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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之书》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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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让我们简单扫描一下中华文化的生存状态。

地球,这个在银河系中几乎找也找不到的小颗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陆地。在一块块陆地中,最大的一块是欧亚陆地。在这块陆地东边,有一个山隔海围的所在,那就是中国。

中国这地方,东部是大海,西北部是沙漠,从西到西南,则是高原。光这么说还显得平常,因此,必须立即说明,大海是太平洋,沙漠不止一个都很大,而高原则是世界屋脊。那就是说,这是一片被严严实实“封”住了的土地。

在古代,那样的海是无法横渡的,那样的山是没人攀越的,那样的沙漠是难于穿行的。结果,这地方就产生了一种“隔绝机制”。幸亏,它地盘不小,有很多山,很多河,很多平原,很多沼泽。人们安于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织,春种秋收,这就是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这种生存状态又被说成“靠天吃饭”。一个“天”字,就包括了气温、气候、降水量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自然灾害。

“天”怎么样?从中国最近的五千年来说,开头一直温暖,延续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战国回暖,秦汉也比较暖。三国渐冷,西晋、东晋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后期降温,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两代,都比较冷,直到民国,温度上去一点,也不多。

气候的温度,或多或少也变成了历史的温度。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蓝勇著)上找到一幅气温变化曲线图,据注释,此图采自于《中国文化地理》(王会昌著)。这幅曲线图把气温和朝代连在一起,让人联想起一次次无奈迁徙,一次次草衰风狂,一次一次生态战争,一次次荒野开拓,一次次炊烟新起……我对着这幅曲线图,看了很久很久。

我相信,不管说大说小,生态原因都是历史的第一手指。即便从最小的角度看,那一些著名战争的胜败,其实都与历史学家所强调的将士多寡、君主贤愚、帷幄谋略关系不大。根据传说资料,黄帝能够战胜蚩尤,主要是气候原因。说近一点,诸葛亮的最大亮点,便是“借东风”,由预测气候而决定了赤壁之战的胜负。成吉思汗纵横天下,他的谋士耶律楚材也是凭着准确的气候预测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后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为海上台风。

孟子英明,把成败因素分为“天时”、“地利”、“人和”三项。这就打破了人类封闭的自足系统,重新仰赖于天地的力量。但是,囿于视野极限,他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轻重模式。其实,更宏观的结论应该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人太渺小,怎么强得过天地?

是天地,给了我们生存基座,因此也给了我们文化基座。

在严严实实的封闭结构中,中华文化拥有三条最大的天地之线,那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经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条线是黄河;第二条线是长江;第三条线比较复杂,在前两条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也就是区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线。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对这三条天地之线的漫长踩踏。

黄河,我几乎从源头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现在的入海口是山东东营,以前的入海口变化很多,本想一一寻访故河道遗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黄河流域,我找到了黄帝轩辕氏的出生地,并应邀担任了“黄帝国际学术论坛”的主席很多年。我猜测了黄帝、炎帝、蚩尤决战的疆场,然后又在殷墟盘桓了很长时间。当然,花时间最多的是在黄河流域寻找先秦诸子的足迹,并把他们与同龄的印度、希腊、波斯的哲人们进行对比。为了对比,我甚至历险万里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们生存过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态原因。黄河使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达到的思维高度。

由于气候变化,从那个寒冷的西晋时期开始,中华文化随着仓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迁移,向长江迁移。迁移是被迫的、艰难的,但这是天地的指点,不能违逆。

长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与黄河相比,它似乎对宇宙空间有更多的惊惧,更多的疑问,更多的祭拜。于是,从上游三星堆以仿佛外星人的神秘魔力所铸就的青铜的诗,到下游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凿的白玉的诗,最后都集中到三峡险峻处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系列“天问”。屈原在问,长江在问,人类在问。大问者,便是大诗人。自宋代之后,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已从黄河流域转到了长江流域。中心难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气象渐成,一批推进历史的人物便从珠江边站起。

我要着重说说第三条线,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这条线,让“天”和“地”密切呼应起来。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种植农作物;低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适合游牧。

有趣的是,这条降雨量的界线,与万里长城多方重叠。可见,万里长城的功用是区分两种文明,让农耕文明不受游牧文明的侵犯。因此,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画下的一条界线。这样一来,中华文明的三条天地之线,也就成了黄河、长江、长城。

从长城内侧的农耕文明来看,侵犯总是坏事;但是,从长城外侧的游牧文明来看,用马蹄开拓空间,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应该受到阻拦。于是有战争,于是有长城,于是有一系列奇特的历史。

干燥和湿润发生了摩擦,寒冷和温暖拔出了刀戟,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场和庄稼展开了拉锯……

冲突是另一种交融。长城内外的冲突和交融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其重要,远远超过看起来很重要的邦国争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写得最多的,也恰恰是这些地带。

例如,我反复考察了鲜卑族入关后建立的北魏,发现它不仅保护了汉文化,而且让汉文化具有了马背上的雄风,与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结合,气象大振,使中国终于走向了大唐;我还反复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热河行宫,发现它不仅年年让统治集团重温自己的起步生态,而且还让各种生态友善组合,避免冲突;我又考察了敢于穿越长城北漠、沟通千里商贸的晋商故地,明白了中国本来有可能通过空间突破而获得财富,提升生态……我的这些考察所写成的文章,都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基于对长城内外异态文明的兴趣,我渐渐对一切异态文明都产生了向往。只要有机会就会一次次赶去,考察它们的对峙和结亲,并追踪后果。为此,我的孤单的足迹,遍布了云南、广西、贵州、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以及我非常喜爱的新疆。按照传统汉族学者的说法,那是边缘地带、边外地带,甚至干脆说是“无文地带”。他们错了,因为最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产生于异态对接之中。小文在他们身边,大文在远方旷野。

我的生命起点,出现在长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础,倚重于黄河流域。过了很久才发现,我的远年故乡,应该在甘肃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外侧。这一来,这三条天地之线,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线。

恍然大悟,原来从祖辈开始,就是一队生态流浪者。我怎么会那么决绝地辞职远行到甘肃高原,以“文化苦旅”来延续生态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