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王符、仲长统)
◆王充传,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搬迁到这里。
王充少时死了父亲,同乡称赞他很孝顺。后来他到京城,在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做老师。他博览群书而不拘泥于章句。他家里贫穷没有书籍,常常到洛陽书店里翻阅那些出卖的书,看过一遍就能记诵下来。于是他就通晓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后来,他回到家乡,隐居下来教书。在州郡担任过功曹,因为多次劝谏长官,意见不合离去。王充喜欢发表议论,乍听起来好像很怪异,仔细想想却有道理,有根据。他以为那些见识浅薄的儒生死守住书本上的章句,失掉了书中的精髓和真谛。于是闭门深思,谢绝那些贺喜吊丧的应酬。家中的门上、窗户上、墙壁上都放着刀和笔,撰写了《论衡》八十五篇,共二十多万字,解释了物类的异同,匡正了当时人对某些事物的疑惑。刺史董勤征召为从事,后又调任治中。他自己辞去职务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朝廷,推荐王充的才学,肃宗特意下诏公车府征召他,他因病没有成行。他将近七十岁的时候,记忆衰退。精力耗损,写了《养性书》十六篇,论述节制嗜欲,保养精神,自守心志的道理。
永元年间,他病死于家中。
◆王符传,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年少时好学,有志气操守,和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是好朋友。安定的风习是瞧不起小老婆生的孩子,而王符没有外家,所以乡里瞧不起他。自从和帝、安帝之后,当时盛行流动做官,有权势的人互相推荐,可是王符却耿直不和世俗相同,因此不能做官。而内心很不舒坦,于是隐居在家著书三十余篇,来讽刺当时政治的得失,不让自己的名姓被人家知道,所以书名叫《潜夫论》。书中指责当时的毛病,议论风俗人情,从中足可看出当时的政治风尚。这里选出其中五篇于后:一、《贵忠篇》帝王最尊敬的是上天,上天最慈爱的是人。现在人臣受君王的重托,治理上天所爱的百姓,怎么能不让他们平安而顺利地得到养育和救济呢?因此君子在职位时就应想到如何利人,在上面的就应想到如何引进贤人,所以居上位而下面不怨恨,位在前列而后面的不会违迕。《书经》上讲的“天工可用人力来代替”,就是这个意思。君王取法天上星宿的排列而建立大大小小的官制,所以明主不敢因偏私而随便授官,忠臣也不敢虚心假意地接受官职。偷人家的钱财还叫作强盗,何况偷天官来谋一己的私利呢!犯了罪,一定受惩罚,何况犯了天条,能够不承认罪过吗?唐、虞、夏、商、周五代之臣,用正道侍奉国君,恩泽达到草木,仁慈遍及全国土地,所以他们的福祚流传很广,本支百代历久不衰。末代的臣子,用谄媚的态度讨好国君,不想到如何顺从天意,专靠杀伐来压迫百姓。像白起、蒙恬,秦朝认为他们功劳很大,上天却认为他们是杀人的魔鬼;息夫、董贤,君主认为是忠臣,上天却认为是盗贼。
《易经》上说过:“道德很差而居高位,智力很小而想干大事,这就少有成功的了。”因此,品德不相称,灾祸必严酷;能力不相称,灾殃必扩大。那些窃官位的人,老天爷早就夺去了他照自己的镜子。即使有敏锐的观察力,行仁义的志向,一旦有钱有势了,就背离亲属抛弃故旧,失掉了本心,疏远骨肉之亲而接近宠幸的小人,对亲友很淡薄,对犬马却很优厚,宁可让千万贯钱串子发霉而不肯借一文钱给别人,明明知道粮食在仓库霉烂而不肯借贷给别人一斗,因此骨肉之亲在家中埋怨,老百姓在路上咒骂。前人已经失败,后面的人仍照老路走,真可叫人叹息呀!看看前朝那些贵人治国之用心,与对待婴儿有什么区别?婴儿有常见病,贵臣有常见错误,父母有常见过失,人君有常见过错。婴儿的常见病,是吃得过多,消化不良;贵臣常见的错误,是宠信不当的人,婴儿哺乳过多容易发生疾病,富贵过盛容易产生骄傲。爱儿子变为害儿子,骄宠臣子而让他们走向灭亡的,不止一两人。惩罚的极刑,竟有仆死在深牢之内,有的杀了头挂在都市示众,这难道不是对上天没有功,对百姓却有害吗?那些鸟把山当作矮墙而在上面作窝,,鱼儿认为泉浅而把它作为自己的窝穴,最后得到的却是钓钩。贵戚希望住宅吉利而取一个美名,想让其门坚固而用铁作枢纽,最后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禁忌太少而门枢朽了,而是由于财货太多产生骄傲僭越的缘故。如果不上顺天心,下养百姓,而想使点小聪明,假借君王的威信,得罪天地,欺骗神明。这等于伏在累卵之上,而想得到泰山般的安稳;走在朝露附桐叶般的人生路上,而想立功百世,难道不糊涂吧!难道不糊涂吗!二、《浮侈篇》国王把四海当作自己的家,亿万人民当作自己的儿子。如果每个农民不种田,天下人一定挨饿;每个妇女不织布,天下人一定受冻。现在的风俗是丢失农业这个根本,都去做生意买卖,牛马车辆,塞满道路,游手好闲和投机取巧的,都邑到处都是,从事农桑的人少了,吃闲饭的多了。
《诗经》上说“:商的都城非常整齐,居于四方的中心。”现在看到洛陽,做买卖的十倍于农夫,弄虚作假、游手好闲的十倍于做买卖的人。这就是一个农民种田,供百人吃饭,一个妇女织布,供百人穿衣,一个人的劳动供百个人的享受,谁能供养得起!天下百郡千县,万数市邑,都像这样。本来不能相供应,那么百姓怎得不忍饥挨冻?饥寒交迫,老百姓怎能不干越轨的事?犯罪的人增多,官吏怎能不用严酷的刑罚?严刑峻罚加身,老百姓怎能不怨天恨地?愁怨的人多了,那么过错惩罚都来了。老百姓生活无着落,加上老天爷降灾,那么国家就危险了。贫困是由于富足时不节约,懦弱是由于强大时不谦虚,祸乱是由于太平时不修德,危险是由于平安时不谨慎。所以贤明之君对待百姓,常常担心他们的疾苦,慰劳他们的艰辛,并且加强教育,小心谨慎,防患未然,断绝邪恶的根源。因此,《易经》赞美以制度规定节约,不耗费人民的财产,不侵害人民的利益。
《诗经》的《七月》篇,大至耕田种桑,小至冬天绞麻绳,一一进行教育,自春到冬,终而复始。由此看来,人本来就不可放恣哩。现在人们穿衣讲求奢华,饮食讲求高贵,为了满足口舌的享受而讲究烹饪。有人合谋干坏事;有的从事游戏与赌博;壮年人不扶犁耕田,而挟着弹丸打鸟,携手上山游玩;有的取土作丸卖假药,这些人对外不能抵御敌寇,对内不能停止鼠窃雀偷。有的人作泥车瓦狗等玩具,欺骗小孩,这都是毫无益处的事。《诗经》曾经讽刺有些女人“不绩麻,到市上去歌舞玩耍”,现在有些妇女连饭也不做,不养蚕织布,而去学巫婆,装神弄鬼,欺骗老百姓,使无知妇女上当受骗。老弱病残的人家,有人生病,心里着急,特别害怕。可巫婆们却要他们离家外出,躲在崎岖的山路,染受风寒,被坏人利用,被盗贼钻了空子。有的病情加重,直至死去。却不知这是被巫婆所骗,反而后悔敬神太晚了,这就是妖妄特别厉害的情况。有的人把好绸子剪破,写上一些祝辞;有的用花言巧语,求神降福;有的耗费金纟采,裁成方寸小块;有的截断长线,缠在手腕之上;有的裁剪锦绸,缝成长幡。都是无故浪费材料,花去不少功夫,变牢固为虚假,把容易变繁难,吃了好的粮食,虚度大好时光。山林不能被野火烧光,江海不能把漏杯塞满,都是应该禁止的。从前孝文皇帝亲自穿着黑色的缯布,用皮革做鞋和带,生活十分俭朴。可是现在京师的贵戚,衣服饮食,车马住房,奢侈超过侯王,本来太过分了。就是他们的车夫、马夫,奴仆姬妾,都是穿花绸子,高级衣料,葛布贡布,应有尽有。用具服饰有犀角象牙,珍珠、宝石,琥珀玳瑁,文采石山,金银首饰,极尽华丽,互相炫耀。他们嫁女娶媳,车辆绵延数里,红色车衣遮满道路,奴仆们骑马驾车,并排行进。有钱的总想赛过别人,无钱的总觉不如人家,一餐酒席的费用,破费终身的家业。古时必有王命诰封才能穿绸缎、乘车马,现在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应使老百姓大略按孝文帝时的制度行事才好。古之葬礼,铺上厚厚的柴草,埋在野外,不封土,不种树,丧期也无定数。后代圣人改用棺材,用桐木作棺,用葛纟采封口,下面不沾黄泉,上面不泄露臭气。中世以后,改用楸梓槐柏木屯樗这类的木材,因各地土质,选用不同的胶漆,使它坚固可靠,耐用罢了。现在京师贵戚,必用江南出产的木需梓豫樟等木材,边远地方,争相仿效。
至于木需梓豫樟,产地很远,从高山上砍下,从深谷中运出,经过海河,转向黄河洛水,工匠加工,连年累月,必须许多劳动力才能搬动,许多牛拉才能运走,重所千斤,需万夫,而东到乐浪西达敦煌,费力伤农,经过万里之远。古时只修丰墓,不筑坟堆,中世虽筑坟堆但不垒得很高。孔子的母亲死了,冢高四尺,碰上大雨就垮了,孔子的学生请求把它修复一下,孔子哭着说:“古时候是不修墓的。”后来孔子的儿子伯鲤死了,只有内棺,没有外木郭。汉文帝葬在芷陰,明帝葬在洛南,都不用珠宝殉葬,不堆起山陵,墓虽低下而德行最高。现在京师贵戚,郡豪富之家,父母在世时不怎么孝敬,死后却大办丧事。有的用金缕玉匣殉葬,棺木必用木需梓木便相,埋葬许多珍珠宝贝、偶人车马,造起大坟,广种松柏,还盖有庐舍祠堂,父葬在南城,也不能说曾子不孝。他们认为尊君爱父,不在于花钱越多越好,扬名显亲,也不在乎多用车马作排场。从前晋灵公多征赋税来修饰围墙,《春秋》评他不是好君主,宋华元、乐举厚葬宋文公,君子认为他们不算好臣子。何况一般官吏和士群众,竟敢僭越主上,超过国家规定吗?三、《实贡篇》国有贤臣就兴旺,用了谄谀之臣就衰败;君主有了忠臣就安定,用了佞臣就危险。这是古今的定论,也是大家所公认的道理。然而哀国危君,接连不断,难道当时没有忠信正直的人吗?的确是苦于正道行不通的缘故啊。十步的范围,一定有茂草;十户人家,一定有忠信的人。商朝那么乱还有三位贤人(箕子、微子和比干),卫国那么小,还有许多君子(蘧瑗、史狗、吏鱼酋、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等)。现在大汉广大的土地上,士民多而富足,朝廷政治清明,上下又能谐和一致,但官中没有好的官,在位的良臣不多。
这难道是这时没有贤人?想必是使用不当吧。那些愿行正道的人用得很少,同流合污的却用得很多,因此,朋党成群,互相营私,背离朴实,趋向华丽。选拔人才时,不重视其实干的本领,衡量其才行,只是虚张声势,乱加溢美之词。粗略估计,每年将近两百人得到提拔。看看他们的履历,个个品德像颜回、冉有,详细考察其才能,很少达到中等人才的标准,都是只务升官、互相推举。选士本应重在才干,不必求全责备。所以孔门四友(颜回、子贡、子师、子由)虽各有长处,但不是每人都很完美。商朝三仁(箕子、微子、比干)同在一朝,但治国的大事并不十分理想。辅助汉高祖得天下的臣子来自亡秦;光武帝用了很多人才,不少是从王莽那里来的。何况太平之时,能说没有人才吗?明君的号令好比声音,忠臣的响应就像回声。声波的长短,声音的大小,轻重快慢,一定要互相呼应。何况治玉要用石头,洗金要用盐水,洗绸子要用鱼,漂白布要用灰。一般事物本来就有用贱的治理贵的,用丑的变为美的。聪明的人能够弃短取长,收到功效。现在选拔人才,一定要严加考核其实绩,有小毛病的,不必勉强掩盖其过失,他们一进一退,一默一语,各有自己的方式,那么萧何、曹参、周勃、韩信这类文臣武将,哪能不会到来;吴、邓、梁、窦等类人才,踮起脚跟就可看到。
孔子说过“:没有好好思量,如果思量了,有什么遥远呢?”四、《爱日篇》国之能成为国,因为有老百姓。民之能成为民,因为能生产谷物。谷物能够丰收,因为有人民在劳动。农业能够建成,因为有时间和劳力。太平国家的日子过得舒适而漫长,所以百姓悠闲而劳力有剩余;混乱国家的日子过得急促而短暂,所以百姓困倦而劳力不足。日子过得舒而长,并不是说太陽走得慢些,而是由于君主英明、百姓安静而劳力有多哩。日子过得短促,不是说历书上的分度减少了,而是上面昏聩、下面紊乱而疲于奔命,总觉劳动不足哩。孔子说过:“人口多了就应使他们富足,已经富足了就应加强教育。”因此,礼义来源于富足,盗贼来自于贫穷;富足来源于时日宽暇,贫穷来源于谋生无日。圣人深深懂得劳力是人民谋生的根本,国家的基础。所以务必减少百姓的差役,使他们爱惜时日,不违农时。因此尧帝命令太陽之神羲和,敬重上天,给百姓充足的时间。汉明帝时,国家曾一度规定用月朔为正的“反支月”不受理百姓的投诉,皇帝听了很感奇怪,便说:“百姓放弃劳动时间,不远万里来朝廷,如果再加限制不许接见,难道是治理国家的本意吗!”于是废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现在含冤的百姓仰望申诉可是官吏们却难见如神,百姓耽搁劳动时间而到官府告状的,路上络绎不绝,不到太陽偏西不得通报,不是高兴的时候不接见。有的连续几天,甚至十天半月,才能见到官吏;有的请求邻里,送粮食才能答话。农时耽误过多,天下难道不受饥饿吗?孔子说“:听官司我和别人差不多。”从他这话看,有中等才能以上的人,就能够评议谁是谁非,乡里亭部小吏,也有会断案的,可是多半出现判断不公,使人受冤枉,这是有缘故的。
凡自以为道理充足的一方总是认为得理走天下,决不随便屈服,而道理欠缺的一方就采取巴结行贿的办法。不屈服的一方对官吏不给好处,行贿的一方所以得到官吏徇情枉法。如果事情有反覆,官吏应该有罪责,官吏因为有罪责,不能不在上弄权枉法。老百姓是弱而小的一方,而控告豪强的官吏,势力悬殊能不败诉吗?县官相信定吏的话,所以判案只能维持原判。如果事有反覆,县长应有罪责,县长因为有罪,而推到上级郡那里。一方是老百姓,而对方是县吏,这种官司打下去,老百姓能够胜诉吗?事有反覆,郡也有罪,郡因为有罪,而上诉到了州。老百姓和郡打官司,还有获胜的希望吗?州官不肯受理,所以百姓只得远到公府里来。公府不能详细审理,于是拖延时间。贫弱的百姓拖不到十天,强富的可以拖到千日。这样打官司,有什么冤案能够清理呢?正义之士怀着满腔怒火而得不到伸冤,狡猾的官吏搞歪门邪道而逃避罪罚,这就是老百姓之所以受压迫,而天下越来越困穷的缘故。除了上天感痛降灾之外,只要看看人为的灾难就可知道。从三府州郡,到郡县司法的官吏,以及打官司的百姓,受官司的牵连,另相检举、找证人对簿公堂的,每天大约有十万人。一个人有事,两个人参谋,这就等于每天有三十万人耽搁农业劳动时间了。用中等农民作标准算一下,就每年有三百万人要挨饿了。这样一来,盗贼怎么会消灭,太平日子从哪里来呢?《诗经》上说:“不要回顾混乱,哪个没有父母?”老百姓生活的条件不足,君王怎能得到富足?能不值得深思吗?能不引起深思吗?五、《述赦篇》医生替人治病,必须知道病人脉搏的虚实,气结在何处,然后才能处方,所以病可治好,还能长寿。治理国家的人,必须先知道百姓的疾苦,祸乱的根源在何处,然后采取措施,所以坏人坏事才可制止,国家才能安定。现在害百姓最苦的没有比连续用钱赎罪而获得赦免的了。
赦免赎罪的次数多,那么恶人得势,好人遭殃。怎么证明呢?谨慎小心的人,不会犯错误,又有正派的官吏,不怕强暴的人,可是成群的奸猾之徒竟敢乱加诬蔑,就因为他们知道反正不久即可获得赦免的缘故。好心正直的人,被人侵怨而能到朝廷申冤的,一万人中没有几个;几个人中间得到官吏过问的,一百人中不过一人;经过尚书审问而遣他空手回去的,又有十分之六七。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已经触犯法律,被害的人家希望按罪重判,解除心头之恨,可反而一概得到赦免释放,让恶人趾高气扬;有些惯盗竟穿着好衣服从门前扬长而过,孝顺的人看见仇人不敢声讨,被盗者看见赃物而不敢取回,痛苦哪有比这更厉害的呢!培养杂草的使庄稼受损失,包庇坏人的使百姓受害。《书经》上说“:周文王严格执法对坏人从不赦免。”先王制定刑法,不是喜欢让人受皮肉之苦,使人短命;而是在于惩罚坏人,为民除害。所以经书上说:“上天命令有德之人,获得五服五章的奖励;上天讨伐有罪之人,采用五种不同的刑罚。”《诗经》讽刺执法不公的人道“:这个应该判罪,你反而替他开脱。”古时只有开始受天命为君的人,在天下大乱之后,违法乱纪者太多,一时难得一一追究,所以不得不采取一次大赦,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使广大百姓得到安居,来促成天下大治。绝不是对坏人姑息养奸,更不是放纵坏人。那些性恶之人,是一班豺狼,即使得到宽宥赦免,始终没有改悔之心。有些人早上解除镣铐,晚上又被抓回来,虽有严明的官吏,也不能使他们洗手不干。为什么呢?凡是敢做大坏事的人,一定有过人的能耐,而能讨好上级。例如多塞一些不义之财,多说一些讨好人家的话,来使对方软化,如果没有第五伦那样廉洁正直,谁不顾及钱财呢?有些人常议论说“:长久不赦罪就会使坏人猖獗而官吏制止不住,应该多方开导来瓦解他们。”这是不懂得政乱的根本来源,不明白祸福的起因呢。后来度辽将军皇甫规解除官职回到安定,同乡人有用货财买到雁门太守的人,也离职回家,用名片去进见皇甫规。皇甫规躺着睡觉不出来迎接,那人已经进门后,便问道:“你以前在郡守任里吃雁肉,味道不错吧!”不久,又有人报告王符在门口求见。皇甫规素来听到王符的声名,于是连忙起床,衣服的带子尚未系好,趿着鞋子出来迎接,握着王符的手进屋,和他坐在一起,极为欢快。
当时人便这样说道:“二千石的府尹,抵不上一介布衣之士。”就是说书生道德品质之高贵。王符终于没有做官,老死在家里。
◆仲长统,传仲长统字公理,山陽高平人。少年时好学,广泛涉猎书籍,长于文辞。年二十余,游学于青州、徐州、并州、冀州之间,与交友的多数认为他异于常人。并州刺史高干,袁绍的外侄,素来贵而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人多归附他。仲长统经过高干那里,高干很好地招待他,问以当时的大事。长统对高干说“:君有雄志而没有雄才,好结交士子但不能选择人才,所以替君担忧,请深以为戒。”高干常觉自己不错,不采纳他的话,长统就离开了。不多时,高干以并州背叛,卒至失败。并州冀州之士都因此而异其有知人之明。仲长统性倜傥,敢于直言,不计较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有的称他为狂生。每逢州郡命召,常称病不去。常认为凡游说帝王的人,想立身扬名罢了,可是名不常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想建房子住在清旷之地,以悦其志。他的论调是“:假使居住有良田广宅,背山面水,沟池环绕,竹木四布,场圃在前,果园在后。舟车可以代步涉之劳,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食,妻子没有苦身之劳累。好朋友到来,有酒肴招待,节日盛会,杀猪宰羊以奉之。在畦苑散步,在平林游玩,在清水之滨濯足,乘凉风习习,钓钓鱼,射射鸟。在舞雩之下讽咏,在高堂之上吟哦。在闺房养神,想老子之玄虚,呼吸新鲜空气,求至人之仿佛。与少数知己,论道讲书,俯仰天地之间,评点人物之是非。弹《南风》之琴,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难,永保性命之期。这样,就可以升在霄汉之上,出乎宇宙之外了。难道还羡慕入帝王之门么!”又作诗二篇,以表现其志向。
诗说:“飞鸟留遗迹,鸣蝉蜕躯壳。
腾蛇弃鳞甲,神龙丧头角。
至人能变化,达士贵脱俗。
乘云无鞍辔,骋风不知足。
垂露成帐帷,张霄成巾幄。
沆瀣当晚餐,九陽代蜡烛。
恒星艳如珠,朝霞润如玉。
六合任我游,恣心之所欲。
人事均可遗,何必为局促。”
“大道虽平坦,见几者实寡。
任意无是非,适物无不可。
古来绕绕弯,委曲实繁琐。
百虑又何为,至要还在我。
寄愁于上天,埋忧在地下。
叛散在《五经》,天弃《风》与《雅》。
百家太杂碎,请用一把火。
抗志在山栖,游心于海左。
元气变为舟,微风可为舵。
敖翔在太清,纵意在容冶。”尚书令荀..听到仲长统的大名,很觉奇怪,举他作尚书郎。后来参与丞相曹操军事。每论说古今及当时风俗行事,常发愤叹息。因著论名叫《昌言》,共三十四篇,十多万字。献帝逊位那年,仲长统死去,时年四十一岁。