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度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命运》第六章 信息技术：它影响了社会

读、写和计算

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外，人类与所有其他动物不同的是，能够随时间推移，通过积累信息、观念和优良传统来实现文化进化。早在180万年前的直立人时期，原始人类也许就有了与现代语言相似的语言，而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类的共同始祖——有可以发出语音的舌骨和也许能分辨出交谈语言的发音的内耳。然而，过去15万年来智人的进化，才代表着这方面的革命。

几十万年来，信息的传输和储存完全依赖于语言和记忆。最早的通过实体信息符号进行交流的确凿无疑的证据，要回溯至将近10万年前，南非克拉西河1号洞刻有符号的赭石碎片。然而，这类符号不仅极少，也非常简单，直到大约5万年前，才在所有发现人类的地方突然普遍起来（至少是依照史前的标准化）。考古学家们通常称之为“人类意识的大爆炸”。

最早的明确表示数字和话语的符号，于5 000年前较常出现于亚洲西南部，自那以后这些技术就传遍了全世界。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我们相对非常清楚自文字和数字产生后的信息技术的历史，因为每一件从古代留存下来的文件，本质上都是这样的技术完善和推广的例证。因此，我们能够比较详细地探查到存储和交流信息的系统是怎样产生的，获取信息是怎样变得越来越容易的，以及各种各样的技术是怎样不断完善的。

存储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对于掌握智力环境至关重要，并且本身就是社会发展这个概念的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然而，尽管人类写作和计算的自然痕迹有考古证据，但衡量不同技术的应用程度仍是非常困难的。欧洲的一些历史学家曾勇敢地尝试估计过去两三千年有多少人能读、会写以及语言水平。计算能力尽管明显更重要，但得到的关注度不及读写能力，但还是有一些极富价值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起，语言学家中就有反对量化的声音，许多欧洲学者认为，欧洲有那么多种类的语言，计算有多少人能读、会写是没有意义的。这种认识的前半部分（欧洲有许多种类的语言，因此也就有同样多种类的计算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但后半部分（计算有多少人具有读写能力是无意义的）并非必然。只要我们清楚读写和计算的意义是什么，并且承认其他历史学家在问其他问题时也许会选择不同的定义，那么量化就仍然是必要的手段。至于在人文科学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更广泛的反对量化之声，那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对于要回答什么问题的质疑之声。

将信息技术作为社会发展指数的一个特性，需要分别计算下列分数：（1）在特定时间点上，技术在东方和西方的成熟程度；（2）技术的使用范围。然后将两个数字相乘，以得出东方和西方信息技术在历史上的一系列分数。

跟考据战争能力的情况一样，最大的困难不在于前现代时期的证据稀少，而在于20世纪技术成熟度的巨大飞跃，使得公元2000年的信息技术很难与先前时期对比。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曾指出，摩尔定律称信息存储和检索的成本效益自1950年以来每18个月翻一番，也许意味着公元2000年西方信息技术的分数比1950年高出10亿倍还多。公元2000年西方的分数是250分，实际上我们回溯不到1970年时，就已经跌至可衡量的最低分数0.01分了。

我们很多人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卷盘式磁带机和有大型主机的计算机，与我们这个文明时代的音乐播放器iPod和平板电脑iPad等相比，那些简直像是古代的机器；然而假如你认为在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的那个时代的信息技术太过原始而无法衡量，那也是很荒谬的。计算信息技术的分数要求对不同种类的系统加权，并确认它们之间的变化不是线性的或直接的。文字并没有替代语言，电话或推特也没有替代面对面的交谈。新的信息技术形式也许最终能完全替代过去几十万年来发展的形式，但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而且在计算信息技术的历史分数时，我们还必须认清复杂的重叠模式。

有多少人会读、会写、会计算，他们的技能处于什么水平，他们使用什么信息技术，其证据是零散破碎的，也会引发很多不同的解释；而且还要考虑到时代变迁中不同的人对不同的变革是各有偏好的，这又增加了计算中的主观性。因此信息技术的分数比另外3项特性争议更多。

信息技术记分牌

给信息技术分类的困难，要求在计分时采用两段法。

1.技能。遵照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范例，我将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群，按照使用他们那个时代的信息技术时的能力，划分为3个技能水平：初步、中等和充分。同样遵照标准范例，我在划分每个类别时都将门槛设得较低。“初步”包括能够读和写名字，或者记录简单的数字；“中等”意味着能够读或写简单的句子，或者用加、减、乘、除来解决基本的问题；“充分”意味着能够读或写更连贯的文章，或使用更高级的数学技巧。

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曾提出，这样的定义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因为在有些文化传统中，语言和数学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运作的。然而，尽管这个问题值得进行更多的研究，但目前似乎还没有什么实证研究支持这样的主张。例如，将读写能力划分为初步、中等和充分3级水平，是中国在1950年开展扫盲运动时独立创制的，规定充分的读写能力为认识1 000个以上的字，中等文化水平为认识500~1 000个字，而基本的读写能力为认识300~500个字。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研究成果（如有可利用的专家的定量估计则直接利用，如无则通过专家的定性讨论进行推算），我将不同时期人口中的成年男子按照充分、中等和初步3个类别进行了划分。如果人口中每1%的成年男子能够进入充分技能类，则可得0.5 ITP（信息技术分）；每1%的成年男子能进中等技能类，可得0.25 ITP；每1%的成年男子能进初步技能类，可得0.15 ITP。

这些数字是且只能是掌握信息技术的不同水平之间的差异的武断估计。这也许对于某些时间和地点是非常合理的，但对于另一些则大谬不然。然而，打分时坚持一贯性似乎比虚伪而高度主观地追求更加精确更为重要。将分数相加起来，会得出每个时期唯一的男性ITP。如果认为我为初步、中等和充分技能类别提出的数字不合理，批评家们当然可以用其他数字做实验，然后看看需要多少数字才能改变结果，并且对社会发展指数产生重大影响。

关于女性读写和计算能力的证据普遍比男性要少，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在20世纪前的大部分时间和地点，会读、写和进行数学计算的女性要少于男性（通常是要少得多），并且通常都处于较低水平。

史前时代的男女差异无疑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这意味着我又一次只能瞎猜，唯一所受的约束是从历史资料中得来的总体印象。然而，做出清楚的猜测比留下含糊的假设更具建设性，所以我冒昧地提出一系列估计数字，抛砖引玉。然后我将估计的每个时期的性别乘数运用于男性ITP分数，得出女性的ITP分数；将这两个分数相加，就能产生一个东方和西方在特定时间点上的唯一的ITP分数。

在公元2000年的西方核心地带，我将100%的成年男子划入充分技能类，得到的男性ITP分数为50（即100%×0.5）；而女性的技能分数也是男性的100%，于是女性的ITP分数也是50分（即男性的50分×100%）。因此，公元2000年西方ITP得分为100。

西方核心地带的职业文字和计算从业者通常设定的初步、中等和充分技能的标准比历史学家要高得多，因此他们不仅不会同意我所主张的100%男性都有充分的技能，也不会同意女性的计算技能与男性相当。然而，尽管为初步、中等和充分的读写技能和计算技能设定极高的标准对那些寻求在复杂的21世纪社会提高标准的人非常适宜，对于长期的跨文化比较却无所助益，因为那将使1900年之前的所有分数都降为零。

2. 技术的变化速度和所达范围。计算分数的第二个阶段，是再设立一个能反映存储和交流信息的技术的变化速度和所达范围的乘数。我将处理信息的工具分为3个更广泛的类别：电子媒介（2000年时在东方和西方广泛应用），电媒介（1900年时在西方广泛应用，但在东方没有应用），还有电之前的媒介（在西方可能使用了11 000年，在东方可能使用了9 000年）。

我为公元2000年西方使用的最先进形式的电子媒介赋予的乘数值为2.5。2000年时东方也使用类似的媒介，但不够普及。电话（既包括固定电话，也包括移动电话）和电视在东西方大致同样普及，但电脑和互联网主机在西方更为普及（美国每100人中有62.3台计算机，中国香港为38.5台计算机，日本为34.9 台计算机；美国每100人中有375.1台互联网主机，中国台湾为97.3台互联网主机，日本为72.7台互联网主机）。由于2000年西方的乘数为2.5，我为东方核心地带使用的乘数为1.89。2000年西方在社会发展指数上的信息技术得分为250分（即100 ITP×2.5）；东方的得分为189（即100 ITP×1.89）。

公元2000年西方核心地带电子乘数定为2.5，是因为为这一特性所设的最大分数是250分，但为电媒介和电之前的媒介设乘数值就要难多了。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尝试计算整个20世纪信息技术的功能的总体增长量，但根据专家文献，我的猜测是2000年可用的电子媒介比1900年西方可用的电媒介，功能增长了大约50倍。这意味着19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乘数为0.05。

19世纪的信息技术也有非凡的进步，不过显然与20世纪无法相比。1900年西方可用的电子媒介功能比1800年时可用的电子之前的媒介增长了5倍，这样便得出1800年的乘数为0.01。我将此作为所有电之前的信息技术系统的基准面，包括大约公元前9000年时出现在西方，公元前6250年时出现在东方的，有记录的最早的用视觉符号所做的实验。

也许有人不同意我提出的数字，我对电之前的信息技术的粗泛分类无疑也存在许多变量。历史学家尤其会注意到我对印刷媒介和印刷产生之前的媒介没有做类别上的区分，尽管印刷机的发明在15世纪对欧洲精英文化、17世纪后对东方精英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已经众所周知。

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印刷的主要贡献是产生更多、更便宜的物质，而不是像电报在19世纪、互联网在20世纪那样改变了信息存储和检索的方式，这些纯粹数量上的变化已经作为因素计入了指数。然而，即使其他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涉及1900年前的信息技术分数的数字也实在太微小——甚至比战争能力的数字还要小——将不会使乘数有太大改变，也不会对最终的社会发展分数造成太大的影响。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区分符号形式，将字母的、章节的、表意的以及其他的文字形式均视为电产生之前的系统的变量。这样过分简化了事实，但是因为：（1）对文字系统相对效率的判断太容易陷入局限于文化的价值判断中；（2）公元1700年前所有时间点上的微小分数意味着任何看似合理的调整都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我决定索性对于电之前的各种信息技术系统一视同仁，只关注它们的应用范围。

最后，我没有将电之前的计算工具单分成一类，比如大约公元前2500年最早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算盘，或者其简单形式大致同样古老的印加结绳话。这与我没有区别对待印刷机是同样的原因：电之前的计算工具加快了计算速度，改善了精确性，但并没有像计算机那样改变计算过程。

图6.1以线性–线性标尺展示了我计算的分数：1900年西方的分数不过是勉强看得到，但更早时期的分数就都看不到了。图6.2在对数–线性标尺上展现了同样的数据。不同在于，将西方1500~1800年的乘数改为0.02以反映印刷机带来的重大影响，将东方1400~1900年的乘数改为0.02以反映这段时期印刷术的巨大扩张，在线性–线性图（见图6.3）上造成不了可见的变化，在对数–线性图（见图6.4）上只能造成极小的变化。

图6.1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以线性－线性标尺标绘）

图6.2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

图6.3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东方1400~1900年，西方1500~1800年因印刷术而分数翻番）

图6.4 公元前4000~公元2000年东方和西方的信息技术(以对数–线性标尺标绘，东方1400~1900年，西方1500~1800年因印刷术而分数翻番）

这种计算方法依赖于一个更进一步的关键假设：采用可见符号来记录概念是至关重要的。人类交谈和计算几万年后，才开始书写或使用数字符号，我们通过传统、仪式和艺术储存和交流了浩如烟海的信息。然而，很显然的是，所有纯粹口头系统的信息技术，在社会发展指数中自然都是零分。

我这样做有三个理由。

第一，出于生物学的考虑：人脑都是一样的，尽管先前曾提到有人声称文化之间有极端变量，但至今尚无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不同口头文化的人群在头脑中处理和存储信息，或者通过说话交流信息的能力有什么重大不同。如果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出于比较的目的，文字产生以前的信息技术系统实际上都要归零。只有更成熟的文字和计算技术开发出来后，可以衡量的差异才开始出现。

第二，出于实际的考虑：即使上一段所提到的假设是错误的，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来衡量和比较古代没有文字的不同文化的信息技术系统。假如在符号系统最早的证据在两个地区出现（西方为大约公元前9300年，东方为公元前7000年）之前的时代，东方的口头文化在处理、储存和交流信息方面是否强于西方的口头文化，我们无从得知。

第三，出于经验的考虑：使用可见符号来记录述谓性概念和数学概念的革命性的影响已经非常确定了。经常给那些强调直观记录的有效性的人贴上“进化论者”标签的批评家们，提出了大量理由要求人们当心极端的主张，在解释文字的影响时要持灵活态度；但是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争论后，从纯粹口头转变为口头和文字的信息技术的各种组合，究竟是加强了个人能力，产生了等级层次，还是同时促成了两者，似乎仍然不清楚，这也标志着在增强人的存储、使用和传播信息的能力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在西方，这方面的证据得到了极其详细的研究，最早的符号可能是用来记账的，从中也逐渐产生了口头形式。在东方，证据不那么清楚，但同样的模式应当也适用。

表6.1 西方信息技术得分

表6.2 东方信息技术得分

西方识字率

当我们沿时间长河回溯时，证据的性质变化极大，但我们仍然能拼出一幅非常粗略的画面。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历史学家对1600~1900年欧洲的识字率做了些先驱性的探索工作，讨论了不同时间男性和女性识字的不同水平。也有一些学者对美国开展了少量的同类工作。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这类统计方法遭到了批评，历史学家逐渐放弃了有利于文化史研究图书和读者群体的量化方法。在重构现代早期识字率时，所运用的方法问题无疑是重要的，但研究方法的改变，似乎更多的是受背离定量分析的更广泛的史学趋势的影响，而不是因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20世纪60~80年代的研究结果有什么严重的错误。

从专家研究中浮现出的整体画面是，自1600年以来整个欧洲和北美洲识字率的地区变化和广泛趋势相结合，各级水平的识字率都有所提高，并且男女之间的差距也在缩小。在我的指数上，将奇波拉（Cipolla）、斯通（Stone）及其他人提出的数字转换成分数后，表现出自1600~1800年大致每世纪翻了一番，（社会发展分数）从1600年的0.07分增长至1800年的0.29分，然后又飙升至1900年的3.19分。

公元1600年之前，证据情况不大好。中世纪史专家大张旗鼓地研究了欧洲关于读写情况的文献，但对计算情况关注不够。在伊斯兰核心地带，情况却正好相反，关于读写情况的文字资料极少，但自然科学和数学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很少有人专注于研究中世纪的伊斯兰教育情况和更广大的伊斯兰人口的读写和计算能力。

自历史学家们有时称之为“12世纪复兴”的时代起，西欧男性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开始缓慢增强，而在公元1100年前，他们的水平非常低，对此意见似乎较一致。会读写和计算的女性的数量，可能是直到1500年后才开始稳步增长的。

研究伊斯兰教育的学者基本上无人愿意冒险去做任何量化估计，但看来公元1100年前，尽管顶级的伊斯兰学者计算能力比基督教世界顶级学者要强，读写能力至少也不相上下，但读写却局限于极少数人。我们也许可以说，中世纪伊斯兰的读写工作只是抄写员和神职人员的绝技，而在基督教的欧洲，读写却为更广大的工匠阶层普遍掌握（尽管能读的读物通常都与《圣经》相关）。伊斯兰世界没有出现16世纪的欧洲男性踊跃阅读宗教经典并带动识字女性增多的兴旺景象。

1100年时，仅仅具备最基本的阅读水平的西方人可能还不到10%，算得上有完全读写能力的人甚至更少（可能仅有2%）。能读会写的女性数量尤其难以知晓，但有文化的女性与有文化的男性的比率恐怕要达到1∶100，实在少到几乎无法对分数产生影响。我估计大约1100年时西方的社会发展分数只有0.02分，到1500年时以缓慢的增量达到了0.05分，然后增长速度才得以加快。

读写和计算在古典时代比在中世纪，似乎普及更广、更深，尤其是在民主时期的雅典（公元前508~前322年）和大约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的意大利。在此方面，威廉·哈里斯（William Harris）做出过非常过硬的量化估计，我基本上将采用他的数字。

新近对古希腊–罗马读写水平的研究，像中世纪史专家和人类学家们一样，强调读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不可能由一个单一的分数来反映，但哈里斯在计算比率时，已经将读写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考虑在内了。

结合这些批评，我估计西方核心地带信息技术的社会发展分数在公元前100~公元200年这一时期达到的巅峰为大约0.04分。公元200年后开始下跌，我为公元300~500年估计的分数为0.03分，此后，由于缺乏任何更清楚的证据，也因为所涉及的数字实在太小，我给直到公元1100年复兴之前所打的分数，都停留在0.02分这个静止的水平上。

再回望公元前100年之前，公元前400~前200年，在爱琴海岸和东地中海的核心地带，信息技术得0.03分，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的0.02分比，有所增长。分数这样微小，精确性和细微差别都谈不上了；我给公元前2200年（阿卡德王朝和乌尔第三王朝等官僚国家兴起）到公元前500年（希腊的民主国家开始扩张）的信息技术打的分数基本上是持平的，表示历史学家经常称之为“抄写识字文化”和“工匠识字文化”（我还要加上“识数文化”）的结合。

说到抄写/工匠识字文化，我指的是有一个人数极少的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大概只占男性人口的1%）完全掌握了文学经典，一个人数稍多一些（大概占男性人口的2%）的官僚精英阶层掌握了记录技术，还有一个较小的工匠群体（也许是1%~2%）能够读和写自己的名字，并且能进行他们的专业所需要的计算。这种抄写/手艺信息技术所得的社会发展分数为0.02分，除了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崩溃时期出现了一次中断，各种文字证据都骤然萎缩。在希腊，文字可能完全无用了，在整个东地中海一带，只有非常少的文字资料留存了下来。对那个“黑暗时代”，我打0.01分。

抄写识数文化和识字文化最早的确凿证据，大约于公元前3300年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我给这段时期打0.01分。信息技术在接下来的1 000年中成熟度和应用范围均有所增长，但鉴于社会发展指数中可用的最小增量是0.01分，图6.2中对这段时期只能用平直线标示，直到大约公元前2250年才向上跳跃。早在公元前9000年也有人类符号活动的细微迹象，也有一些学者称之为书写或算数，但这些痕迹实在太稀少，我仍给它们打零分。

东方识字率

在我能看懂的语言中，对东方识字文化和识数文化的定量分析比对西方的要少得多，图6.2中的平直分数线和表6.2的简略便反映了这一点。我给东方打的分数必然将复杂得多的模式过分简化了，使之像西方的分数图中标绘的一样，充满了起伏。

公元2000年，我采用HDI，将日本核心地带的东方识字率视为与西方核心地带的相同，但正如我在“信息技术记分牌”一节中所解释的，我使用乘数1.89，而不是西方的2.5，来表示2000年时日本电子媒介的可用性比美国要狭窄。

1900年，日本政府开始为提高识字率付出艰辛努力。虽然标准与西方核心地带相比算是低的，但比前现代文化要高得多，可能有85%的男孩和25%的女孩至少掌握了一些技能。就日本达到的水平，存在一些争议，但由于日本的信息技术即使在1900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电之前的技术，所以在这个时期，东西方在社会发展分数上的差距是巨大的。

我计算的东方分数是0.3分（30 ITP ×0.01，表示仍处于电之前时期），而西方的分数是3.19分。1900年左右，中国人的识字和识数水平比日本还要低，因为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对于大众教育存在矛盾心态。中国人的文化程度按照前现代的标准算是非常高了，1900年时可能至少有50%的男孩达到了基本的识字标准，但迈向大众教育的步伐仍然相当迟疑。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众教育才真正起飞。

1900年之前，清朝时期的中国基础教育和工匠识字文化在稳步扩大。1700年左右，可能只有5%的男人可以说能够比较流畅地阅读，35%的男孩粗通文墨，但到1800年时，中国北方将近一半的男孩都达到了粗通文墨的水平。

女性读写和识数受到很大限制。18~19世纪西方人的识字和识数率比东方人高（尤其是女性），但绝对数字仍然很小，社会发展分数的实际差别（按我的计算，西方1700年为0.14分，1800年翻番为0.29分，东方1700年为0.09分，1800年时大致增长了50%，为0.13分）并不大。

明朝时期的分数似乎更低，尽管可能比1600年开始信息繁荣之前的西方要高。在欧亚大陆两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可能没多大区别，但中国似乎有一个相当大的中等识字识数文化程度的群体（男性占压倒多数）。实际分数必然是凭印象打的（我给1500年打0.06分，给1600年打0.07分，西方同期分别为0.05分和0.07分），然而由于17世纪前的分数如此之低，除非误差非常大才会对社会发展指数产生严重影响。当时日本的水平可能与中国非常接近。

回溯到更早的时期，打分的精确性无疑会更差。精英教育在唐朝和宋朝得到了很大改善，10~12世纪，书籍和财务记录始终处于爆炸状态，使我感到信息技术的应用大致堪与西方的罗马帝国时期（0.04分）媲美。打0.03分或0.05分似乎也同样合理，但低至0.02分（相当于我给公元600~900年的西方打的分数）或高达0.06分（相当于16世纪西方的分数）恐怕都是不可能的。分数从1000年的0.02分迅速上升到1400年的0.06分。

由于没有更好的理由做其他选择，我索性假设公元前600~公元1000年这段漫长的时期都是同一个分数0.02分。在这16个世纪，识字率和识数率无疑都是波动的。定性证据表明，两者可能在公元前600~公元100年都上升了，在公元100~400年都下降了，然后在公元400年后又再次上升了。越来越多的汉朝文献正在被发现，特别是在干旱的西北和湿润的南方，气候条件利于竹简留存。然而，目前看来，中国人的识字率和识数率似乎仍然低于罗马的水平。汉朝灭亡之后信息技术的衰退似乎也不像西方后罗马时代的衰退那样严重。中国在0.02分上下的变量从历史上看一定很重要，但在社会发展指数上，恐怕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了。

中国符号表示法最早的证据来自大约公元前6250年的贾湖，也有充分证据显示在接下来的5 000年这一实践存在着连续性。然而，直到大约公元前1300年，中国使用的文字符号和数学符号似乎才能够与公元前30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符号相媲美，能够得到0.01分。在接下来的1 000年里，证据显示符号系统的应用不断扩张，从甲骨文到青铜器皿上的铭文，再到大规模地使用墨在竹简和丝绸上书写。然而，分数实在是太低了，这些改进在社会发展指数上，只能从0.01分跳到我给大约公元前600年打的0.02分。

信息技术的反馈回路

图6.5和图6.6非常清楚地表明，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信息技术都对过去几个世纪广泛的变化格外敏感。

图6.5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水平与信息技术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信息技术和能量获取被卷入了一个反馈回路。如果人们的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没有发展到一定的水平，18世纪晚期最初的英国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而19世纪晚期使化学全面工业化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更是倚重于信息技术。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20世纪末21世纪初生产力的爆炸式发展，与全新形式的信息技术的彻底腾飞，关系更是极其密切。

图6.6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与信息技术在对数－线性标尺上的对比（以社会发展分数衡量）

新近的信息爆炸意味着1700年之前的所有信息技术得分都必须极低。信息技术是社会发展指数4个特性中最难衡量的，但由于前现代时期的分数实在太低，即使有误差，似乎也不大可能对总体的社会发展分数造成明显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