪威伞兵爆破队驻伦敦秘书，现在正在华盛顿协助我们的工作。他们见到赫尔曼时，他已有好转的迹象，医生用带子把他的头吊了半个钟头才令他的第一椎复位。X光片显示他颈部最上端的骨头有裂缝，并且完全反转过来。赫尔曼健硕的体格挽救了他自己的性命。不久他就青一块紫一块，直着脖子，忍着风湿的疼痛回到了海军造船厂，原来他正在那里收集轻木准备开始建造木筏。医生连续护理了好几周，他能否和我们一起出发也大有问题。尽管他首次和太平洋拥抱就被蹂躏成这样，可丝毫没动摇他的决心。
后来埃里克从巴拿马乘飞机来了，我和克那特也从华盛顿赶来，如此我们就在利马的起点全部聚齐了。
海军造船厂和轻木筏
海军造船厂里摆放着从克维多密林运来的巨大轻木。这景象实在令人激动。在一列列令人望而却步的灰艇和驱逐舰之间，我们的造筏材料堆在那儿，有新砍的圆木、黄色的竹子、芦苇和绿色香蕉叶子。六个白种人和二十个有着印加血统的棕色秘鲁海员，挥动着板斧和长砍刀，拉紧绳子和绳结。身穿蓝色饰金制服的海军官走来，困惑地看着这些突然出现在他们引以为傲的海军造船厂的白人和原始的植物材料。
这是几百年来第一次在卡亚俄湾建造轻木筏。印加人的传说证实，他们的先辈当年就是在这一带，首次从康铁基那些后来消失的族人那里学会驾驭这种木筏的。和我们同文同种的人(2)禁止现代的印第安人建造这种木筏，因为平板式的木筏在航行中会造成不可避免的伤亡。印加人的后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一样，裤子上也有了裤线，而他们的安全则由他们的海军舰艇上的大炮来保障。竹子和轻木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这儿的生活也在进步，正迈向装甲和钢铁的年代。
高度现代化的造船厂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本奇特当翻译，赫尔曼担任总建造师，我们动用了木工和制帆车间，另外还有半座存放装备的仓库和一个小小的浮动码头，为的是方便我们动工时将木料从码头推下水。
我们选了九根最粗的圆木来筑造筏体。为防止连接木头的绳子滑落，我们在圆木上刻上了深槽。整个木筏的构成丝毫没用铁栓、铁钉或钢丝绳。我们先把圆木并排放在水里，这样，在绑牢之前它们会自动进入自然漂浮状态上的位置。其中最长的一根有45英尺，放在正中间，它的两头比其他木材长出来许多。两旁对称排列的木头则一根比一根短，木筏最外围的长度为30英尺，头部向前伸出犹如一把钝犁。尾部被切得十分齐整，只留中间三根往外凸现，上面横架一段钉上了用来固定长导向桨的锚固钉的粗短轻木。九根圆木用长短各异、直径只有四分之一英寸的细麻绳绑得牢牢的，然后在九根木头之上，每隔三英尺就横绑着一根稍细的轻木。
捆绑木筏用了三百根左右长度不一的绳子，花费了很大力气，每根绳都牢牢地打了结。筏体终于完工了。筏体上面铺了一层劈开的竹子用来做舱面，舱面是用一块块长竹排组成的，分别固定在筏体，上面再铺上竹苇编的席子。在木筏中心稍稍靠后的地方，我们用竹竿架了一间小小的四面透风的舱室，墙壁也用竹苇编的，屋顶架着竹条，上面用似皮革一般的香蕉树叶子，照铺瓦的方式一个叠一个地覆盖着。舱室前方并排竖着两根桅杆，桅杆是用坚硬如铁的红木制成，两个桅杆顶靠在一块，用绳子十字交叉绑在一起。帆檩上吊着巨大的长方形船帆，帆檩用两根绑在一起的竹蒿构成，单根竹篙力量太薄弱了。
依照当地人造筏的方法，我们把九根圆木的一端排成矢簇形，矢尖指着前方，这样木筏在水中移动的阻力就减少了，船头水面上装着低矮的分浪板。
圆木之间但凡有空隙就插入结实的枞木板，这种插板共有五块，都竖立在木筏下端的水中，乱七八糟毫无规则。插板有一英寸厚，二英尺宽，插入水中五英尺。我们用木橛和绳子把它们固定起来，它们的用途相当于平行的小型龙骨式中心板。远在发现新大陆以前，印加时期所有轻木筏都装着这样的中心板，大约是为了防止扁平的木筏被风浪吹得横着乱跑。在木筏的四周我们没有装栏杆或其他保护措施，但我们船舷两边各架了一根细长的轻木，为的是有个地方落脚。
除了船头低低的分浪板，我们的木筏在结构上同古代和厄瓜多尔的木筏分毫不差，后来事实证明那些分浪板完全是多余的。筏体完成以后，在木筏上于大局无碍的地方，我们就随意安排了，只要不影响木筏的行动和性质即可。我们明白，在即将来临的日子里，这张木筏是我们的所有。在海上，随着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筏上的细枝末节都变得一天比一天重要。
所以我们尽可能增加舱面的多样性。整个木筏并未全都铺上竹条，仅在竹舱前部和两舷没有墙壁的地方铺了竹条。舱室外面靠近左舷的地方被我们摆放成类似后院的样子，装满了绑牢的箱子和货物，只留一条小小的能走动的通道。木筏前部及竹舱后墙至尾部，九根大圆木完全没有舱面。这样，在我们绕舱室走动时，我们便从黄竹和苇席上直接走到后部的灰圆木上，然后再走到另一处堆放货物的地方。这段路虽没有几步，可这种不规则感所产生的效果，使我们心理上感到有了变化，同时也让我们在有限的活动空间所受的禁锢得到一种补偿。我们在桅杆顶上架了一个木平台，这不仅仅是为了在我们到达目的地后作望台，并且是为了能在途中可以爬上去从另一角度观海。
不吉利的预言
绿叶黄竹使木筏闪耀着金黄色且令人感到格外清新。当夹在战舰群中的木筏初具规模时，海军部长亲临视察。面对自己亲手建造的那张停泊在水中的木筏我们觉得无比自豪。在令人望而生畏的战舰群中，这只是一只令人忆起印加时代人的勇敢的小小纪念品。可这幅景象却令海军部长颇为震惊。我被召到海军部签署了一个声明海军对我们在它的港口建造的东西一概不负责任的文件。我还被叫到港务主任那里在另一份文件上签了字，文件上写明：如果我的木筏载着人和货物离开港口以后，一切风险和责任均由我们自己承担。
后来几位获准到船厂观看木筏的外国海军专家和外交官，同样给我们泼了一桶冷水。一个大国的大使在几天以后召见了我。
“你父母还在吗？”他问道。我作了肯定的答复后，他紧盯着我的双眼，语调沉重地预言道：
“你父母一定会为你的死讯万分难过的。”
作为个人，他恳切地请求我放弃这次航行，现在还为时不晚。一位看过木筏的海军上将告诉他，我们绝对不可能活着渡过海去。首先，木筏的尺寸不对，太小了，一下海就会沉；木筏的长短刚好被一前一后两个浪头举起，这时脆弱的轻木在人和货的重压之下会断裂。更糟的是，这个国家的头号轻木出口商对他说过，多孔的轻木最多只能漂过四分之一航程就会因灌满水而沉没。
情况不容乐观。但是无法改变我们的固执己见，他们就只好送一本《圣经》给我们，让上帝陪着我们出征。总之没有任何一位见过我们木筏的专家给出鼓励。一阵接一阵的风暴会把我们吹下海，把又矮又简陋的木筏刮沉，大风大浪中根本无法控制木筏，只能任其随波逐流。平常海上也是波涛不止，如果我们一直把双腿泡在盐水里，腿会脱皮，木筏上的东西不断受到海水的侵蚀会毁坏。如果我们把每位专家指出的重大缺陷一一相加，也就是说整个木筏上没有一根绳子，一个绳结、一个尺寸、一块木头不是造成我们筏毁人亡的因素。木筏究竟能漂多长时间成了一些人打赌的目标。一位狂妄的海军参赞下的赌注是：如果探险队员能活着到达南海群岛，那么队员们后半生喝的威士忌全部由他提供。
最糟的是，当一艘挪威船进港时，我们请来了船长和他最富经验的一两个老海员。我们急忙地想知道这些有航海经验的人的反应。他们一致表示风帆根本推不动这种圆钝的船头和笨重的筏体，同时船长还补充，即便我们能漂浮不沉，木筏也至少要一两年才能漂过洪堡德急流，听到这些话，我们简直灰心至极。水手长看了看我们捆绑的绳子摇摇头说，我们不用急，不到两周木筏就会解体，所有绳子都会磨断，这些大树干在海里会不停地摇动，绳子很快就会磨断，除非我们是用钢丝绳或者铁链捆绑木筏，否则我们最好收拾东西走人。
这些理论是不容弃之不顾的，只要有一个论点被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完蛋。我曾扪心自问，我是否真的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我不可能一一反驳这些意见和告诫，我不是水手。尽管如此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这底牌正是整个航行的基础，对于这一点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过去史前期的一种文明曾从秘鲁渡海传至岛上，当时秘鲁海岸一带只有跟我们一样的木筏。我的结论是，如若公元500年时康铁基的轻木能漂浮不沉，绳索不断裂的话，我们的木筏如能与他们的分毫不差，那么结果会是一样的。本奇特和赫尔曼曾进行过非常彻底的研究，当这些所谓专家惋惜唉叹之际，我所有的同伴却泰然处之，他们在利马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好时光。只是有一夜托斯坦曾担心地问我，是否对航行的方向有把握。我们去看过电影，看见陶尔赛•拉蒙(3)在风景怡人的南海岛上的棕榈树下，穿着草裙在一群草裙舞娘中翩翩起舞。
“我们一定要去那个地方，”托斯坦说，“假如海流方向和你说的相反，就太遗憾了！”
“康铁基”号命名仪式
快要起程时，我们依照惯例去护照签证处获准离境。本奇特站在最前面充当翻译。
“你的姓名？”一位呆板的小个子公文员问，透过眼镜框上方怀疑地盯着本奇特的大胡子。“本奇特•丹尼尔森，”本奇特恭恭敬敬地答道。那人在打字机上放了一张长长的表格。“您坐什么船来秘鲁的？”“哦，是这样，”本奇特俯下身来对这位温和的小个子解释道，“我没坐船，我是乘独木舟来秘鲁的。”
这人不解地看着本奇特不发一言，表格空白处打上了“独木舟”几个字。
“那么您乘什么船离开呢？”
“嗯，还是那样，”本奇特很有礼貌地说，“我不坐船，我乘木筏走。”
“说得倒蛮像回事！”办事员生气地把纸从打字机上拉下来，“您能不能正经点回答我的问题？”
起程前几天，木筏上堆满了我们的装备、口粮和水。装着军用份饭的小木筏异常坚固，这些东西足够六个人吃四个月。赫尔曼想出一个主意，把沥青熔化以后涂在每只箱子上，等于盖了一层薄膜，然后再撒上沙子以免粘连，再把箱子一个挨一个贮藏于竹条舱面底下，塞满了支架着竹舱面的九根横梁的空间。
一个晴朗的春日，我们上山，在五十六个水桶里装了275加仑饮用水。我们把这些箱桶也固定在横梁上，以便让不断溅起的海水能时时冰着水箱。我们的装备还包括一大筐水果、白薯和椰子，我们把它们捆在竹舱上面。
竹室的一角被克那特和托斯坦用来安放电台，室内地板下面的横梁中间绑着八口箱子。其中两只专门放科学仪器和胶片，其余六只分给每人一个，各人携带的个人物品以自己的箱子能容纳为限度。埃里克带的几卷画纸和吉他把箱子塞满了，他只得把袜子放在托斯坦的箱子里。本奇特的箱子由四名水手才抬上木筏的。他买的全是书，他把七十三本社会学和生态学的著作全塞进去了。在箱子上我们铺上了苇席和稻草垫，如今万事俱备只等出航了。
本筏先被拖船拖出海军区到港口转了一圈，看看货物装得是否平衡，然后被拖到卡亚俄游艇俱乐部。出发前一天，我邀请了有关人士在那儿出席命名式。
1947年4月27日挪威国旗迎风招展。院子四周的旗杆上挂着曾用实际行动支援过探险队的外国国旗。码头上全是观看这艘怪筏命名典礼的人。这些人中好多人的肤色和面容特征说明他们的祖先曾乘木筏在沿海一带航行过。不过也有以秘鲁海军和政府代表为首的古西班牙人的后代，此外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中国、阿根廷和古巴大使，太平洋英国殖民地前总督，瑞典及比利时的部长，以及以总领事巴尔为首的来自小小挪威殖民地的友人。当然不乏大批记者和咔嚓作响的电影摄影机，是的，除了管弦乐队和一面大鼓以外几乎是万事俱备。有一件事我们都很清楚，那就是如果木筏在海湾外面解体了，我们就是每人怀抱一根木头用手划，也得划到波利尼西亚，再无脸面回来了。
探险队女秘书兼陆上联系人歌特•沃尔德将以一只椰子的汁液来为木筏命的名作庆典，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更符合石器时代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因为香槟酒被托斯坦的私人箱子压住了。我们分别用英语和西班牙语告诉我们的朋友：木筏以印加人伟大的先驱太阳神“铁基”命名，他于1500年前由秘鲁出发，隐没在西方海上，而又出现在波利尼西亚。讲完后，歌特•沃尔德就命名我们的木筏为“康铁基”。她把预先敲破的椰子用力摔在木筏的头部，结果椰子汁和碎渣溅到庄严地站在周围的所有人的头发上。
命名仪式一结束，我们就拉起帆檩，抖开帆篷，帆的正中是我们的画家埃里克用红笔画的康铁基的大胡子头像。这个头像是根据提亚瓦纳科古城遗址的一座用红石头刻的太阳神头像临摹的。
“啊，丹尼尔森先生。”帮我们在造船厂干活的工头看到头像兴奋地喊道。
自从他看到一张画纸上满脸胡须的康铁基头像后，两个月来他一直叫本奇特“康铁基”先生。如今他终于弄明白，本奇特的正确称呼是丹尼尔森。
出发前我们一起去同总统告别，然后到青黝黝的远山旅行，我们想在航海以前，再将岩石和鹅卵石看个饱。我们在海边造木筏时，住到利马城外的一栋棕榈树环抱的公寓，坐空军部的车往返卡瓦俄。歌特•沃尔德想办法为探险队借了一名私人司机，现在我们请他一直把我们载到山里，用一天时间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们驱车驶过荒无人烟的道路，沿着印加时代就存在的古老灌渠前进，一直到达高出木筏桅杆2000尺，让人目眩头晕的高度。我们把这儿的岩石、青峰和绿草用眼看了个够，我们恣意欣赏眼前巍峨静寂的安底斯群山。我们想办法令自己相信，我们的确厌倦透了坚实的岩石和大地，我们要去出航，要逐步去了解大海。
【注释】
(1)西班牙移民和印第安人混血的后裔。
(2)此处指的是白人。
(3)四十年代好莱坞电影明星，专门饰演热带女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