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的恢复与斗争（1640~1642）
国王读过议会提出的条件后，两眼冒出怒火，满脸通红，说道：“若批准这些条件，我或许还保有国王的名号，但早已被权力拒之门外。我不过空有国王的虚名，徒有国王的象征而已。”从此，国王中止了一切谈判。
议会对改革政治与宗教制度的尝试
国王在指定的日期召开议会。他没有采用盛大的排场，只乘一条普通的船由泰晤士河前去威斯敏斯特，以避人耳目。他的讲话空洞、态度扭捏。他答应缓解民间一切疾苦，却坚称苏格兰人为反叛，还竭力要求把苏格兰人驱逐出境，好像战事仍在进行似的。下议院代表冷冰冰地听他讲话，态度还算恭敬。议会开幕式的出席人数前所未有的多，而他们在国王面前表现这样的傲慢神情，也是破天荒第一次。
国王刚走出议会，他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就从人们的谈话中明显觉察到公众的愤怒，这种愤怒甚至超过了他们所担心的程度。上次解散议会，就连最温和的议员也发了火。如今没有人谈到和解或谨慎，他们说，时机到了，要运用议会的全部力量来铲除所有滥用权利的事，要斩草除根，不留一点剩余。尽管议员们的力量各有大小，却都具有崇高的思想，大家团结一致，同国王对垒。国王和教会在这十一年间，千方百计地强迫国人服从他们的统治，却未能达到预期效果。他们发现自身软弱无力，就想求助于议会。可议会却相信他们有能力行使自己的主权，不必受国王牵制。
他们先毫不含糊地宣布了所了解到的全部疾苦。各议员把他们所代表的地方请愿书读给众人听，建议在议会能够采取更有效的措施以前，至少也要先投票议决他们申诉的内容是否合法。几天之中，国内各地都提出了各自的意见，议会把所有的苛政行为——专卖、船捐、滥捕、主教们的擅权横行、非常法庭的胡作非为，一一加以揭发和谴责。没有人反对这些议案，院内的意见是如此一致，有几个议案还是不久之后就成为国王亲信的人[ 指约翰·科尔佩珀爵士、迪格比勋爵、福尔克兰勋爵等人。
]提出来的。
议员们认为这样好像还不足以暴露全部真相，于是派出四十多个委员调查弊病，接受市民的疾苦申诉。每天都有商人和农民成群结队地来议会呈递当地的申诉书。无论以什么形式，无论是从哪里送来的，都有人热情地接收；无论是泛泛地控告整个政府，还是指名道姓专门针对某人，议员们全都相信确有其事。委员们权力无限，没人可以拒绝他们，即使沉默地拒绝也不行。枢密顾问官们若被传证，也得直言汇报他们当日商议的是什么事。
凡是替国王办事的人，不问级别高低，只要参加执行过议会所斥责的措施，就被称为“失职者”。每郡都列出了本郡中失职者的姓名。议会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立刻传失职者来，勒令他缴纳罚款，或监禁他，或将他的财产充公。
议会在审查议员们的选举时，宣称曾被授予专卖权的人都没有担任议员的资格（1640年11月9日）。1641年1月21日，有四个议员因此被除名，也有因为选举不符合规定而被除名的议员。其实这些都没有合法的根据，只是因为人们不信任他们的意见。有两个声名狼藉的专卖者亨利·迈尔德梅爵士和惠特克先生，却因为投靠了占统治地位的一派，而毫无阻碍地当上议员。
国王的臣仆们看见下议院拥有如此大权，又有如此坚定的决心，无不感到危机四伏，防卫无方。国王企图掩饰自己的忧虑不安，而将自己隐藏在无所作为的帷幕之下；法官们害怕得发抖，不敢保护一个罪人；主教们看到新制度、新仪式处处被人抵制，也不敢阻止。牛津主教约翰·班克罗夫特，因为不堪骚扰再加上恐惧，突然去世了。长老会的牧师们，未经任何合法步骤，就恢复了他们原来的教职和讲坛；所有不奉国教的教派又公然聚会起来；各式各样的小册子可以随便流通。国王和主教们的专制表面上仍然存在，但全都无法行使，毫无实权。
斯特拉福德已预料到这样的形势。他曾苦劝国王，免除他出席下议院的任务。他告诉国王，如果自己在议会里，不但不能替国王效劳，反而会妨碍国王事务的正常进行。但是国王急于要斯特拉福德前来，就下了命令，并保证能够使他免受任何危险。斯特拉福德还是犹疑不决，国王再次请他，他只好冒着危险启程。他决心根据最近搜集到的证据，亲自到上议院控告下议院的几个主要议员，控告他们煽动与协助苏格兰人入侵英国。皮姆和他的朋友们得知斯特拉福德快要动手，就决定先发制人。斯特拉福德于11月9日到伦敦。10日，他因劳累而发烧，养病在床。11日，下议院紧闭院门，皮姆突然提议以叛逆的罪名弹劾他。只有福尔克兰勋爵一人虽是斯特拉福德的仇人，却敢说句公道话，认为本案应调查后再进行。皮姆说道：“稍微迟缓，也许就全盘失败；如果伯爵与国王谈一次话，议院也许就要被解散；况且，本院不过是弹劾，又不是当裁判官。”于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立刻将弹劾案送到上议院。
斯特拉福德此时正和国王在一起，他一得到消息，就立刻赶去上议院，而皮姆已先到了。他看见院门紧闭，门官迟疑地拒绝他入院，他就很生气地怪罪门官。他向会议厅走去，打算入座，却被人请出。一小时之后，才传他进来，上议院告诉他，贵族们接受了弹劾他的陈诉，并根据下议院的要求，决定将他监禁到伦敦塔。他想说话，但议院不许，命令立即执行。
接下来，下议院又弹劾了劳德和国王的其他几位大臣。其中有个叫芬奇的，在议院低声下气地忏悔，请求议员们原谅（12月21日）。党人们听了很高兴，这是国王的大臣第一次拜倒在议会的威权之下，于是准许他在限期内出国。有几个议员看到这样不公平，就很诧异，但那两个巧妙的领袖皮姆与汉普登却乐于鼓励反对党的卑劣行为。后来又着手弹劾了两个主教、几个神学家、六个法官。他们拼命抓住不放的，只有弹劾斯特拉福德一案，于是指派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负责详细调查他的生平，要在他的言语和行动中寻找叛国的证据；在爱尔兰也成立了一个同样的委员会，协助议会调查；苏格兰人发表了一篇刻毒的声明，表示如不对他们最残酷的仇人加以严惩，军队就绝不撤出境外。三个国家居然联合起来反对斯特拉福德这么一个犯人，大众却并不觉得这么做过分。
下议院议员们已从敌人手中得到解放，下一步就是把政权夺过来。他们议决供应的只是零星小额款项，仅够维持很短一段时间。他们选派几个委员拨发这笔款子。关税也是每两个月议决一次，以后再随时议决重拨。众议员们以自己的名义向本市的同党和本院的议院们借款，以他们的允诺还款作为唯一的担保，这就是公债的起源。国王想要遣散两支军队，尤其是苏格兰军队，国王说他们继续驻扎在英格兰境内是加重北方几郡的负担。下议院却需要这两支兵，而且觉得人民能够忍受这种负担。不仅如此，他们在颁发军费时甚至还优待苏格兰军队。他们还说，苏格兰人曾给予英吉利人以兄弟般的支援，因此议决送给苏格兰三十万镑的补贴款。同苏格兰谈判议和的是下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而不是国王的内阁。现在大权全归下议院，国王的枢密顾问官们甚至不能决定最细微的事，他们无事不请示下议院。法庭已经宣布过的判决，国王及宫廷的私事，都要归平民代表们处理。他们说当初惩办普林、伯顿、巴斯特威克、莱顿以及利尔伯恩等人不合法，命令恢复他们的自由（11月7日）。一听说他们回来，就有五千人前往欢迎他们，大街上到处张挂着旗帜，男人们的大帽上都插着迷迭香和桂叶。人民的狂欢和国王的懦弱，促使平民代表们独揽国家大权，各种力量汇集起来，拥戴他们的统治。
他们第一次改革制度的尝试，即使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君临天下的气势，也宣布了他们的独立。1641年1月19日提出一个议案，规定至少每三年召集一次新的议会。如果国王不召集，那么只要有十二个贵族在威斯敏斯特集会，就可以不经国王同意而召集议员开会；如果贵族们也不召集，郡长与市政官员可以进行；如果郡长忽视不办，那么市民们有权召集人选举代表。不经两院准许，不得解散或停止议会，而且只有在开会五十天后才能解散或暂停议会。同时，选举各自议长的权力，完全属于两院自己。1月23日，国王听见这个议案，打破了保持已久的沉默，召集议员们到白厅，说：“我喜欢召开议会，它是国王与人民之间沟通的好工具。但你们要把该由我来办的事交给别人，我却绝不能让步。”下议院听了国王这番话，反而催促赶快通过这个决议。2月16日，因为没有拒绝的理由，国王只好让步，又想保持他的尊严，于是说：“我不知道你们将来有什么问题要我让步，目前为止，你们还没有让我受到鼓舞，因为你们所进行的事只是为了你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富国强民。你们几乎把政府机关弄得一团糟，简直乱套了。一个巧手的修表匠，为了清洁一个表，把零件拆卸下来，等重新装好后，这个表应该走得更好。现在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事，你们也该知道你们要做些什么了。”
两院议决致谢国王，就马上进行改革工作。接下来议决废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教会法庭等所有非常法庭。没有人反对这几个议案，甚至连辩论也没有，有的只是关于民间疾苦的申述。这个时候还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政治改革的具体后果和影响程度，人人都赞成政治改革，可是没人思考自己的意向和动机。但有一群目光远大的人，例如汉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普尔顿等，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将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权利从国王手中夺过来，移交给议会。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民的权利，是人民唯一可靠的保证，他们不得不走这一步。许多人跟着他们走，其中有激烈的信奉异端的人，也有极其活跃但还不知名的议员。克伦威尔和亨利·马丁，曾多次发言反对国王或政体，但他们在议会中还无足轻重。大多数议员以为取缔种种弊政之后，他们就可以恢复到所谓古老英国的情形，国王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是要接受两院的约束，把它限制在法律范围以内而已。这就是大家都同样向往的政治改革，尽管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希望，如今却正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逐渐完成。
宗教方面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从一开始，人们的见解和愿望就并不相同。1640年12月11日，伦敦市递上一份有一万五千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完全废除主教制。几乎同时，有七百名教士只要求废止主教们干预政治之权和教堂里的专制。不久，又有各郡递来的十九份请愿书，据说有十几万人签名，呈请保留主教制。议会中也有各种不同看法。伦敦市的请愿书差点被下议院拒绝，经过一番很激烈的辩论后才被接受。1641年3月9日，有人提出一个议案：凡是教士都不能担任官职，主教们不许参加贵族院；11日，为了劝导下议院议员们通过此议案，长老会答应不再提进一步的议案。不料这个议案竟遭到贵族院否决。长老会非常愤怒，就要求取消主教职权、教长职权以及牧师会，同样遭到反对。有段时间，两院好像一致同意制止各地公众礼拜中的混乱问题，不料过了几天，他们又出现了争议。下议院议员们未通知贵族院，就派委员们前往各郡，从教堂里取出神像、神坛、十字架等偶像崇拜的遗留物品。贵族们听说独立派人士公然再开会议，就召集他们的领袖来听审，还责备了他们。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当时全国并没有占绝对优势的意见。一些人因为信仰或个人利益，坚持主教们拥有神赋之权；也有人把主教制看作一种世俗制度，认为它是君主制中不可缺少的；许多人主张不许主教干预公众事务，却愿意保留主教们做教会的首脑；那些最开明的人则认为，无论哪种教会体制都没有神赋的权利，也不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因此议会永远有权更改它，而公共利益才是决定主教制存留与否的唯一根据；长老会觉得主教制就是福音书中所谴责的偶像崇拜，他们反对天主教的礼拜形式，要求恢复被主教们夺走的神权。
政治改革初步成功后的一段时期，这些不同意见阻碍了议会的进展。每当讨论宗教问题时，宫廷的反对者们就从本来一致的立场转入分裂。情况变化不定，没有哪一派能够占主导地位。皮姆、汉普登等政党领袖们，刻意容忍长老会派，支持他们最大胆的议案，但人们都知道他们心里只想削减主教们的干政之权，并不想改变教会的根本体制。在最为众望所归的贵族之中，却有许多拥护主教制的人。有几个精明的人就此劝国王利用议会的分歧，大胆地将宫廷大事拿来和政治改革家们商讨，以便阻止政治改革家与宗教改革家的联合。
谈判就是这么开始的。汉密尔顿侯爵对此出力最多，他常常很热心地在各派中居间调停。贝德福德伯爵是个温和的人，在上议院颇有影响，为公众所敬重，他也参与了磋商。国王同意先成立一个新的枢密院，贝德福德、埃塞克斯、沃里克、赛伊、金布尔顿等勋爵奉召进入。他们全是民党，其中还有人很热心地在反对派中办事，地位都很高。新的枢密顾问官们不肯同他们的朋友分离，他们反复向国王说明，他所痛恨的那些下议院领袖是如何重要的人物。这几个人并不拒绝国王的主动表示，但也并不热心。如果他们接受这个表示，就能达成他们全部努力的主要目标，可以取得合法权利，强迫国王承认他们成立的内阁，使国王接受议会的意见；但国王的条件是挽救斯特拉福德并保全教会，换句话说，就是要议会恢复他们最可怕仇敌的自由，和他们最亲密的朋友绝交。双方彼此互不信任，但最终还是提出了明确建议。贝德福德被委以财政大臣之职，皮姆为管库大臣，霍利斯为国务大臣，圣约翰升为总检察长，汉普登做威尔士亲王的老师。
但是双方在谈判的时候，其实都不抱多大希望，也许甚至并不期望能成功。不满情绪逐渐在军队中传播，有几个军官——也是下议院议员——当众表示不满。威尔莫特委员在议会中说道：“倘若苏格兰人要钱，只需一开口要求就可以到手，那么英吉利的士兵就会学他们。”不久，就有人把这种情绪告诉王后，她便积极通过宠臣亨利·杰明在白厅接待英国军人，对他们的处境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王后态度客气，情绪活跃，不费多少口舌就说服了他们，使他们相信国家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于是双方多次秘密开会，提出各式各样的计划。有人提议立刻将陆军开往伦敦，将国王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其他较为冷静明智的人只是建议军队递一份请愿书给议会，表明效忠国王和教会；也曾讨论过寻求外国援助，如在葡萄牙、法兰西招兵。这都是一些轻率的想法，并无什么效果可言。和这些宫廷阴谋有关的，是一些陆军军人。他们也在陆军内部进行一些活动，但都徒劳无功。许多心怀不满的人来往于军营与伦敦之间，小册子在军队营盘中到处流传。不久后，国王召见珀西，他是诺森伯兰伯爵的兄弟，也是阴谋者之一。国王看到一份请愿书的副本，其中有许多威吓议会的话。国王同意了这份请愿书，并违心地签上自己姓名的首字母，以便增加和此事有关的领袖们的威望。
请愿书并未递上去，但这件事没能瞒过不信任宫廷的全国人民。一旦他们的不安情绪被激起，他们就会把言辞当作计划，把计划当作行动。大批自告奋勇的侦探，在公众场所收集军官们的不慎言语，然后汇报给皮姆。计划并未付诸实践，可国王竟听信了许多将会招致最可怕灾祸的建议。下议院的领袖们已得知这项建议，却秘而不宣，要等待合适时机。他们甚至不曾中断用国王名义进行的谈判，其内容是委派他们担任官职。但从此以后，他们不再犹豫不决了，他们和狂热的长老会密切联合。他们只信任这派人，认为他们是无限忠诚的，有坚定不移的原则，他们要求完成一项革命，且拥有完成这项革命所必需的群众力量。与此同时，下议院已下定决心要杀死斯特拉福德了。
斯特拉福德的受审与死亡
3月22日，对斯特拉福德的审讯开始了。下议院全体议员都坚持要出席法庭，以支持这个弹劾案，和他们一起出席的，还有专程为此案前来的苏格兰及爱尔兰委员们。八十位贵族充当法官。下议院议员们希望主教们也到庭，但他们辞谢了。国王与王后坐在贵族席位上面的一处厢座里，他们急于看清全场的动静，国王要掩饰他的痛苦，王后则要掩饰她的好奇心。看热闹的人成群结队，有男有女，多属上等阶级，他们都是被这轰动一时的场面、审判案情的重大以及受审人的众所皆知吸引来的。
斯特拉福德经过水路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他从拥挤的人群中走过，既没有发生混乱也没有人侮辱他。他因有病在身已经驼背了，但眼睛还是和年轻时一样炯炯有神、傲然自若。群众见他来，脱帽让路，他也对他们还礼。他认为人民如此多礼是一个吉兆。他并没有断绝希望，他曾细心研究过他们的控词，毫不怀疑自己能够洗刷大逆不道的罪名。只有爱尔兰的控词令他惊骇，他不能理解，一直对他唯命是从的爱尔兰，怎么突然间改变了态度？
第二天，一个偶然事件让他知道了自己的真实处境。当时他说：“我预料我将轻而易举地驳倒那些心怀恶意的仇敌们的诋毁。”办理这件重案的皮姆很生气地训斥他说：“你的这番侮辱性言辞是针对下议院的，你说他们是心怀恶意的仇敌，我宣布，这就构成你的罪行。”斯特拉福德听了一惊，双膝跪地，道歉求饶。从此以后，他完全镇静地控制自己，不让自己流露出丝毫的怒意和不耐烦，也不再说一句招人反对的话。
有十三个人轮番控告他，他单枪匹马地进行辩驳，没有人协助他。很多条控诉无可辩驳地证实他犯了不公正与暴虐之罪，还有很多不符事实，都很容易地被他驳回了。事实上，没有一条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叛国罪。斯特拉福德拼尽全力洗刷叛国的指控，他很雅量地批评自己的短处、弱点，他以谦恭的态度对待对方的猛烈攻击，以不带一丝侮辱的语言证明对方采取的审讯过程都是感情用事，而且于法不合。他的对手们使用种种不名誉的方法为他的辩护设置障碍。他克服了下议院的百般阻挠，才找到几个律师来帮助他，但对方既不许律师摆事实，又不许他们询问证人；被告方面要传自己的证人，对方也不许。期特拉福德只要有机会，就要求他的权利。法官们若同意，他就感谢他们；法官们若拒不承认，他也没有怨言。他的仇敌们看到他能干的自我辩护所造成的拖延，就十分生气，他不过回答道：“我认为，既然你们有这么多的权利对我作致命的打击，我也有同样多的权利来保护我的性命。”
由于他的成功辩护，原告们狼狈不堪，弹劾委员会甚至觉得败局已定，至少叛国的罪名已难以成立。对此下议院议员们十分不安：这个伟大的罪犯，法律条文竟有利于他，他快要胜利了；改革的事业还未成功，又要遭受最危险仇敌的攻击了。于是他们决定采取最大胆的突然一击。1641年4月10日，残酷卑鄙的阿瑟·海斯勒利格爵士提议宣布斯特拉福德有罪，并以议会决议的形式判刑。这种程序并非没有先例，但所有先例都发生在暴政时代，而且统统被谴责为罪恶行为。下议院找到几张字条作为补充证据，证明斯特拉福德犯了叛国罪。这些字条说他曾在公开会议上，劝国王用爱尔兰军队弹压英吉利，尽管那些话本身不用做那么恶毒的解释，而且已被几个枢密顾问官和阁员的证词所否定。这个议案立刻通过了第一读。有人认为他们为公道而牺牲法律，也有人说他们为需要而牺牲公道。
这些都是在审判进行的时候做的。4月13日，斯特拉福德又开始为自己进行辩护。他的发言很长，他以卓越的雄辩才能表明，无论根据什么法律都不能证明他犯了叛国之罪。在法官们的心中，对被告人发言的信服程度日益增加。在场的听众听完他的辩白，也开始可怜他、称赞他。皮姆正要回答，斯特拉福德看着他，露出极端轻蔑的神情。皮姆为之不安，两手发抖。他眼前放着一张纸，纸上写着他已准备好的答话，却找来找去找不到合适的内容。最后终于把这段话匆匆念完，却没有人听，答话和议员的感情也格格不入。
激情过去了，但愤怒还在！皮姆与他的朋友们愤怒到极点，4月14日，他们匆匆通过了剥夺犯人公权的议案。一些有声望的人反对这个议案，但都归于枉然。现在他们只能采用这个办法了，因为他们清楚，法官们不会定斯特拉福德有罪。他们甚至打算立刻停止审讯，不听取斯特拉福德律师的发言。贵族们坚持听取律师们的陈诉，可众议员不作答复，甚至不听他们讲话。四天之后，尽管迪格比勋爵（他原本一向最反对斯特拉福德）竭力反对，那个剥夺公权的议案仍然通过了第三读。
国王得知此事后，只想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拯救斯特拉福德。他写信给斯特拉福德说：“你尽管放心相信我，无论你的生命、财产还是名誉，都不会受到损伤。”他向下议院议员的领导人作出种种让步，还与人商定让斯特拉福德逃走的阴谋。但是这些阴谋损害了谈判，谈判又损害了阴谋。每天都有拯救伯爵的新计划出现，又一个个宣告失败。最终，国王不理会斯特拉福德自己的判断，召集两院来，承认斯特拉福德的错误，答应永远不再起用他，甚至连一个警官也不给他当；同时却宣言，无论什么辩论和恐吓，都不能使他同意处死斯特拉福德。
但是下议院议员们寸步不让，他们的胆大妄为超过国王的想象。自从剥夺公权的议案送达上议院，群众每天携带武器，喊着“我们要公道！”包围威斯敏斯特大厅，威吓迟迟不投票的贵族们。阿伦德尔[ 蒙哥马利勋爵。
]被逼下车，他答应推动议会满足群众的要求，央求群众先退下。有五十九个众议员投票反对这个议案，群众就把他们的姓名张挂出来，还写道：“这些人都是斯特拉福德的同党，他们是卖国的叛徒！”5月3日，贵族们奉国王的命令，对这类不合规矩的行为向下议院表示不满，下议院议员们却置之下理。议案还是毫无着落，就有人决心使用当初保留的那决定性的一击。皮姆利用复仇心理和恐怖心理，宣布宫廷与军官们正阴谋攻打议会。议院与人民顿时陷入一片恐慌之中，5月11日，议决关闭议会大门，拆开每一位议员的书信。到处都流传着荒诞绝伦的谣言。就在人心动摇的时候，下议院巧妙地巩固了它的力量。两院议员们效法苏格兰人盟约的模式，也宣誓订立一个同盟，以保护基督教和公众自由。下议院议员们想把这个同盟推广到民间，他们宣布，凡是不肯宣誓参加盟约的，一概不许在教会和政府中任职。5月7日，又提出一个议案，宣布若不经议会本身的同意，议会永远不能解散。贵族们想修正这个议决案，也徒劳无功，上议院已被下议院征服。法官们宣告，斯特拉福德已在法律上构成叛国之罪。5月7日，剥夺公权的议案交付最后评议，参加审判的贵族有三十四名缺席，出席的人中有二十六名投票赞成，十九名投票反对。现在只等国王批准啦。
查理还在反抗，他招来斯特拉福德的妻舅霍利斯，痛苦地问道：“怎样才能救他呢？”霍利斯说，斯特拉福德应呈请国王特赦，国王则亲自到议会面交斯特拉福德的呈文。霍利斯当场替国王写下一篇演说词，同时答应尽力劝他的朋友们给斯特拉福德以放逐处分了事。布置好以后，君臣就分头行动。有人说霍利斯的计划本已有几分成功，可王后向来仇视斯特拉福德，又听说斯特拉福德为保命，正要揭发他所知道的王后的阴谋，王后就害怕起来，用她的怀疑和恐惧来纠缠国王。查理被王后的眼泪所打动，自己做不了主，就召见顾问官和主教们。只有伦敦主教贾克森劝国王服从良心的指导，其余的主教们，尤其是一向爱好阴谋的林肯主教长期反对宫廷，力劝国王牺牲一人以保全君位。这个主教才走出议事厅，就有人将斯特拉福德的一封信交给国王，其中说道：“陛下，经过长时间艰苦的思想斗争，我得出唯一合适的结果，就是一切私人的利益都要让位于陛下以及国家的幸福。我请求陛下批准议案，以清除阻挠国王与臣民同心同德的一切障碍。陛下，我既在这里表示同意，那么陛下便不会愧对上帝和良心。我的灵魂快离开我的肉体了，蒙上帝施恩，现在我以无限的满足宽恕所有人对我做的所有事，我只求陛下施恩于我可怜的儿女们。”
次日，国务大臣卡尔顿代表国王告诉斯特拉福德，国王已同意那件决定他命运的议案了。国王本答应霍利斯亲自前往议会请求特赦伯爵，此时便只打发威尔士亲王送去一封信，信尾附言：“倘若一定要处死他，请暂缓至星期六再执行。”议会没有理会国王这个冷冰冰的要求，吩咐次日便行刑（5月11日）。
斯特拉福德在伦敦塔总管的陪伴下赶赴刑场。他徒步走出狱门，走在卫兵前头，四处张望，好像他正大踏步走在一列军队前面似的。当他走过劳德被囚的屋子时，劳德已在窗口相候。此时斯特拉福德鞠躬说道：“大主教，请你祈祷，请你赐福。”大主教两手伸向他，不料他的心不如他的朋友那么坚强，年纪又老，精力不济，便朝后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斯特拉福德继续往前走，说道：“大主教，我向你告别啦，但求上帝保佑你的无辜！”他走到断头台，毫不迟疑地登台，跟随在后的有他的兄弟、教会牧师以及几个朋友。他跪下一会儿，随即站起来对群众说道：“我愿我们的王国享受人间一切繁荣。我在世时，一直为此不断努力；在临死之时，这也是我的唯一愿望。但是对于听我说话的各位，我请求你们扪心自问，认真审视，在开始改革一个国家的时候，是否就要用血写出这个改革？希望你们回家之后，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切勿让我的血，成为你们之中任何人的罪过。但是，我怕你们正在走错的道路。”他又跪下，祈祷了一刻钟，随后转过头来，向他的朋友们告别。他脱下袍子，说道：“感谢上帝，我并不怕死，也不会被任何失败吓倒，现在我很高兴地脱下我的夹衣，如同我平日上床前脱衣时一样高兴。”他喊刽子手过来，宽恕了他，祈祷了片刻，把头放在砧上，自己给刽子手做出动手的信号。他的头最终落下，刽子手高举这个头给众人看，说道：“上帝保佑国王！”人们一阵狂呼乱喊，有几群人散往市中，大声叫喊，庆祝胜利；也有些人不声不响地散去，他们虽然亲眼看见仇敌人头落地，心里却充满怀疑和不安，不知道这一切是否公道。
爱尔兰暴乱
上议员们看到许多人的怀疑与不安，自己也感到心绪不宁，只能全力将这种感觉抑压下去。下议院的势力从未像现在这样雄厚，但他们还需要得到保证。他们的权力越大，就越发趋向于专制。下议院重新审查民间疾苦，具体宣布废除星法院、北方法庭、高等审院等所有专制独裁法庭。7月5日，国王在犹豫了两天之后，还是允许废除。政治改革，至少是最初所设想的政治改革，好像已大功告成，但是宗教问题的斗争却越来越明显。一切反对教会的议案又重新提出来，苏格兰人甚至公开要求两国采用统一的礼拜仪式。两院在宗教改革上一事无成，又被许多感情和五花八门的宗教计划弄得头昏脑涨，使他们在审议程序时显得毫无把握，疲惫不堪。不奉国教的派系胆子越大，正统教会就越动摇。上议院一向是教会的坚定支持者，而现在所有情况都显示出教会的衰落。提案上不再特别列出主教们的姓名；上议院的职员宣读提案时，背对着主教们的席位；在公开的典礼上，非教会的贵族位次也排列在前面。这种情形瞒不了长老会派的目光。他们不停地攻击，充当政治改革派的领袖，支持改革派所取得的权利。表面上看，长老会派在宗教改革中好像失败了，其实正趋向胜利。
国王忽然想起访问苏格兰的计划，他说两国要签订和约，需要他亲自到场。这时又有人说，王后以身体不适为由，准备前往欧洲大陆。国人早已疑心王后与大陆诸国暗中勾结，如今国王与王后突然同时出行，更加重了人们的怀疑。人们的疑心是有道理的。查理在伦敦无权无势，身边不过是一群无用的大臣和顾问官，他的思绪自然就转向他祖先的王国与欧洲的专制帝王们。下议院议员们并没将他们的怀疑表露出来，但他们要求王后不离开伦敦，同时要求国王暂缓启程（6月26日）。查理因此流露出不悦的神色，为了假装他自己的答复无足轻重，就要下议院议员们去问苏格兰的委员团和王后。苏格兰人自愿同意国王暂缓启程，王后也答应不走。下议院议员们暂时放心了，于是催促查理遣散军队，在此之前他们有意推迟了这个要求。下议院给军队写信保证立刻发给他们所要求的军饷。为了筹措军饷，许多热心市民熔化了他们的金银器皿，国王又下令借款及抽收新税。但是遣散军队进行得很缓慢，一来钱款不够，二来许多军官有意为难。国王暗自庆幸，因为这样能让下议院议员们再度焦急。8月8日，国王答应暂缓出行的期限已到，下议院议员们又要求国王再次延期，可是国王声称他要尽快动身。下议院便要求国王出国的时候，指派一人摄政，以便国事不致停顿。国王却只是委任埃塞克斯伯爵为特伦特以南的大将军，他觉得不需要再做其他事了，便于8月10日离开伦敦。他满怀希望，但谁也不知道希望的根据何在。
下议院决定在国王出行的时候，严密注视他的行动，并重新激发各郡党人们的热心。8月27日，在开会两个星期毫无收获之后，暂时休会。许多议员想料理私事，或略作休息，但领袖们却不肯偷懒。汉普登带领一个委员会前往苏格兰，要在国王身旁密切留心议会的利益；另一个委员会以皮姆为委员长，于议会休息期间坐镇威斯敏斯特。上议院也有许多议员散往国内各处，传播他们的意见和忧惧。两党都以暂时的休战作掩饰，各自在外寻求新的力量，考虑展开新的战斗。
英吉利军队正在遣散，苏格兰军队则在回国途中。国王想联络他们的意图流露得太明显，以致办理遣散的霍兰勋爵写了一封信给埃塞克斯伯爵，表示对此事很不放心。查理一到爱丁堡就向议会和苏格兰教会的所有要求让步，如每三年召开一次议会，放弃国王的古老权利，惩办反对《盟约》的重要人物，连议会要干预国王选派阁员之权也答应了。国王屈尊参加长老会的礼拜仪式，做得很严肃，毫无迁就之色。他优待誓约派领袖们，无论他们是教徒还是教士，是贵族还是市民，他毫不吝啬地赐给他们头衔、官位以及年金。
10月初，忽然有谣言传遍爱丁堡，说议会里最有势力的贵族汉密尔顿和阿盖尔已离开议会，躲进金内尔堡（汉密尔顿兄弟兰拉克伯爵的住宅）以逃避拘捕或暗杀。国王大发牢骚，说这些谣言侮辱了他，要求议会逐出汉密尔顿，直到国王恢复荣誉为止。议会下令调查，最终作出报告说，国王没有必要要求赔偿名誉，逃亡者也没有必要恐惧。两个贵族果然回到议会来，对此事却一言不发。查理也是这样。
双方都不愿让人知道更多的情况，那事实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王想争取苏格兰来反对英格兰，因而作出许多让步，并想设法打倒两个王国内的仇敌。他知道，英格兰中心怀不满的人曾同苏格兰誓约派秘密通信，或许这就是苏格兰兴兵入侵的原因。他亲自来寻找证据，打算回国后指控议会的领袖们，他深信法官们会判这种私通外国的行为为叛逆。蒙特罗斯伯爵是个年轻而大胆的人，原效忠于誓约派，后来重新得到国王的恩遇。他答应替国王找出证据。但是查理到达北方之前，阿盖尔截下一封密码信，这就引起苏格兰人的怀疑，将蒙特罗斯监禁起来。后来，蒙特罗斯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出监狱，把他知道的消息全部告诉国王，他控告汉密尔顿和阿盖尔参与阴谋，说服国王立刻拘捕这两个贵族。查理一向冲动行事，完全没想到这样粗暴的举动会对他想言归于好的人民产生怎样的不良后果。他同意了蒙特罗斯的全部意见，阴谋与让步同时进行。不料计划执行时，两个贵族早已得到警告，公然离开，使全局失败。
苏格兰议会很明智地尽力压下这件事，议会不怕有危险，但也不敢走极端。国王想掩饰此事，便提升了两个贵族，晋封汉密尔顿为公爵，阿盖尔为侯爵，并封莱斯利为莱文伯爵。但是汉普顿和他的委员会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赶快报知伦敦，当时议会即将开会。议会领袖们很恐慌，他们虽然不信任查理，却没料到会有这种危险。领袖们一直以为关于苏格兰叛乱的所有事情已在和约中得到赦宥。国王既然这样执拗不化，他们也决不能妥协，尽管这些人都是不走极端的温和人士。下议院议员们第一天开会，就请求埃塞克斯伯爵派卫兵保卫议会安全。伯爵立刻照派。两院领袖们在开会时互通消息，商量对策。纽波特勋爵说道：“国王若阴谋反对我们，他的妻室和儿女全在这里。”大家听了这话反而更加恐慌，因为他们还不敢利用国王的妻室和儿女来煽动人民。苏格兰既然不曾发生什么事变，伦敦就没有什么可揭露的。
11月1日，忽然传来消息，爱尔兰发生暴动，势态凶猛，基督教和议会都受到威胁。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在各处起事，要求礼拜自由和政治自由。他们出示了所谓的国王委任令，并宣布要将国王从英格兰的清教徒手中解放出来。这个阴谋酝酿已久，只有都柏林在爆发的前两天晚上听到风声，但政府已没有更多时间采取保护措施。变乱一起，乱党势如破竹，在各处都没遇到什么障碍。爱尔兰的基督教徒，随处都可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攻击，受尽种种折磨。伦敦得到最令人难过的消息，听说有无数人死去了，受尽前所未有的痛苦。事实上，这场灾祸如此之大，即使按照各人的恐惧加以夸大，仍然与事实相符。他们是一个半野蛮的民族，死抱着野蛮制度不放，压迫者们还阻止他们摆脱这种制度。现在压迫者出现内讧，半野蛮人自然是欣喜欲狂地抓住解放的希望。他们的过火行为，使得旧主人张皇失措。英格兰的当权者们此刻简直无法抵抗。议会心中只有对斯特拉福德与国王的仇恨，一心倾注在英国确立民权自由的计划上，却忘记了还要在爱尔兰保留专制虐政。那里国库空虚，戒严法已废除，陆军缩小成一支微不足道的队伍，君权也被解除武装；政府甚至违反国王的意图，被禁止遣散的爱尔兰兵投效外国，这些士兵就成为暴动的力量。当时，莱斯特伯爵已奉命接任斯特拉福德的职位，不过还没有驻扎到爱尔兰；总督公务暂时归两个法官办理，他们既无才能又缺乏影响，仅仅因为他们都是热心的长老派，才取得这样的职位。
整个英格兰都响起充斥着恐惧与仇恨的反对天主教士的声音。国王在苏格兰得到消息，就赶快告知议会，宣布他在苏格兰人的帮助之下已经开始进行平乱，但是将来对此事的处理完全交与议会办理。查理与暴乱并无关系，费林·奥尼尔爵士拿出的国王委任令只是一份伪造的公文。但是众人都知道，国王与爱尔兰人总是有些不清不楚的联系。他并不帮助叛党，丝毫不想同叛党联络，但也不急于平乱。他把责任交给议会，如果平乱出了差错，就让议会来承担国人的指责，自己则可以避免预知其事的嫌疑。但是民意激昂，他既缺乏真心诚意，就骗不过人民。下议院领袖们的手段更巧妙，他们的不安已经消失，爱尔兰乱党的宣言使英吉利人以为自己陷入危境，议员们正好利用这种高涨的情绪。尽管下议院接受了国王交付的平乱权力，但他们的注意力并不在此，送往爱尔兰的军队和粮饷都不充足，而且还进展缓慢。他们现在准备针对英格兰，采取一个决定性的、出其不意的手段。
11月初，一个委员会奉命撰写一篇《大抗议书》。书中将以往的弊政和疾苦说得漆黑一片，详述了国王的全部罪行，把议会的功德与之相比较，还有议会所克服的困难和艰险，尤其是议会现在仍然面临的威胁，需要竭尽全力来对付。简而言之，这篇抗议书就是向人民发出的一个呼吁，特别是针对处于发狂状态的长老会派。爱尔兰的叛乱已经重新点燃了火苗，这篇文章又加以煽动，要激发他们死心塌地地拥护议会，认识到只有下议院才能够把他们从天主教徒和国王手中解救出来。
当初次宣读抗议书的时候，有许多人表示反对。这样的敌视行动既缺乏公共基础，又没有任何直接目标，反而引起原本对宫廷说不上友好的议员们的诧异与怀疑。他们抱怨说，抗议书的语言过于辛辣，对于已经解决的疾苦表示愤怒完全是多余的，而且文章对国王太粗暴无礼，又给奉异端的人们太多希望。现在，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需要采取这样激烈的办法？党魁们没有作出正式答复，只是在私下谈话时解释说，他们只想威吓宫廷，使其阴谋诡计难以得逞而已。他们还说，只要议案通过即可，他们并不打算公布它。11月21日，议会在开了几个小时后准备散会，党魁们突然提议将抗议书交付投票表决。他们计算过人数，认为肯定能够通过。但是福尔克兰勋爵、海德、科尔佩珀、帕尔默等人激烈反对这个动议，坚持改到次日投票，本院很愿意地照办了。次日午后3点开会，等到快天黑的时候，辩论好像还没开始。现在已经不是宫廷与人民的对垒，而是来自全国的两个党派相争。两党都说要支持公共利益与感情，都自称拥有高尚和独立的市民作为追随者。共同的希望将他们联合在一起，而方向相反的畏惧却将他们分开。此时，两党互相仇恨，斗争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辩论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许多人因为疲倦先走了。濒临深夜，他们终于投票了。最终，赞成的一百五十九票，反对的一百四十八票。于是汉普登站起来，提议立刻付印。很多人叫喊道：“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要抬高人民，撵走贵族！”海德说道：“本院不习惯这样刊布其议决案，我认为刊布是不合法律的，且会产生有害后果。若要通过这个议案，请允许我抗议。”他的朋友们同声附和道：“我抗议！我抗议！”贵族院习惯抗议，可这在下议院是前所未闻的，于是引起了对方的惊骇和愤怒。皮姆站起来，证明抗议是非法而且危险的。有人用咒骂打断他的话，他不加理会，继续说下去，就有人以威吓的话对答，于是全体议员都站起来。有几个议员作势拔剑出鞘，好像议会里要展开内战似的。就这样僵持了两个小时，汉普顿温和但严肃地对这场丢脸的混乱表示惋惜，他建议暂时休会，下午再讨论。他们果然散了。
下午的会议比较安静，保王党放弃了胜利的希望；他们的对头认为自己濒临失败边缘，也无意再奋斗下去。在相互解释一番之后，这次斗争就默默平息了。凭着三十二票的优势，最终决定印刷抗议书。但是命令的执行遇到了耽搁，因为需要先送给国王检阅。
国王果然来了，自信而又高傲，尽管他在苏格兰碰了钉子，也对议会最近的刻薄态度有所耳闻。他沿途所经的地方，特别是约克，人民都欢声雷动、兴高采烈，表示亲切和欣喜。他对苏格兰人的让步，在很多地方让人民感到欢喜。保王党无论在乡间还是议会，都聚在一起，表示他们的好感。国王的朋友们选出了伦敦市新市长理查德·古尔尼，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且忠于国王。伦敦准备了一个漂亮的盛会来欢迎他的主人。一群市民骑马持械，在许多商行的旗帜导引下前进，迎接国王；人们在欢呼声中拥着国王回到白厅；国王设筵款待他们，答谢他们的厚意，以爵士勋位赐封给市长和几个市参议员。他到达的次日（11月26日），为了向众议员们表示自己的地位已经巩固，他撤掉了埃塞克斯伯爵当初为议会设置的卫兵。
国王被革命逼离伦敦
现在时局改观了，从前是举国一致的热忱，现在则继之以党争；从前是改革，现在则继之以革命。领袖们看出这一点，因此他们的行动忽然表现出新的特点。这一年12月1日，议会向国王呈递抗议书。国王很耐心地听完抗议书的内容，表示将思考以后尽快作出答复。下议院议员的领袖们毫不在乎这点。他们随即提出几个计划，内容是抗议书中未曾提过的。他们宣布了一些解除民间疾苦的新原则，不客气地要求革新；他们要求征兵出击爱尔兰，又在议案的前言里加入几句话——“除了外敌入侵的时期，国王在其余任何情况下都无权强迫自由的人民当兵”；他们提出若遇到组织民团或选派军官等事宜，必须经过议会同意才能进行（12月7日）。在国王回来之前，有一项不许教会教士做官的议案，由长老会派提出，但上议院搁置不理。下议院议员们因此很愤怒，说出一些声讨他们的话，不过几个声望很高的贵族如诺森伯兰、埃塞克斯与沃里克诸伯爵，都对这些反对意见不闻不问。在会外，这个政党的拥护者以同样的热心团结在他们的党魁周围。9月14日，下议院议员们刊出了抗议书；伦敦市宣布，这次空前隆重地接待国王，决不意味伦敦市民对朋友们的好感降低，并表示他们愿与议会共存亡；手工艺人们把贸易及工商业所受的损失，归咎于天主教徒以及行为不良的地方议员们。各郡都成立了许多联合会，专门保卫人民的权利与宗教信仰。下议院议员们每天要求恢复他们的卫队，群众也每天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四周，担任下议院议员们的卫兵，不停地宣称危险即将来临。
另一方面，查理也在积极召集他的党徒，除了那些享受专制好处的大臣们、国王的忠诚保卫者，他还吸引到许多市民。这些市民原本都是反对专制的，但由于害怕新事物，又害怕过火行为，便回到国王的宝座下。他们在下议院形成了日益得势的保王党。这派人以福尔克兰勋爵、海德以及约翰·科尔佩珀爵士为首，查理决定拉拢他们。查理在赶赴苏格兰之前，已同海德秘密会谈过几次。由于海德相当聪明，反对一切新事物，又对教会特别忠诚，因此深受查理信任。但国王并不喜欢福尔克兰勋爵，因为他藐视宫廷，不太爱戴国王，又不曾亲近过国王。福尔克兰反对维新人士，是因为维新使执法过于不公，并不是因为君权受到威胁。查理害怕他，觉得在他面前很拘束，却不得不敷衍他，于是派他最亲密的朋友海德担任谈判任务。福尔克兰最初没有同意。他具有不肯苟且的品格，因此不愿支持革命；但他的理想、原则性以及浪漫的想象力，又使他常常靠拢拥护民权自由的朋友们。海德对福尔克兰强调说，如果拒绝帮忙，必会对国王有很大损害。福尔克兰只得勉为其难，为忠君而牺牲自己，担任了国务大臣。科尔佩珀虽然影响很坏，却以富有胆量和足智多谋闻名，他担任了管库大臣。只有海德拒绝担任任何职位，他为人审慎，同时认为如果自己保持表面上的独立地位，将可以更好地帮助国王。这三个朋友负起在下议院中为国王办事之责，查理也答应若不先同他们三人商量，就不做任何事情。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臣仆火速从国内各处赶来保卫国王的名誉和生命。尽管封建制度日趋腐朽，但这种制度所孕育的感情，仍然能够使许多乡绅振奋。他们在乡间的住宅里无所事事，又不喜欢思考或辩论，可他们打心眼里看不起那些喋喋不休、吹毛求疵的市民。这些市民居然胆敢约束国王，他们的先祖连伺候国王的体面差使都没有呢。乡绅们追忆起自己往昔的荣耀，从而感到骄傲，因此就不在乎民权自由的新需要了。他们也曾发过怨言，反对过宫廷与暴政；但在看到国王作出许多让步之后，他们对缺乏远见和忠诚的维新人士感到愤愤不平。这些维新人士手持军械来到伦敦，在大街上整队游行，炫耀自己；在酒店和公共场所大声发表他们的意见；还常常走到白厅，表示他们愿为国王效力。此时还有很多投机分子和冒险家加入进来，这些人多半是被遣散的军官，议会使他们失业，因此他们憎恨议会。此外还有青年律师、法律学生、宫廷豢养的人，或急于分享宫廷乐趣的人。这些人咒骂下议院议员，侮辱拥护下议院议员的人，说了许多自夸自赞和挖苦他人的话。他们急于替国王出力，寻找机会证明他们对国王的忠诚，从而猎取富贵。
民党的聚会日益增多，而且愈发慷慨激昂。成群的学徒、工匠、妇女每日清晨从伦敦市前往威斯敏斯特，经过白厅时喊道：“不要主教，不要天主教士的贵族！”他们有时站住，有人爬上柱子，对着群众宣读下议院的“心怀不满的代表们”的姓名，或上议院的“奸诈恶劣、腐败透顶的贵族们”的姓名；甚至大胆到公然要求撤去看守宫门的卫士，以便平民随时都可以见到国王。此后不久，两党发生了激烈冲突，于是分别用两个名称——保王党和圆颅党[ 参加该党的人都要把头发剪短显得头很圆，因此而得名。
]来称呼对方。保王党在威斯敏斯特大厅周围寻找他们的仇人，侮辱他们，同时保护离开上议院时受人威胁的保王党议员们。人民的愤怒特别指向上议院，因为不许主教们担任贵族院议员的议案还搁置在上议院里不肯交付讨论。约克大主教威廉斯徒步前往上议院途中，试图捉拿一个跟在后面侮辱他的青年，群众就向大主教冲来，他的朋友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他救出来。愤怒的群众随时围在威斯敏斯特四周，使出席议会的主教们受到威胁。上院曾经两次请求下院帮忙镇压，但下议院议员们一声不吭，或者反以保王党本身扰乱治安为答复。贵族们只好找地方官，请他们用法律来反对闹事的人们。地方官奉了印有大玺的命令，才吩咐警察派兵环绕威斯敏斯特大厅，以驱散乱民。下议院议员们却把警察拘来听审，认为那道命令是滥用权利，并将一个地方官送入伦敦塔监禁。同时，下议院投票议决，国王既然屡次拒绝派兵保护议院，只好由每个议员各带一个仆从来，由他们把守议院大门，无论用什么武器装备都行。
这样无休止的吵嚷，无法约束的扰乱秩序，使国王又气又怕。即使在他生平最恐慌的时候，也未曾想到过这样骚乱的情景。现在他不是因为权利而害怕，更多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尊严而害怕。他实在无法容忍了，决定想方设法阻止或惩办人民的过火行为，于是免除伦敦塔总管威廉·巴尔福爵士的职务，因为他忠诚于下议院。查理变卖王后的珠宝，赚得三千镑，赏给被免职的巴尔福爵士，以平他的怒气。继任者托马斯·伦斯福德爵士是在白厅聚会的保王党中最大胆的领袖之一。这时，国王开始对下议院声色俱厉，竭力使用威吓手段。海德写好一篇坚决和有才华的文章，作为对下议院抗议书的答复。查理采用了这篇文章，并以自己的名义刊布出来。当时征兵议案尚在议会讨论中，12月14日，他亲自来到议会，宣布前言里有一段话取消了他的征兵权利，必须删去这段话他才能够接受。爱尔兰事务没有进展，他就要求平民代表务必办好这件事，只要下议院肯给军饷，他愿意召集一万人的义勇队。主教们聚会商讨他们的处境和地位，最终决定以生命受到威胁为由不再出席议会。他们在一篇抗议书上发表不出席的原因，声明无论什么议案，若未经议会全体合法议员们的同意，一律无效。这篇抗议书由十二个主教[ 这些人分别是约克大主教，达勒姆、利奇菲尔德、阿沙夫、牛津、巴思和威尔士、赫里福德、伊利、格罗斯特、彼得博罗、兰达夫、诺里奇的主教。
]起草并签字，之后立刻送与国王。国王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这个文件为借口，将他无法拒绝的议会法案统统宣告为无效。他没有向新顾问们提到这件事，与其说他尊重这些人的影响，不如说他更害怕听他们的忠告。12月30日，他吩咐掌玺大臣将这份公文送给上议院，自己则因为这篇东西而扬扬得意起来。
贵族们见了大为惊愕，他们不能想象十二个主教居然敢规定议会的命运，妄图以他们的缺席来否定议会。上议院赶紧把主教们的抗议交与下院。下议院议员们收到这件东西，表面愤怒，内心却分外高兴。下院于是立刻提议弹劾主教们共谋反对国家根本大法以及议会的存在，此事很快通过了。主教们的朋友被他们的鲁莽行事激怒了，所以都不声不响。只有一个人起来说，他们简直是疯了，因此不必送他们去法官面前，只需送他们到疯人院。上议院批准了弹劾案，把主教们送入伦敦塔监禁。下议院的领袖们急于充分利用这个好机会，发动大规模攻击。国王曾对征兵议案表示不满，议员们就说，这是破坏议员的权力，因为国王不得关注正在讨论中的任何措施。他们抗议国王派托马斯·伦斯福德爵士管理伦敦塔，此人声名狼藉，既无财产又无信仰与道德，只以暴虐反对人民而闻名。他们还说，伦敦市民一得到这个消息，无不万分惊恐，商人与外国人再不敢将他们的现金现银寄藏在伦敦塔里。现在国王身边最亲信的人——迪格比勋爵，因为曾说过议会不自由而受到谴责。最后，甚至有传闻说，王后不久可能也要被弹劾犯有叛国罪。
国王好像打算让步，并没有采取援救主教们的行动；他免去伦斯福德管理伦敦塔之职，改派约翰·拜伦爵士。拜伦是个严肃而稳重的人，很受人们敬重。国王不再提到闹事，对最近的辩论也不发牢骚了；王后缄默不语，好像看到了什么希望。迪格比勋爵一向以胆大妄为出名，常常觐见王后，现在则与王后和国王越发亲密了。12月31日，下议院议员们再次请求派警卫队给他们，国王并未答复这个请求，只说下院若有请求，应使用书面申请。众议员们就命人送军械到下议院，好像真有什么危险似的。三天以后，国王答复拒绝所请，但说道：“君王言必有信，我今郑重对你们宣谕，我担保你们人人安全，不受暴力骚扰，如同我保护我和我的家人一样。”下议院却更加惊恐，命令市长和市议会征调伦敦的民团待命。
1642年1月3日，检察长爱德华·赫伯特爵士以国王的名义进入上议院，控告金布尔顿勋爵以及五位下议院议员汉普登、皮姆、霍利斯、斯特罗德、哈斯勒里格以叛逆罪。罪名之一是他们阴谋推翻本国的根本大法，企图剥夺国王的法定权威；之二是他们散播谣言，使人民与国王离心离德；之三是他们兴兵反抗国王；之四是他们勾结苏格兰人入侵；之五是他们取消两院的权利；之六是他们聚众滋事激起民变，意在用暴力手段使他们的罪恶计划得逞；之七是他们招兵置械，向国王宣战。爱德华·赫伯特爵士同时要求上议院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所告各款，并请看管所告各人。
贵族们听了，如同晴天霹雳，从来没有人预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金布尔顿勋爵站起来说道：“我愿意服从本院任何命令，但由于对我的弹劾是公开的，因此我要求审判也是公开的。”他坐下以后，众人还是不发一言。迪格比勋爵坐在他身旁，附耳说道：“他们给国王出的什么坏主意呀！我去打听这是谁的主张，我要叫他倒霉！”于是他马上走出议院，好像是去打听消息似的。可是，据说怂恿国王的人就是他，而且他还担保只要检察官一控告，他就立刻拘捕金布尔顿勋爵。
贵族院马上派人送信给下议院，他们听说国王的人已经前往那五个议员的住宅，正将房内的东西贴上封条。下议院当即投票议决，认为这种行动侵害了被控议员的权利，于是命令警察尽职抗拒，并将国王的官吏们解来议会听审。约翰·霍瑟姆爵士被派往贵族院进行会商，倘若贵族院不肯和下议院议员们一起向国王要求派卫兵，下议院议员们就要退往更安全的地方。当下议院议员们正在等待贵族院答复的时候，一个纠察官走来说道：“我奉国王之命前来拘捕五个犯叛逆罪的议员。”接着念出五个人的姓名。这五人全在议院里，但并无一人离座。议长命这个纠察官退出，指定一个委员会，在议会开会时前去告诉国王，说这样重要的信息需要考虑成熟后方能答复。福尔克兰勋爵和约翰·科尔佩珀爵士都在委员会里，他们对于这个计划一无所知。于是召开上下两院共同会议，不到一个小时就联合议决，撤去贴在五个议员文件上的封条，同时还要求派来卫队。国王最忠诚的宠臣里奇蒙公爵将请求卫队的呈文送给国王，国王说道：“我明天作出答复。”下议院议员们暂停会议，定于明天一点复会，吩咐被告们照常来威斯敏斯特出席。
1月4日下午一点，下院按照预定时间开会。现在他们倍加不安与愤怒，人人心里都有一种危险的预感。保王党们坐在那里面带戚容，一言不发。他们的对手中则传播着各种谣言，传说保王党已经开过会，国王要他们准备好，有两桶火药和武器已从伦敦塔送往白厅。众人挤在五个议员周围，作出种种猜测和建议。忽然，兰格里什上尉走进下院，说他看到国王已从白厅出发，由三四百人护卫，亲自来拘捕被告的五个议员。下院立刻沸腾起来，但他们需要决定对策，因此很快就平静下来了。最终，五人在人们的劝说和逼迫下离开，其余议员全都各就各位。国王穿过威斯敏斯特大厅，从两排随从中走过，但是只有他的卫队随他登楼，到了议会门口，他就不许他们再进一步。他免冠走进议会，只有一个侄儿陪着他。全体议员免冠起立，国王看到皮姆平日所坐的地方无人，就走向议长说道：“议长先生，我请你让我借你的位子坐一会儿。”他坐下后，四围看看，说道：“诸位议员先生，我这次到你们这里来，满怀歉意，我亲自来拘捕那些被指控为叛国的人。我今天必须对你们声明，我愿尽我所能维护和关心你们的权利。但是一个人一旦犯了叛国罪，就无权利可言，所以我想知道被控告的议员中还有谁在这里？他们犯的不是小错，而是大逆不道的重罪，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必定要拘捕他们。议长先生，他们在哪里？”议长双膝跪下答道：“陛下听言，我只是议院的仆人，只能听从议员的指挥。请陛下赦宥，陛下无论怎样问我，我都只能这样答复。”国王说道：“我从来不想使用武力，我将用合乎法律和公平的办法，对他们进行控告。既然他们不在这里，我就先走了。不过他们若到这里，希望你们将他们交给我，不然我就只能用自己的方法去找他们了。”他说完就离座了，帽子还拿在手中。议员们仍然动也不动。但当国王退出的时候，议场的几个地方都有人喊道：“权利！权利！”
国王一走，下议院就宣布休会到第二天。议员们急于了解国王的计划进行到什么程度，以及舆论如何。他们看见外面的台阶上、大堂里、大门口，聚集着他们的仆人和群众，大家有一种情绪，其气氛之强烈一点不亚于他们自己。五个议员退居市内，市民们执械以待，市长尝试平息也没有效果。人民主动组成强大的巡防队，以保卫公共安全。整个上半夜，都有成群的学徒工在大街上巡行，挨户宣传，说国王快要率领保王党来放火烧市区了。
白厅也是一样乱哄哄。国王与王后希望这次政变能成功，他们对此寄予厚望。这天早上，查理答应王后，他将于一小时之内回来。他说自己终于做回王国的主人了。王后看着表，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直到他回宫。可是现在全盘失败了，虽然国王仍在坚持这个计划，却不指望有什么效果。他最聪明的朋友福尔克兰、海德和科尔佩珀都怒气冲冲，愁肠满腹。他们远远避开国王，也不献什么计策了。于是国王下令关闭城门，不许市民窝藏被告。那五个议员所住的地方，很多人都知道，但没人肯去捉拿他们，只有迪格比勋爵自告奋勇，愿同伦斯福德以及几个保王党一起前去拘捕五个议员。查理却拒绝了这个贵族的建议，或许因为他还剩下几分尊重法律的心，或许因为他本来就摇摆于大胆与怯懦之间。他决定明天亲临伦敦市，郑重地命令市政厅交出那五名议员。他原想着他亲自前去说几句好话，就能够平息他们的怒气，可是他对这股怒气的估计远远不够。
国王在1月5日十点左右离开白厅，不带卫兵，表示他完全深信人民的爱戴。群众聚集在他经过的路上，冷淡无言，偶尔有几个人扬声劝告他与议会同心同德；有几处地方，有人一直高呼“议会的权利！”有个名叫沃克的人，将一本小册子摔进他的马车，书名叫《以色列人哪，各回各家去吧！》，这是耶路撒冷十个部落向罗波安王造反的口号[ 见《圣经·旧约·历代志下》，第10章，第16节。
]。查理到了市政厅，要求交出五个议员。他语气和平，态度和善，并坚决表示他崇奉新教，允诺遵照法律办事。没有人说恭维的话答复他，市政会里从表情严肃而面带愁容。国王对一个执行官说，自己要同他一起进餐，这个官员鞠躬致敬。等到市政会全体人员站起来散会时，他恭敬地欢迎国王到他家里吃了饭。查理返回白厅的时候，群众的反应还是和他出宫时一样。他只能揣着一肚子的气，闷闷不乐。
1月5日下议院议员们开会，他们投票议决休会六天，因为他们的权利受到巨大打击，又没有可靠的卫兵来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虽然暂停会议，却没有停止行动。一个被赋予大权的委员会在伦敦市成立，调查议员们最近所受的侮辱以及王国最近的情况，尤其是爱尔兰的情形。1月6日，这个委员会很隆重地在市政厅开始办公，由一队有力的卫兵保护着。市政委员会把本市的全部兵力以及所有服务机关交给他们调度使用。五个议员所在的地方离此不远，因此这个委员会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听从他们的建议。他们甚至亲自到过委员会好几次。当他们走过的时候，市民们大声向他们欢呼。议员们与伦敦市民之间的联系愈来愈亲密，而且彼此鼓舞着。1642年1月7日，委员会公布了一个宣言，详述其调查结果。市政会于是递给国王一份呈文，内容是抱怨国王任用恶劣的枢密顾问官、保王党、天主教士，同时对五个议员加以崇高评价，此外还要求进行所有的改革，那些都是议员们以前只稍稍提过一下的。
国王被孤立了，独自一人深闭在白厅里，那些比较诚实的党徒们也不再承认他了，甚至保王党现在也感到威胁，一些已作鸟兽散，其余的则默不作声。国王试图写一封回信，答复市政会的请愿书，再次下令拘捕那五个议员。可惜这个答复毫无影响，他的命令也毫无结果。两天之后，他知道议会又要开会了，民团、市民、泰晤士河上的船夫，都要亲自护送那五个议员回威斯敏斯特，气派得如同凯旋一般。查理被人们抛弃，遭受了屈辱，无人理睬。一想到他的仇人们在他的王宫前凯旋般走过，他就更加受不了。王后一会儿怒不可遏，一会儿又害怕得发抖，她力劝他离开伦敦。保王党在伦敦失败，却夸口说他们在各郡都很有势力，只要国王离开议会，就能够自由，而议会离开国王却什么都做不了了。于是作出决定，一致同意国王先退到汉普顿行宫，随后若有必要，再退远些。他们又打发人将秘密命令送给各处地方官，纽卡斯尔伯爵出发去了北方，因为他在那里很有势力。1月10日，在下议院议员们复会前一日，查理离开了伦敦，同行的只有他的妻儿以及几个仆从。他从此与伦敦永别，直到上行刑场时才能再度回来。
国王出走以后，次日下午两点，泰晤士河上许多有武装的船只护送那五个议员回到威斯敏斯特。伦敦的民团走在河的两岸，长矛的尖子上插着议会的最后宣言，无数市民跟随着他们。等他们走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时，那五个议员当即颂扬伦敦市热心国事，执行官们被介绍入议院，领受议长的感谢。之后又有四千名骑士、乡绅、地主等走上来，他们骑马从白金汉郡（汉普顿的故乡）递来文件，指控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们、恶劣的顾问们，并表扬他们尊敬的代表。他们还有第二张文件给上议院，第三张递给国王。四面八方都涌现出欢欣鼓舞、自豪自信的氛围，它容许并号召人民的领袖们作最大胆的决定。在几个小时之内，下议院议员们已经投票表决，若无议会允许，不得用任何借口拘捕议员。同时议决，如有必要，上下两院都有权力暂时休会，改往别的地方开会。他们递呈文给国王，请他免去约翰·拜伦管理伦敦塔之职。接着发信给朴茨茅斯的地方长官戈林，告诉他若没有议会授权，不许在本镇接待军队或接受军火；又命令约翰·霍瑟姆爵士（约克郡一个有钱有势的乡绅）立刻领兵前去防守赫尔，这是英格兰北部的重镇，而且有几处大军械库。1月13日，议院投票议决，已受威胁的王国应该立即宣布进入防卫状态。贵族们不肯批准这样的宣言，但这无关紧要，下议院把他们的意愿告诉人民，就达到了目的。
国王的秘密备战
国王现在一心只想为打仗做准备，他在伦敦既无权利又受人侮辱，但他离开伦敦后就只有党徒在他周围，就不会时时刻刻收到自己懦弱的证据。他完全沉醉在用武力征服对手的希望之中。保王党又自高自大起来，他们像是已经宣战似的，急于打第一仗。国王走后第一天，议会得知伦斯福德带领二百名保王党徒正向金斯顿前进，好像要夺取那里作为据点。这个地方离伦敦十二英里，是萨里郡的军械库所在。议会又得知，迪格比勋爵奉国王之命前来欢迎这支队伍，并同他们协商一个攻敌计策。议会立即采取措施，对方的这些企图都失败了。迪格比勋爵受到很大谴责，只好出国躲避。1642年1月12日，查理又前往温泽，伦斯福德及他的保王党徒跟随。他们在这里秘密商定，由王后携带王室珍宝前往荷兰，购买军械和弹药，并请求大陆君主们的援助。借口是送玛丽公主给奥林奇王子，他们在六个月前刚结了婚。国王仍继续同议会谈判条件，同时慢慢退到北方，定居约克，在那里等待机会。1月20日，诸事议妥之后，王后极其秘密地准备出发；国王则请议会起草一篇包罗全部不满的陈诉书呈递给他，并答应一天也不耽搁地解决一切，以便尽快结束君民之间的争议。
贵族院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院中有许多人都是国王的朋友。其他的贵族有感到惊惶的，也有疲于奔命的，都愿尽早结束这次斗争。但下议院议员们对事态看得较为透彻，态度坚决，他们不相信国王会答应他们的全部要求，即使答应了，也不相信他会说话算数。下议院议员们对贵族们如此急于表达对国王的感激之情不敢苟同。若要他们赞成的话，那么国王先要让出伦敦塔、各处堡垒以及民团的指挥权，交给议会信得过的人掌握。贵族们不接受这条修正案，但有三十二个贵族反对拒绝。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下议院议员们用自己的名义将请求上呈国王。1月28日，国王在答复中拒绝交出伦敦塔及各处堡垒的管理权，至于民团，则用含糊其词的说法表示反对交出。国王的用意显然是不再让步，同时拖延时间。下议院却不愿再耽误时机。下议院议员们到处都有侦探和朋友，在温泽也有人帮他们的忙。他们对国王的计划知道得一清二楚，也明白王后出国的用意，以及宫廷在北方和大陆的种种阴谋。危险步步逼近，在民团领导权问题解决之前，国王可能已准备好开战，那么议会该怎样抵抗呢？各种恐慌的猜测传播着，人们谈到从伦敦塔运走了许多弹药，又说有人计划谋害几个领袖们的性命。有人认为，唯有一场新的、有力的舆论热情爆发，才能克服目前出现的种种障碍。于是请愿书雪片似的从王国各郡飞来，艺徒、小店主、贫穷的工人、伦敦的搬运工，还有妇女们，成群结队地环绕着威斯敏斯特大厅，呈递请愿书。所有请愿书说的都是完全一样的话，它们无不要求改革教会，惩办天主教士，镇压保王党。有些说得更详细具体一些，其中包括公然威胁贵族院的。他们说道：“我们从来不怀疑众议员们，但无论什么事，一到贵族院就行不通。我们要求知道那些阻止贵族们与平民代表们和谐一致的人们的姓名。”甚至在贵族院内部，两个党派的语言也开始尖刻起来。诺森伯兰伯爵说过：“关于民团问题，凡是拒绝同意下议院意见的人，就是国家的敌人。”有人叫他解释，他的朋友们就喊道：“我们跟他有同样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这些朋友当时其实只占少数。广大群众聚集在门口，贵族们就害怕起来，有几个人出去了，有几个人改变了意见。大法官利特尔顿本人和下议院议员们站在同一立场投票，这个议案最后得到议会的批准。2月5日，搁置近三个月的将主教们排斥于议会之外的议案也通过了。
最后这个议案是单独呈送给国王的。关于民团的法令还没有起草，国王对此大惑不解。他刚刚告诉议会，王后即将启程，为了缓和他们，他正式取消了控告五议员一案（2月2日）。他还应允派下议院所推荐的约翰·科尼尔斯爵士管理伦敦塔（2月11日）。他的目的是避免处理任何重大问题，直到他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拒绝他们的一切要求为止。不许主教们充当上议院的议员，他只是良心上有点过不去；把民团交让出来，岂不是将全国可用的兵力全盘交给仇敌统领？但下院逼得很紧，他的枢密顾问官们也认为无法拒绝。福尔克兰勋爵常常主张妥协，姑且假定他依旧是真诚的。科尔佩珀并不是特别忠心的人，他常常为自己打算，力劝国王批准不许主教们充当上议院议员的决议案，但民团问题先不考虑。国王有些犹豫，科尔佩珀便去见王后，指出国王和她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她在赴外国途中存在的障碍。他的态度诚恳，语气迫切，很快就使她信服，也使她不再那么友好地看待主教们了。她泪如雨下，哀求丈夫考虑他们夫妇以及儿女们的安全。查理不能拒绝她，只好不情愿地让步。他心中的悔恨滋味，有点像从前判决斯特拉福德时。他授权委员们用他的名义，签署批准排斥主教案，而对民团则一字未提。2月16日，他前往多佛，王后要在这个港口登船。
他一到多佛，下议院就派人跟踪送信来。下议院议员们与科尔佩珀一样，认为民团问题远比排斥主教问题重要得多。下议院议员们已经迅速制定了法令，其中规定了统领各郡民团的将领姓名，要求国王立刻予以批准。国王借口需要时间考虑。王后登船启程后，国王在返回途中，又接到另一封信（2月25日），比第一封催得更紧。同时他知道，下议院议员们反对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出国，又听说代表们指控检察长赫伯特，告他听从国王的话控告那五个议员。国王很生气，他已经作出这么多让步，还是遭到那样的怀疑，好像他的让步是出于真诚似的。他怒气冲冲地接见送信人，却未作出任何决定性的答复。2月26日，他在格林尼治看到威尔士亲王，原来亲王的老师赫特福德侯爵不顾下议院议员们的禁令，应国王之召，带着亲王到达这里。现在他对王后和孩子们放心了，就送信给下议院。他应允把民团交给下议院所派的统领们，条件是如果他觉得应该免他们的职，就可以免职，而且声明国内几个重要市镇的民团除外。后来，他不等议会的答复，就启程前往约克。3月1日，他到达西奥巴芝，议会派来的十二个委员赶上了他。议会得到国王的回信后，议决认为这个回信是明确无误的拒绝，他若固执不允许，议会只好不同国王商量，自行处理民团之事。议会还说，只有国王回到伦敦才能够阻止眼前威胁王国的祸事。议会的公文语气粗暴，好像要表示，议会知道自己的力量，并且不怕使用它的力量。国王说道：“议会的话使我惊奇得不知如何答复是好。我老实对你们说，你们送来的公文并没有减轻我的不安。关于民团问题，我曾再三考虑，我深信我的答复适合于你们所能够提出的任何公平合理的要求，也适合于我所能够提供的任何正大光明的赐予。至于要求我住在与你们相近的地方，你们扪心自问，如果能照顾到安全与不失体面，我有必要离开白厅吗？最后，我以我的荣誉向你们保证，我对于人民只祈求公道和太平。”他说完这几句话以后，继续上路。3月9日，他到达纽马克特，又有几个委员来见他。他们带来一篇议会宣言，重新综述了所有苦情和恐惧，重申他们行为的正义性，再次敦劝国王返回伦敦，与人民达成谅解。这几句坚决的话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当国王和委员们相见的时候，也流露出同样的感情。君民谈话谈得很久，很诚恳，就好像是人们面对即将来临的决裂时刻，却仍互相苦劝，力图避免最后的决裂。此时，双方显然都觉得，虽然已无和解的希望，将来的斗争已不可避免，必须下定决心奋斗到底，但双方也察觉到这场斗争将带来的痛苦，所以明知无望，却不能不作最后的努力，以阻止它的发生。不过，会议最终没有进展，委员们返回伦敦；国王继续前进，平安到达约克。
议会与国王进行斗争，这是欧洲从未出现过的情况。革命清晰而光荣的道路从此开始，注定要在我们的时代[ 指作者所处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完成。双方不断进行谈判，但都不希望有什么结果，他们彼此间的宣告与书信往来现在已不是针对对方，而是与全国人民对话。双方就各种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以争取人民的力量，寻求成功。在辩论中，下列问题先后出现，并经过解释和评论：社会秩序的普遍原则，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自由所享的最基本权利，英格兰的历史、法律和习俗。当议会两党的辩论暂停时，人们可以看到理性和科学所创造的几个月中，双方争相为自己的事业打上合法印记，以寻求人民的支持。在议会开会的时候，英国不愿，甚至根本不曾想到革命。不奉国教的人只想到教会的革命；国人的唯一企求，就是回到法定的秩序，重享古代自由，改革非改不可的弊政。领袖们尽管比常人更大胆，更有眼光，但也不曾形成如此长远的计划，他们不过是被自己所处地位的事态发展驱使前进，勉强满足迫不及待的需要罢了。当人民宣告他们的反抗时，通常使用法律的名义；过去，在取得权利的过程中，英格兰总是认为它不过是在保卫自己的传统。受到大众自发尊重的只有“法律”和“法定秩序”，这种尊重是不允许讨论的。现在却不同了，双方都以“非法”和“标新立异”来指控对方，而且双方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一方违犯了王国的古老权利，不肯否定专制的法律；另一方却以尚乏规定的原则为名，要求享有不久前还不为人所知的自由和权利。全国人民都热烈地参加进来，他们比各自的领袖们更加感情冲动，这些感情好像互相矛盾，其实都很真诚。有许多压迫人民的苛政，曾在他们祖先的法律中被谴责过，但未能有效制止；现在他们刚从这些苛政下摆脱出来，就很热心地追求更有效的保障。许多新见解和新思想正在他们脑子里酝酿着，他们决心全力以赴地献身于追求真理的胜利，同时又很尊重旧时的各项制度。他们愿意相信，不但没有什么旧事物会改变，还要恢复古代风俗制度的活力。此时的英格兰刊印了许多小册子，风行于全国各地。其中，关于政治、宗教、历史、新闻、经论无所不谈，此外还有计划、建议，甚至还有骂人的文章，应有尽有，包罗万象，无论什么问题都有人提出来讨论。许多人自愿在各处叫卖，人们争先恐后地买来阅读。在当时的作品和纪事中，占中心位置的本质上是国民主权和国王神赋权利之间的斗争，但常引用法令、法律、传统和风俗，作为争论的唯一合法标准。其实到处都在革命，不过没人敢说出口，人们甚至都不愿说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人心既然如此，议会便在道义上处于虚伪的地位，因为革命原本是由议会发动，而且是为了议会的利益而进行的。议会被迫进行革命，又拒绝承认革命，导致议会的言行互相背弃，反复无常。如果只当作适用于某个时期的原则和措施，那么议会的根本原则是正确的，它所决定的议案也是合法的。但双方都不肯因暂时的合法性而满足，他们都自认为是以永恒真理的名义来驾驭未来。议会不满足于获得统治大权，不仅不将统率民团之权交给国王，还要作为一个重要原则议决。而且规定，国王不得拒绝人民所要求的议案；两院有权宣布什么是法律，而无须经过国王同意。最后还规定，凡申请变更习惯法和现行法令都是可行的，但申请保留旧法的，都应加以拒绝。尽管古代的先例不太确定，但若将这许多通则作为永久性的大众权利，显然和专制政体的历史基础相违背。国王就利用了这点，现在轮到他以旧时英格兰的名义，追溯古代的法律，回顾以往的情况。爱德华·海德仍然住在伦敦，有时他独自一人，有时会同福尔克兰勋爵，起草文章答复议会的各种宣言，秘密送到约克呈与国王。国王又彻夜不眠，亲手抄录，以内阁的名义刊布出来。这些文章写得很有才华，有时说几句讽刺话，如同刀刃一般锋利。其目的在于揭露议会的奸猾手法、矫揉造作，以及违法行为。查理现在已不管国事，因此不存在什么实质上的专制可解除。他把自己的私人意见、独裁希望和最终目的深藏起来，一字不提，转而征引法律来攻击他的敌人，也就是目前执行专制大权的那些人物。国王的出版物产生强烈反响，以致议会竭力禁止。保王党的力量明显增强，不久就变得更加大胆，以自由的名义来反击对手。伦敦市有个富商乔治·贝尼昂，上了一个呈文，反对两院关于民团的法令；3月25日，巡回法庭开庭，肯特的乡绅们递上一个呈文，主张维持君权和主教制度。保王党的小册子议论辛辣，自视甚高，却大受读者欢迎。他们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咒骂下议院议员的领袖。国王的朋友们在两院里神气十足，有些过去不大开口的人，如拉尔夫·霍普顿爵士和赫伯特勋爵，现在也严词斥责对国王不敬的一切言论。许多人以为国王又得势了，开始坚决拥护国王的立场，采取他的主张，不再迟疑不决。议会恐慌起来，他们在群众的颂扬声中成长，怎么能耐心忍受侮辱和轻蔑？为了对付目前面临的新危险，他们只好使用极端的专制，完全禁止言论自由。3月7日，拉尔夫·霍普顿爵士被监禁在伦敦塔里；3月20日，赫伯特勋爵受到斥责和威吓；3月25日，由肯特地方送来的请愿书被摔在桌子底下。克伦威尔报告下议院议员们，这个文件可能会再度呈送上来。此刻，下议院还没有特别注意到克伦威尔，但是他比别人更有才能，更了解革命的意图。
战争迫在眉睫，这是不容置疑的。双方已不能在一个议会厅内共同议事了，每天都有议员离开伦敦。有人因为厌倦或惊慌，回到自己的庄园；有人去别处寻求新的武力，以对抗他们的敌人。多数人来到国王那里，他的全体枢密顾问官和阁臣已经和他在一起了。此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件，使双方关系走向更加无可挽回的地步。4月23日，国王率领三百名骑兵向赫尔前进，并传信给守将约翰·霍瑟姆爵士把地方交出。霍瑟姆为人懦弱，优柔寡断。他并不十分反对国王，可是由于没有上面的训令，他便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哀求国王暂等，以便他告知议会。查理没有理会，继续前进，上午十一点就兵临城下。前一天晚上，他的儿子詹姆士（即约克公爵）、他的侄儿以及纽波特勋爵，都已混进城。市长和市民们想为国王开城门，霍瑟姆却命令他们各自回家，随即带领几个军官登上城楼。国王亲口令他开城，霍瑟姆双膝跪下，却始终不肯打开城门，无论怎样威吓或引诱他们，都是枉然。对话许久之后，国王暂时退到离城很近的地方。过了一个小时，国王打发人去要求霍瑟姆容他只带二十骑入城，霍瑟姆仍不允许。国王回到城脚下，命人宣布霍瑟姆和他手下的人是反叛，同日写信给议会，要求对这样罪大恶极的行为加以惩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