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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之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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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一年四月,俄国驻喀什领事馆开张,本来这很正常,但奇怪的是,领事馆里有六十名哥萨克骑兵。这些骑兵每天早晚两次列队穿越市区的大广场到城东河边操练,还向围观的人群表演刀术、马术、射击术。俄国驻喀什的领事很有学问,名叫彼得罗夫斯基,一个英国学者曾这样描述他:

彼得罗夫斯基是个能干、傲慢、狡猾而精于诱惑的家伙,任职的二十一年间对中国官员使尽了阴谋恐吓、威胁、利诱、收买、强迫之伎俩。他的目的便是将新疆最西部的绿洲从中国瓜分出去,使俄国得以控制通往印度后门的战略性山口。

(珍妮特·米斯基:《斯坦因:考古与探险》)

俄国要控制通往印度的后门,显然是在挑衅英国。当时,英国不仅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而且已经控制了昆仑山、兴都库什山、阿姆河以南的多数地区,怎么会允许俄国来插手?因此,后起的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占地面积,是俄国领事馆的整整两倍,而且也比英国自己在乌鲁木齐的领事馆豪华很多。一位英国记者写道:

在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的五十多年大角逐中,喀什一直是大英帝国最前沿的一个阵地。在那场大角逐中,大英帝国为了在亚洲取得政治和经济的主导权,与沙皇俄国进行过漫长而又扑朔迷离的争斗。在大英帝国驻喀什领事馆上飘扬的那面英国国旗,是印度到北极之间唯一的一面。

(彼得·霍布科克:《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的回忆》)

就在那队哥萨克骑兵和那面英国国旗天天都在喀什对峙的时候,一些心在千年之前的学者也来到了这座城市。斯文·赫定来了,并从这里出发,发现了千年前的古城丹丹乌里克,又考察了塔里木河和罗布泊的迁徙遗址。斯坦因也来了,顺着斯文·赫定的成果进一步发现了“希腊化的佛教艺术”犍陀罗的遗存,又发现了楼兰遗址……这一系列文物,从不同方向展示了这片土地在古代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在古代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随着古代的结束而结束,第二类却可以延伸到现代。西域发现的文物,大多属于第二类。它们像古代智者留下的一排排巨大的数学公式,证明着几个大空间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把这种必然联系打通的实际可能。因此,就在这些西域考古大发现之后,历史学家威尔斯作出判断:“直到今天我才开始明白,塔里木河流域比约旦河流域和莱茵河流域更为重要。”

正是这种判断,使得喀什城里那队哥萨克骑兵和那面英国国旗更加抖擞起来。两国的领事,都会殷勤地接待那些考古学家,希望他们为帝国的现代野心提供更多的古代理由。但是,从种种记录来看,那些考古学家对于两位领事除了感谢之外并不抱有太多的尊敬。他们毕竟深谙历史,比眼前披着外交套装的情报政客更知道轻重。第二天他们又来到了沙漠深处,只要见到一点点古代的痕迹就会急速地跪下双腿,用双手轻轻地扒挖,细细地拂拭。很久很久,还跪在那里。

如果仅仅从动作上看,考古学家,是在代表现代人跪身谢恩。

无言的大地,有多少地方值得我们跪身,又有多少地方需要我们谢恩。

想到这里,我决定给上海援疆团队作一次演讲。我在演讲中叙述了喀什在中华历史和中亚历史中的独特地位,然后说:“即便从学术的立场,我也要深深感谢大家为新疆所做的一切。但是,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不能老是想着上海在支援新疆。请记住,当西域和喀什让世界文明血脉畅通的年代,上海还是海边荒滩。也就是说,没有西域和喀什,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亚洲、今天的世界。当然,更不会有今天的上海。”

由此联想到,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我到重灾区都江堰捐建三个学生图书馆,去的次数很多,有一次被上海前去救援的志愿者们发现了,要我为他们作演讲,我也说了类似的话。在那个挥汗如雨的大工棚里我说:“都江堰两千多年来灌溉的,远不止是川西平原。我曾写文章证明,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受到过它的滋养。现在,滋养百代的老祖宗突然受惊,我们赶过来侍奉梳洗,哪里说得上援助?”

中华文明有一个好处,就是永远保持着生生不息的循环记忆。在中国人的心中,哪一条古代的大路都不会成为彻底的荒路,哪一种古代的灿烂都不会熄灭得无影无踪。正是时间和空间的大幅度回馈、反刍和互济,使这个文明成为人类所有古文明中未曾中断和湮灭的唯一者。更何况,我们前面说了,西域和喀什的大地上留下的一排排巨大的数学公式,永恒地证明着通向不同空间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因此,今天在那里的种种努力,不完全是为了古代,更是为了未来。

时代已经开始证明,亚洲不会像前两个世纪那么喑哑。亚洲腹地的风景,也将重新向世人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